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佳杂文(2018)/太阳鸟文学年选

追风逐电的时代马车从来不曾停下飞奔的步伐，随之腾涌而起的时代风沙总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抚平岁月的血色与沧桑，而喧嚣不已、瞬息万变的时代之声，更是无时无刻不在催促人们遗忘曾经的创伤与苦痛。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代的真实影像往往成了沉睡的柙中之物，抑或是永远地消散殆尽。幸运的是，总有一些“冥顽不灵”的文学为我们提供了万难摧毁的窗口，使我们有了窥探时代风貌的途径、机会和可能。当整个社会因疯狂的物欲争逐中渐渐沦陷于欺瞒、暴戾甚至伐戮时，文学却像是一个清醒的智者，一个义无反顾的逆行者，一个揭竿而起的反动者，坚定不移地将目光聚焦于良知、诚挚、真情等*为初始但也更为高尚的人性世界。当然，文学的队列也并非整齐划一，诸种不同的文体可说各行其是、各司其职，不同文体的内部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中，杂文因短小、精悍，却又数量惊人，致其混杂之状显得尤为突出。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往往自带缠绵蕴藉的气质，也因了所谓的“文学性”，更显得雅致。相比之下，杂文因了直言不讳、真诚坦率，虽“冷言冷语”，大多数时候却颇为平易近人。杂文的作者群、受众数以及题材的涵盖面等都为其他文体所远远不及。如此，或许浩如烟海中一篇杂文仅能展露生活的某一侧面，但千千万万部佳作汇合而成的滚滚大流，

自能映射出人生百态的真实镜像。

然而，批判鄙夷杂文者，依然大有人在，有些杂文界的“高手”甚至极度抗拒“杂文家”的身份。究其缘由，与杂文的市场化有着莫大的关联。随着市场经济与网络媒体的长足发展，读者的喜好成了评判杂文价值的重要准则。某些杂文作者为了博人眼球、提高点击率，常常发出一些“无感”之文，没话找话，无端敲下些满是“火药味”的“骂”文。尽管就文章本身而言，也能独立成篇、自圆其说，但终究不免浅薄、无聊之态。此外，当下诸多时评、事评之类的短文也被归入杂文之列，此类短文的作者往往是报纸杂志或网上新闻的“铁粉”，他们既不关注身边的事物，更缺乏对真实生活的深入体察，报上所载之事乃是其*的资讯和创作源泉。诸如此类，“时效机制”下催生的应急文、时评文，就像是未经消化的直肠运动，仅是截取一些奇人逸事说些不过脑子的大白话，缺乏营养不说，常常陷入自以为是、自我抄袭的窠臼。更为可悲的是，此类无感、无思、无物的空洞之文，因了投合读者的喜好，正在大行其道，且大有一泻千里、发扬光大之势。与此同时，有所担当的杂文作者虽也曾辍笔不耕，路见不平，自会拔笔斥之。然而，在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却无功而返之后，这些作家意识到自己人微言轻，多说不仅无益，还招致人嫌，干脆就此辍毫栖牍，选择在沉默中消耗余生。如此，难道真如“有心之人”所言，“杂文已死”？

当然，我们并非苛责所有的杂文作者都要如鲁迅般写下见解独到、思想深刻的惊世且传世之作，更不是说杀猪宰羊的庸常之辈便不能驾驭上乘的“屠龙术”，毕竟真正的贤者少之又少。面对触目皆是、接踵而至的糟心之事，即便是*为勤奋的贤者，往往也感到有心无力，只能仰天长叹。鲁迅当年在编印《莽原》时就曾感慨：“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顾忌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鲁迅：《华盖集》）其实杂文的门槛并不高，做到“言必顾信心，心必副事”（陆贽：《奉天论赦书事条状》）便可归入杂文之列。当下杂文*根本的痼疾在于一些杂文作者“睁眼说瞎话”，抑或是故意歪曲事实，徒有其表的花哨言论，往往经不起深层次的推敲。倘若杂文作家都能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般赤诚、勇敢，当下的杂文生态必然呈现出另一番喜人之景。此外，有担当、有气节的杂文作家更应该欣然命笔、手不停挥地投入到激烈的战斗之中，即便硝烟过后仅剩下“灵魂的荒凉与粗糙”，即便曾经的血泪极易被风沙所掩埋，但“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定然难以轻易消退，甚至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时刻发光发热。

因短小、泼辣、锋利等特点，杂文是颇为敏锐、迅捷的时代号角，担负着激浊扬清、匡正人心的社会重责。判定一篇杂文是否能够在风沙席卷之后还留有累累瘢痕，抑或仅是无关痛痒的隔靴搔痒？是锋芒毕露的“投枪”“匕首”，还是虚张声势的纸皮老虎？——这都取决于作者能否对所言之物进行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探讨。客观地说，想要在如此躁动不安的时代写出有刻度、有深度的“好”文可说难上加难，但编者依然希望编入本书的每一篇文字都能承受住时间的考验，起码在几年之后，读者再次翻阅本书时能有“常读常新”之感。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洋洋大观、鱼龙混杂的杂文浩海中，笔者依然欣喜地发现了诸多气势磅礴、寓意深刻的佳作。当然，“深刻”本无标准，本书所收录的杂文虽不敢说篇篇归入一语中的、言浅意深之列，起码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当下所发生的一桩桩特殊事件有着别具一格的认识，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洞隐烛微的思考，在鲜活灵动的文字之下，无不蕴藏着作者的体温与心跳。

一

今年，我们在编选这本《2018年中国*杂文》时，依旧把是否具有“真性情”作

为首要的遴选准则。倘若一篇杂文仅是对社会生活、新闻时事进行泛泛而谈，毫无真知灼见闪烁其中，即便在一夜之间引起轩然大波，时过境迁之后，怕是依旧逃不过悍然被弃的命运。杂文不是对社会生活的机械摄像，不是对时代陋习的简单记录，更不是对新闻时事的粗糙评判；杂文是执着的反思，是犀利的声讨，是无情的鞭挞，更是正义的批判。

鲁敏的《胡迁之死》通过青年导演胡迁自杀这一事件，逐层分析，不断深入，探究导致胡迁之死的各方面原因。这其中，“年纪很轻、刚烈自取，拮据日常、女友分手、影视圈倾轧、艺术梦想幻灭等渐次披露或倒推的信息”逐渐呈现在眼前。但是，文章在这些之外又加了一笔，“究竟是什么，决定了这一链条的准入环节”，这就将对问题思考引向了更为深广的层面。文章并未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当一名艺术家钻研或思考起这个问题，在那个瞬间，他已经站到艺术的马路对面了”。鲁敏在痛惜之余，陡然将一个自杀身亡的个案嵌入了深厚的解读语境之中，于偶尔中指出了必然。然玉的《“冰花男孩”的故事里写满庆幸和后怕》借着“冰花男孩”的新闻，在“满满的感动”背后，看到了“重重的风险”。“冰花男孩”揭示出了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的一角，也暴露出了当地民政工作的不足。自然的冰霜过后，还有心灵的冰霜需要温暖抚平。作者借此追问：那些“关于留守儿童的一系列政策与制度”又该“如何更好落地兑现”？迂夫子的《“宗师去世无人问”的冷思考》从一句“宗师去世无人问，戏子家事天下知”入手，一反一贯的指责公众的舆论取向，思考造成这一怪象的“罪魁祸首”。张亚凌的《从“入园考试”说起》将“入幼儿园还得面试家长”这一社会新闻摆在眼前。文章既谈“阶级”，又说“教育”，以小见大，言有尽而意无穷。此外，江曾培的《“领衔主演”的滥用》、介子平的《小圈子里的著名》以及刘诚龙的《脸书与书脸》等文章也都针对当下的新闻事件或社会怪象展开了一定的理性思考，迸射出笔力交锋的火花。

二

除却“真性情”，何以“古已有之”的杂文却频频受到文人墨客与普罗大众的喜爱？这恐怕还与杂文独有的“烟火气”有关。倘若把其他的文体比作艺术之宫里的满汉全席，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杂文则是市井乡间的家常小菜，虽然平淡无奇，却与每一个生命都息息相关，且无孔不入地穿梭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嬉笑怒骂、畅所欲言的洒脱与随性，加之“真性情”的自然流露，显示出杂文独有的“痞气”与可贵的“自由”。

盛斯才的《谁卖了我的电话号码？》描述了一桩在现代社会见怪不怪的事件，电话号码泄露。由此，作者展开了对商业社会与人际交往等诸多方面的一系列思索。文末感叹：“听着这些电话，我就像看见我的电话号码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在天空随风飘荡；像一叶没了根的漂萍，在大海随波逐流；也像一个没了爹妈的孩子，在四处流浪……”这哪里还是在说电话号码，分明是在说被时代巨浪裹挟冲刷的每一位人类个体！齐世明的《肥腻油腻成了“时鲜话题”？》从流行语“肥腻”与“油腻”说开去，不仅列举了日常口语与文学作品中所提及的“油腻”，还结合实际，将之与社交场上的“暗规则”相联系，指出所谓的“油腻”“肥腻”其实是“中年人生命状态和精神风貌的品质与品位问题”，发人深省。吴非的《都“总”起来了》首先描绘了飞机上的荒诞一幕，伴随此起彼伏的老“总”之声，作者进行了啼笑皆非的辛辣讽刺。结尾一句“全都‘总’之后，我想，那个‘总’不起来的人，要不会累得要命，要不就快活得要死”可谓境界大开。周凯在《“我*怕期末”：一名大学教师的焦虑》中，“吐槽”了如今大学生们对考试成绩那“正义凛然”的索要之风。大学何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掷地有声的发问。此外还有毛尖的《电视剧的智商》、叶三的《一个北京人眼里的“地域鄙视链”》以及江岸的《点赞也要有资格？》等文章，同样从“烟火气”的世态万象与人生百态出发，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三

杂文以“杂”为名，非取驳杂、冗杂、杂乱不堪之意，而是追求杂中有序、杂而有文、杂且深刻。杂文之所以杂，在于其无所不谈，足以反映社会全貌；同时，杂文又是内容与技巧并重的文体，溢出胸腔的澎湃激情、思维缜密的说理、旁征博引的文采等都为一篇上乘之作所不可缺少。杂而有文，可说是杂文区别于一般时评、事评、爽文等其他短文的根基所在。诚如鲁迅所言：“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鲁迅：《南腔北调集》）依愚孔见，杂文凭借自身的文学理趣与情趣早已登堂入室，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体一起进入了文学大雅之堂。

孙小宁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雪夜》以“雪”作为文章线索，从札幌的雪夜说到了网走的监狱，从十三年前的雪中游历说到了人生的旅程。行文所至之处，读者如同坠入雪中风景，只是深一步浅一步地走着品着，朦胧却不失厚重。文章结尾“我也到了对岁月绝地反击的年龄”则是惊艳一笔——读者随同作者跋涉至雪景尽头，终于豁然开朗。俞敏洪的《我的阅读习惯》中列举了多条读书建议，如“始终坚持在适当的时候读纸质书”，如“24小时不离身”地“读电子书”等。此外他还别具一格地提出，“行走是另外一种阅读”。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许是古今读书人之间的一种共识吧。《我们到底在怀念霍金什么？》和《霍金：*位伟大的后人类》是两篇缅怀霍金的文章。尤琳娜的《我们到底在怀念霍金什么？》以一句话（同时也是霍金著作《果壳中的宇宙》中的一句话）概括了霍金的一生，“即使我被关在果壳之中，仍然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哪怕面对着命运的接连考验，霍金始终顽强地与之拉锯博弈，虽然“时间亲历了霍金的离去”，但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霍金正自由奔跑”。另一篇桃子酱的《霍金：*位伟大的后人类》，将霍金与“后人类”相联系，尽管命运将霍金牢牢地拴在了轮椅之上，但是这其中的“金属感”或者“科幻意味”却可以被视为别一种伟大的浪漫。借用霍金的智慧，“如果我们只是一些生物机械，而不加以思考，那生命就没有了意义，我们和人工智能也就没有什么不同”。宇宙、果壳、轮椅、奔跑、人工智能……它们既是文章的隐喻，亦是真实的感动。伟大的科学家用智慧拓宽人类的认知极限，伟大的文字亦然。同样展现出杂文之理趣与情趣的文章还有许多，诸如曹卓彧的《孩子天生是诗人，大人却失去了耳朵》、张魁星的《读者，书店*好的“合伙人”》、宋明炜的《那个测不准的时刻永远让我们着迷》以及南帆的《生命在别处》等等。

四

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杂文总能*先感受到周遭的黑暗与恶浊，说些别人不愿说甚至是不敢说的“大话”，并且以*为直接、迅速的步伐切中时代的弊病。我们不得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文章一直毅然决然地向着历史的纵深处前行。只是，几乎所有向着历史回溯的努力，都表达着别一种对现世时代的关切。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所完成的借古讽今，便是从历史与现实的对比联系中发现曲折丰富的世情百态与人生真谛的*好例证。当那些穿越古今的传说与现世时代产生互文或共振之时，往往令我们的灵魂为之震颤不已。

张桂辉的《历史与空间：从“节女堂”想到“女德班”》，从自己“前些日子”意外走访的历史遗迹“节女堂”说起，在对是“历史遗迹”还是“历史糟粕”的辩证批判中，反思时下扎堆出现的“女德班”。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干着为封建思想招魂的事情”，则“后果比兴办‘女德班’严重得多”。此类关于“女性”的思考也发生在陈大康的《宝玉的“鱼眼睛论”》一篇之中。《红楼梦》第五十九回借着丫鬟春燕之口，说出了宝玉的“鱼眼睛论”：“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

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分明一个人，怎么变出三样来？”作者在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残酷压迫的同时，也反思了女性群体之间的彼此倾轧。的确，社会环境在上下几千年间或许可以斗转星移，然而人心人性却是更为复杂的存在。朱仲南的《倘若齐白石去当官》通过齐白石的一幅天价画作回顾起了齐白石的人生，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疑问：“倘若齐白石先生当年凭他的技艺去跻身仕途，谋求一份差事，弄个官衔，他又能否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福荫后人？”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作者尤其肯定了齐白石的“人生定力”与“匠人精神”，而由此得来的“功名”，“比官名响亮多了，久远多了”。赵威的《从八抬大轿到人工智能》，从古今与中外两个维度思考了科学技术的利与弊。“天朝上国”沉醉于八抬大轿的等级威严，殊不知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狂飙突进的工业革命，科技为西方带去了“四轮车”并远远地甩开了“我们”几条街。历史留下了沉重的经验教训，然而如今华夏中国对“人工智能”趋之若鹜，亦未尝不会“从一个*走向另一个*”，变成一件坏事。同样的，还有韩羽的《姑妄信之》、蹇庐氏的《说“跪”》、杨杰的《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以及唐翼明的《三不负主义》等文章，亦是秉烛穿越历史的幽暗隧道，以期获得新的启发。

五

在每年的编选过程之中，我们无不感到“遍读”之难、“遗珠”之憾。面对海量层出不穷的杂文佳作，往往感到有心无力、目不暇接；即便目之所及，或许又因一念之差，与经典之作失之交臂。诚如上文所言，我们并不苛求尽善尽美、面面俱到，更不敢妄言本书所选皆为“年度*”，毕竟每个人对于杂文的评判准则都不尽相同，每篇杂文的动人之处也并非人人可及。但求在一定的“规范”之下，尽量遴选出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的杂文文本，以供读者依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性的精读，并通过一定数量的阅读充分感受到杂文的魅力，进而提升个人的思辨能力、审美水准与人生品位。一篇富含学识修养与远见卓识的杂文佳作，远胜上百上千篇滥竽充数、面目狰狞的“冷嘲”之作，但愿本书的出版能够稍稍冷却那些无感之文的嚣张气焰。

尽管当今社会生活杂色纷呈、瞬息万变，有所担当的杂文家们依然能够通过笔锋的篆刻，透视出生活的不变底色，忠实地记录下当今生活的一鳞半爪，以供后人在想象先人之境时，聊有所补。我们依旧坚定地相信，当代杂文创作的队伍必将更为壮大，且不断朝着隽永、深刻的方向迈进。毕竟，辗转于世的时代风沙不可能永远肆无忌惮地掩埋“真相”，喧嚣不已、嘈杂无章的狂欢之后，总会因某些敢于言说、不惧生死的勇士留下难以消退的累累瘢痕。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21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2019年1月出版的六卷年选本，作为年度盘点的*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8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杂文的选本，偏爱于真性情的袒露和书写，并寻求文学体验范畴的人文关怀。

21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

王侃，男，1968年生，浙江东阳人。先后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获文学硕士、博士学位。201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1996年9月至2011年1月，执教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人文学院；2011年2月调入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至今。

太阳鸟文学年选，是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开始创建的文学品牌，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丛书主编，本套丛书大体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诗歌六大分卷，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的厚望，每年都将发表的原创文学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这些选本追求精品，但更多体察了民众的心理，内容贴近大众化的生活，行文符合广大读者的阅读风格。至2018年年底，这套文学年选已经连续出版了21辑，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这么多年的坚持与努力，都是为给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更是替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优质版本。这套文学年选，也将在大众读者的支持与陪伴下、逐步深入，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