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译新观

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几年，终于付梓，算是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一个夙愿。

我对法律翻译的关注和研究较早，若从当初发表篇相关论文算起，前后已有二十多年。这次将多年来积累的思考、心得和体会结集成书，大致有三个目的和期冀。

，探索一门学科体系的建设。我曾经读到老翻译家陈殿兴20世纪9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抒发其四十年翻译生涯的感悟。当中谈到，国内的翻译理论一直没有形成公认的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理论和实践结合得也不好。搞实践的人写的东西多偏重于经验，搞理论的人写的东西则往往脱离实际，把简单的问题弄得很玄——很多搞了一辈子翻译、成就卓著的翻译家都说看不懂这些理论。这些话虽然并非针对法律翻译而言，但对于中国法律翻译的现状仍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触发了我很大的共鸣。当前国内法律翻译的现状正是如此：没有自己成熟系统的理论体系，即使有一些研究者，也大多是从理论到理论，借用一堆西方的语言学和翻译理论术语，既缺乏汉语环境的适用基础和应用价值，也缺乏广泛系统的实践经验总结。至于那些杂乱无章的翻译实践，则大多数处于缺乏理论自觉的随感式、经验式、直觉性的原始自发状态。写作本书就是希望针对这种现状，为法律翻译建构一个实用的理论框架，使法律翻译成为一个具有理论准备、学科价值、专业地位、方法论基础和实践理性的独立学科，借以倡导和呼吁法律翻译走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和规范化。很多学养深厚的文学翻译家都是带着一套在实践中形成的自觉意识开展翻译创作的，希望这样的理论自觉也能尽快在法律翻译实践中形成。

第二，这些年来，我遇到很多人出于学习、工作、研究和写作的目的涉足法律翻译，却不知应如何入手，总不得其法，翻译效果难尽人意。这并不奇怪，因为法律翻译本来就是基于经验的实践科学，是一个需要长期慢慢磨炼的精细行当，断非任何人浅尝初试就能胜任的。我常拿体育运动与法律翻译作类比。跑、跳、游泳等运动看似人人皆会，但大多只是身体的自发活动，谈不上运动技巧，而竞技体育是需要专业训练的——一名专业的运动员每一个身体动作都要讲究科学方法，需要长期系统的专业训练，并且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翻译又何尝不是如此？而且作为交叉学科，法律翻译需要综合各方面的专业技能，要求每个实践者都能同时具备跨法域的法律专业知识、精当的语言能力和扎实的翻译功底。这显然并非易事。正因如此，从事法律翻译的人更需要理念上

和方法上的指导。我希望这本书能给那些尚不得法的翻译者提供一些思路和助益。

第三，这些年来身处法律翻译实践之中，我目睹了大量不规范的、生涩别扭甚至拙劣的翻译作品，有些误译或死硬之译荒诞、离谱到令人错愕，却仍堂而皇之地充斥业界，实在深感忧虑。更令人忧恐的是，很多错误翻译居然直接被国内的学者、司法者，甚至立法者不加（或难以）辨别地援用，已成以讹传讹之势，殃及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长此以往，这些误译还会演变成中国法律语言中的新一代顽疾，难以清除。形成于法译历史早期的诸如“大律师”、“普通法”、“陪审团”等不恰切的译名，现在虽广受非议却已根深蒂固得难以改变就是显证。如果说早期的翻译错误源于当时的译者对外界法律体系认知有限，汉语库存可以提供给译者的法律表达有限，不同法律制度体系之间的时空隔阂造成译入法域的语境空白等时代局限，对其苛求精准恰当显得不近人情，那么今天若仍有人制造失范、失当的译名和译文，祸患当代、遗患未来，他们就难辞其咎了。这种错误往往不是个例，不是一词一句的歧误，而是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亟须从根源上寻找解决方案。每念及此，我总觉得，与其坐而忧之，不如起而言之，发一家之言，尽一己之力。本书谈翻译观、讲方法论就是希望寻求治本之策。

与一众显学相比，本书的主题似显冷门，我只期望得遇同道中人时能激发出一份共鸣，让他们手抚书页叹一句：“言我欲言之事，道我未道之理。”有此足矣。

 法律翻译，通常包括规范性法律文件（即法律、法规、公约、条约等）翻译、法学著作翻译、司法文书翻译、律师职业文件翻译等类别，具有极强的专业性，采用通用翻译方法往往难以胜任。

 随着我国法律界日益密切地参与国际法律事务，以及不断大量地引进境外法学、法律著作，专业界愈发重视法律翻译的质量。但是，从事法律翻译研究的学者常与实践有较大的脱节，而法律翻译的实务工作者又常缺乏翻译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针对此种现状，本书旨在将法律翻译构建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性翻译学科，并建立正确的翻译观和科学的方法论。其中既有经验总结，亦有新颖的理论建构，还通过对实务案例分析，提炼出适用于法律翻译实践的一系列基本方法和准则。

本书从理论切入，立足于本土实践，为现实解惑答疑，别有指导和参考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