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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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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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汪向荣
出版社商务
ISBN9787100102568
出版时间2014-10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45元
货号3060938
上书时间202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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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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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向荣（1920—2006年），上海青浦县人，早年求学于日本京都大学，攻读东洋史。1978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著有《中日交涉年表》、《邪马台国》、《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等著作十余种。
目录
商务版序（徐建新）
修订版序
前言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
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关系
汉译西洋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
日本教习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怎样变？
留学——培养变革人才
“清国保全论”
从遣送留学生到聘请教习
日本教习的开始和分布
日本教习的实况
中国人对日本教习的反应
日本教习的衰退
简单的总结
关于日本教习
中国的新教育和日本教习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过程
中国的新教育是怎样模仿日本的
日本教习的作用
师范教育建设中日本教习的作用
女学的兴起和日本教习
总结
中国的近代化和松本龟次郎
教育在变革中的地位
教育改革和游学政策
中国的近代化和留日学生
松本龟次郎和留日学生
热爱和理解中国的日本人
历史不会忘记
中岛裁之和东文学社
中岛裁之和东文学社设立经过
东文学社的组织和教学
失败的事业
《笔谈遗稿》
神户理事府
附录一 新见日本教习（武安隆）
附录二 遴选与聘请日本教习（武安隆）
内容摘要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向来是中国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方。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当时政府中的一些官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才认识到向西方，尤其是日本学习，进行改革的紧迫性。从1901年到1911年这11年间，清朝政府聘请了大批日籍教师充任中国新式学堂的教员。这些日籍教师在历史上被称为“日本教习”。汪向荣著的《日本教习》收入了汪向荣先生有关“日本教习”的研究性文章。这些文章不但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日本教习来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他们在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还论及一些回到日本之后的日本教习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积极贡献以及中日两国人民官方和非官方的交流活动，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
精彩内容
中日两国，无论在生活环境、社会组织乃至经济结构、风俗习惯上都极相类似，虽不全同，但所差不多。但是在文化传统上却迥然不同，中国向来有夸耀世界的文化地位，而日本却从古以来就在他国文化的营养中，建立自己文化的。所以尽管到十八九世纪，都处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锁国条件下，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却并不相同；有时，或者说竟完全相反。这种不同，就决定了两国在以后文化地位上逆转，它也是中国一蹶不振的根源。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除了有足以夸耀世界的优秀文化以外，在科学技术方面，火药、印刷、造纸和指南针也是首先由中国发明的。这个民族在长期闭关自守的情况下，对于外来民族、国家的态度，向来是以属邦、朝贡国对待的，从来没有重视过他们的文化。如有例外，也只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技艺方面有所特长，而并不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地位。因此，英国在鸦片战争中取得胜利，缔结《南京条约》时，特别要订明中英双方，应以平等地位相待；1856年英法联军和大清帝国开战得胜后，在1858年订立的《天津条约》中，也特订上不得称西欧人为蛮夷的条款。尽管这样，中国人心目中的优越感仍未稍减；因此近代西洋文化虽然很早就进入中国，但始终没有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也没有能影响或动摇中国固有的文化基础。
16世纪以来，西欧的传教士曾不断地引进、介绍西洋文化到中国；曾煞费苦心地研习汉语汉文，用汉文写出介绍西洋文化的书刊，想让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吸收一些新知识。然而除了钟表等一些中国所未见的“新异事物”因好奇而受到珍视以外，其他方面很少有人一顾，也根本没有接受的意思。
日本在近代化初期，大量翻刻的汉译西洋文化书籍，虽然是用汉文书写的，但绝大多数是由在中国的外国人写、译的，有的也有中国人参加，标明是合译或共著的，例如英医合信得清医之助而成《全体新论》，《四裔编年表》是美国林乐知和中国严良勋、李凤苞合编的，《星轺指南》也是丁韪良和清联芳、庆常合译的。表面上看，似乎是部分中国人已接受了西洋文化，而且还很深入，否则是不可能编、译这些较专门书刊的。但经仔细探讨，就知事实并不这样，这些书物的译、编实际上还出诸外国人之手，中国人的参加，以及所担任的工作不一定和深奥的专业知识有关，多数只是以汉文记录，或修润汉文，而不是从原文译成汉文。有的书籍在署名上，就写明由外国人口译，中国人笔受等字样。介绍西洋文化进中国的传教士，虽然在中国生活多年，通晓汉文汉语，但总免不了有和中国人不同的地方。为了使他们的工作能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不能不请中国人来记录或修饰，使成为真正的汉文作品，而不是似通不通的。因此说在这些汉译西洋文化书物中，中国人只居于辅助的地位，不是主动去翻译，而是被动，受外国人之托才做的，实际上大部分工作仍赖外人。
再看一下，这些不算少的汉译西洋文化书籍的出版，是不是应当时中国人的需要而出版、翻译的？不用说，在那时中国的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处于被统治地位，教育程度极低，有极大部分还是文盲，他们只知道墨守成规，不知其他，连中国固有的文化也不感到有什么需要，遑论外来的西洋文化。因此，这些汉译西洋文化书籍的翻译、出版，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至于对统治阶层说来，知识分子中虽有些人是有远见，比较开明的，但人数极少，起不了什么作用；而大部分居于掌有实权地位的，却不是顽固不化，就是认为西洋文化只能供权宜之用，不足以言治国平天下。在他们心目中，始终认为能治天下的还得靠中国的固有文化，但西洋文化在一定程度还是有用，能加强和巩固他们统治的，所以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其实就是想利用皮毛，而不是需要精髓。因此，不用说在十六七世纪，就是到19世纪，西洋文化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广大人民还是上层统治者，除了极少数以外都没有需要。
既然没有需要，为什么从16世纪以后，到中国的西欧传教士还这样不懈地去干这种汉译工作呢，难道他们不知道是徒劳吗？
传教士的不远千里、远涉重洋到中国，而且还有把毕生精力放在这异教徒的土地上，他们是有目的的。这目的就是众所周知的传教布道，以完成其文化侵略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改变中国人民对固有文化的认识是不行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和上层统治者。所以他们明知不会起多大作用，可是仍不断地把西洋文化，用各种方法介绍到中国，从事启蒙工作，为以后的传教布道开路，树立文化侵略的基础。他们之献钟表等新奇器具于统治者，用天文、绘画、历法、医术等取信于统治者和汉译西洋文化书物的出版，都是为这同一目的而采取的方法。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所以他们能不避艰难，不顾能不能为中国人士所接受，也不问会不会动摇中国固有文化的基础，始终不懈地把西洋文化介绍到中国，想灌输到中国人士的思想中。然而，一直到20世纪初，他们这种努力都浪费了。
中国这样，再看一下日本呢？
日本也和中国一样，在明治维新以前也是处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锁国状态下的，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极深、极广，所以也和中国相似地保守。但日本文化毕竟不是中国文化的分支，有其独特的性格；日本广大人民，由于其地理环境和资源不多的关系，所以其民族性和中国不同：勇于冒险和进取。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日本文化，虽有保守成分，但并不顽固。更因为其本身没有悠久和足以夸耀的文化传统，向来是引进、吸收和消化，所以对外来文化的排斥，也没有中国那样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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