故宫艺术史：初民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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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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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祝勇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59659
出版时间2022-08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88元
货号31516318
上书时间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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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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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勇，作家、纪录片导演，艺术学博士，祖籍菏泽，1968年出生于沈阳，现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主要作品有《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等数十部著作。“祝勇故宫系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任《苏东坡》等十余部大型纪录片总编剧，获金鹰奖、星光奖等多种影视奖项。任国务院新闻办、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该片入选“新中国七十年纪录片百部典藏作品”。
目录
总 序
年 表
第一章 源远流长
第一节 没有开始的开始
第二节 考古学与艺术史
第二章 岁月山河
第一节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空间框架
第二节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时间框架
第三章 神话时代
第一节 神在人间的时光
第二节 疑古与信古，纸上与地下
第三节 大泽龙蛇
第四节 箭垛式人物
第四章 彩陶之纹
第一节 掬水月在手
第二节 鱼的指向性
第三节 地神象征物
第四节 植物的繁殖过程
第五章 彩陶之用
第一节 耒耜的痕迹
第二节 人间的第一碗米饭
第三节 “淘气”的陶器
第四节 守口如瓶
第五节 非人间特质
第六章 彩陶哲学
第一节 器与道
第二节 灭与生
第三节 时间之圆
第七章 消失之谜
第一节 洪水之殇
第二节 青铜之始
结 语 盛开着鲜花的文化
后 记
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封面、版权页、条形码：内容介绍：故宫学者祝勇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为依托，在那些零零散散的文物之间寻找线索，去构建中华民族的艺术史，去梳理总结我们祖先对美的探寻，去把握我们民族的精神流向。
这是一部有学术性的书，但不是一部拒人千里的学术书，这是一本“写给大家”的中国艺术史，亲切，温暖，真实，让更多的中国人，跟随着故宫博物院里的文物，一起去回溯我们民族的艺术旅程。
全书收录故宫及海内外博物馆近百幅高清详图，使用100g全木浆纸全彩印刷，精装壳封采用雅丝纹纸辅之以烫金工艺，精装外封采用雅丝纹纸辅之以高精度印刷工艺，封面背面复刻千古名画《豳风图》细部，做工精良。书籍本身，既是美物。
本书是一部由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串连起来的中国艺术史，或者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文物，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宏大、浩瀚、可视的中国艺术史。
无论从横向上，还是纵向上，故宫文物都建构起中华文明的宏大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未曾断流的物质证据。
透过这些文物，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古人造物之精美，更可体味古人生活之细致讲究，只有回到当时的场景中，通过人们的使用流程，在举手投足间，才能真正体会中包含其中的美。这些造物让我们意识到，美，不是孤悬于生活、生命之外的事物，博物馆里陈列的文物，许多曾与人们生命的需求紧密相连，是对生活的美化、是情感的表达、对生命的提升，透露出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祝勇
精彩内容
万物皆有始，所有的历史，都要从开头讲起。但历史叙述的困难，恰恰在于我们很难确定它的缘始。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不确定，就是历史是怎样开始的。我们既不知道宇宙的空间起点，也不知道历史的时间起点。时间是否真的有一个开始？我们的艺术史，是否也有一个明确、唯一的起点，让我们的祖先，从此开启了美的历程？我们说，中华文明与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那个很远的“源”，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似乎不只是史学可以回答的问题，而是哲学应该回答的问题。在古代中国，文史哲不分家，史学和哲学的关系尤为紧密。有人说，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这三个问题是哲学的重要命题，早在战国时代，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在长诗《天问》里，就写下了这样的发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天问》里，总共包含了多少个问题。《天问》，就是由问题组成的长诗。屈原这个诗人，简直就是一个“问题青年”。但《天问》之问，是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的——邃远的古代历史，是谁传递下来的？天地没有形成以前的状态，如何能考察清楚？宇宙明暗混沌的时代，谁能探究明白？元气充盈的虚拟之象，通过什么才能把握？诗人试图通过这些提问去探索世界的本源，《天问》一诗，是一首关于历史、关于哲学的诗，一首哲学性的史诗，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但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像屈原这样杰出的诗人也束手无策。无论多么伟大的诗人，多么渊博的学者，放在历史、宇宙的尺度上，也只是一粒微小的尘埃，风吹即逝，只有天地、宇宙、岁月永恒。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更像是一个悖论。我们存在于时间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已经过去的事情，我们无法亲身体验。我们的经验、记忆、目光，都无法触及历史的神秘开端，而史学（包括艺术史）的使命，恰恰是与时间对抗，去探寻有关过去的真实消息。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不断向过去发问。北京大学教授罗新先生说：“历史是人类精神的基本构造，是人类的思维形式，离开了历史就不会有人类的思维。”我们的思想、观念，都是经过历史的累积，一点一点地生成的。我们的思维、情感，甚至行为方式，也都是在历史中逐渐沉淀的。在中国人的心中，历史被认为是与真理相关的事物。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见“道”之珍贵，求索之艰难。“道”，是一条难以抵达的道路，它包含了世界的本源和运行的真理。
天地间不可解的秘密，上古的先民们都交给了神话。所以，《山海经》里，记录了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伏羲创八卦文字，为没有开始的历史，赋予了一个开始，也为中国的艺术史提供了一个源头。中国艺术史的书写，历来围绕考古展开，但神话无疑是艺术史的一个重要推手，因为越是模糊的过去，越能够刺激人的想象，越让人产生神秘感。没有了想象力与神秘感，也就没有了艺术。
我的朋友张锐锋说：“历史不会成为不曾存在的过去，它在许多地方秘密地留下自己的刻痕。”神话，就是这样的刻痕之一。因此，破译神话的秘密（包括《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古代神话的文献），也成为我们探索艺术起源的途径之一。神话看上去荒诞不经，但它们并不是唯心的。并非所有荒诞的想象都能成为神话，神话是经过筛选、经过沉淀的。它们之所以跨越万年光阴依然清晰如初，其中一定包含着某些必然的因素——神话里浸透着中国人的世界观、生命观。对此，我在第三章《神话时代》中还要详说。迈克尔·苏立文先生在《中国艺术史》第一章写道：“一个民族的起源传说往往暗示在他们看来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故事（指盘古开天——引者注）也不例外，它表达了中国人一个亘古的观点：人不是创造的终极成就，人在世间万物的规则中只占据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位置。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历史记忆。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形式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以及人类的恭顺回应。”还有一部分历史潜藏在文物里。文物是已逝时光的证物，是过去留给未来的信物。文物代表着那些未被时光淹没的部分，就像河水里的石头，引领我们逆水而行。当然我们不可能通过那些文物真正寻找到历史的源头，却可以无限地趋近。当然，所谓的历史源头（包括艺术史的起源），可能并不是一个点，而是混沌一片，一个巨大、模糊的存在，像天地未开以前的宇宙。所谓的起源，是由许多个散乱的点组成的。有无数个这样的点等待着艺术史的认领，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起源，但在起源之前，还有起源，正如在结局之后，还会有结局。
我们目光能够抵达的最远距离，是石器时代。曾有历史学家认为，在石器时代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木器时代，但长期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的陈淳先生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第一，史前期不可能存在一个人类只知生产木器而不知生产石器的发展阶段，生产木器时必须用比它坚硬的石器进行加工；第二，木头质地较软，用途有限，特别是无法从事诸如砍、切、刮、刨、钻等重要的加工功能。因此，木器时代是没有实用意义的一种概念。”关于人类早期文明，西方学者一般分为四个时代，即“石器时代”（包括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钱穆先生对于这四个时代的划分十分简明扼要：“以石为兵”的时代，就是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明发展阶段，从距今约300万年前开始，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止。
“以玉为兵”的时代，就是新石器时代（Neolithic），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大约从1万多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
“以铜为兵”的时代，就是铜器时代（青铜时代，EarlyBronzeAge），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范围大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初年。
“以铁为兵”的时代，就是铁器时代（IronAge），是继青铜时代之后的又一个时代，它以能够冶铁和制造铁器为标志，世界上出土的最古老冶炼铁器是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北部赫梯先民墓葬中出土的铜柄铁刃匕首，生产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距今已4500年。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冶炼铁器是甘肃省临潭县磨沟寺洼文化墓葬出土的两块铁条，生产年代为公元前1510年至公元前1310年。最早冶炼铁的记录由公元前800年的虢国玉柄铁剑保持，这支铁剑，被称为“中华第一剑”，是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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