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籍丛书漕运河道图考

《漕運河道圖考》是一部記載清代中後期漕運河道情況的地圖集。全書共有圖十八幅，每圖前均配圖考，以《運河總考》與《運河總圖》冠於書首，以下依次爲十七段河道之圖、考，先按照自北而南的順序，將京杭大運河分段進行了记载，其次又记载了上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地的運河河道分佈與運道里程。
此書篇幅並不甚長，兼具簡明與詳實兩個特點。簡明者，謂書中圖文皆極簡練，講求實用，不事雕琢；詳實者，謂其面貌雖簡，而信息量頗大。其圖不按比例尺繪製，亦非計里畫方，應歸於示意圖一類。圖中不繪運河沿岸景況風物，只畫河道走向，而重視河道沿途之關閘、堤壩、運道之里程、交匯之河、湖、泉水，一一標註明晰。每圖所配圖考，文字平實，只以達意爲主，每篇先記河道之起止、漕運之里程與走向，次及河道之開通、變動、興廢始末及歷代衝決、淤塞、改道、疏濬、築堤修壩、設立關閘等等河工情況，按年代之先後一一羅列。其行文絕不賣弄辭藻或廣加征引，即使是有關運道、河工的詔令奏議或實施詳情亦不收録，只概括其意。如《白河考》中記載清康熙時在白河沿線建壩、開河等事，其文曰：“國朝康熙三十九年，聖祖仁皇帝親臨閲視，於武清縣筐兒港建減水石壩，開引河，夾以長堤而注之塌河淀，由賈家沽以入海。楊村上下百餘里河平堤固，有御製碑文誌其事。康熙五十年，以河西務工程緊要，復開務城東至三里屯河長四百餘丈。”其中對皇帝巡幸、御製碑文皆一筆提過，不録其相關情形與文字，堅持只記何處建壩、何處開河、河工之長度、起止、效果。文字雖然簡單，但已足言明關竅，對於想要了解漕運概況的讀者已經足夠。而讀者若是有意搜求，那麼書中的記載也提供了線索，據此探尋，不難找到更爲詳細、全面的記載。將圖與圖考相對而觀，千里運河歷歷在目，不僅可知當時各條各段漕河的位置、流向與漕運里程，也可知各地各段運河河道的開通、廢棄、改道、疏浚情況；不僅可知清代中後期漕運河道的全貌，亦能了解整個漕運河道在歷史上的形成與演變過程。
作者在書前自敘中稱自己刊行此書的初衷，是“如當世君子有留心政務者，採其得而糾正其失，則是編亦取益之一端矣”，可見其本意是希望此書能夠成爲一部實用的工具書，爲留心漕運事務之人提供一些參考。今觀此書之面貌，也確實與作者的期望相符合。
此書的作者蔡紹江，字伯澄，號曉沙，湖北蘄水（今湖北省黃岡市浠水縣）人，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二甲第二名進士，是清代嘉慶、道光年間的學者、官員。[光緒《蘄水縣志》卷十《宦跡》中有《蔡紹江傳》。據是書記載，其人文采、理學均有可稱，著述頗豐，除《漕運河道圖考》之外，尚有《周易補説》《宋名臣言行録》《補編學庸章義》《詠左詩箴》等多部著作。晚年歸鄉之後，他“屏去辭章，專精理學”。身故後入祀故鄉蘄水縣之鄉賢祠。]
從書前自敘可以看出，此書是他在户部任職期間，在參與過管理全國漕運事務的過程中，有感於“《漕運全書》所載《河道考》間有脱誤，未能詳悉”，遂“參考史志”所纂成。結合這一成書背景，再考察其生平與仕宦經歷，可以推斷出此書的完成時間在應道光初年。略論如下：
據《清仁宗實録》記載，蔡紹江高中之後，與同科進士一道於當年閏四月丙申日引見，當日得旨“分部學習”[見《清仁宗實録》卷三百五十七。]，遂入户部供職，授爲主事，即書前自敘中所謂“蒙仁宗睿皇帝以主事用”。而其中式爲官之次年，即嘉慶二十五年十月，嘉慶帝即告駕崩，皇二子旻寧即位，是爲道光帝。他先後在京中部曹行走二十年[光緒《蘄水縣志》卷十《宦跡》稱其“部曹廿年，勤謹奉職”。見[清]多祺纂修《蘄水縣志》，光緒六年刻本，卷十，第四六頁。以下凡引用《蘄水縣志》，均出同書，不一一註明。]，但在嘉慶朝不過兩年，絕大部分仕宦經歷都在道光一朝。到部之初，他先後供職於户部的貴州司和雲南司，而照清朝的制度，户部各司，除每司負責管理相應的省份之外，還同時兼管一項全國範圍內的專門事務，如貴州司兼管全國關税事務（“黔故權關税”）；雲南司兼管全國漕運事務（“滇故稽漕務”）。蔡紹江遂由此接觸到了關税、漕運等方面的事務。他奉職勤謹，留心實務，在其職責範圍之內，凡事關商民、軍民利病之事，必與同僚商榷，稟告堂官。或許，也正是因爲在雲南司任職期間需要參與管理漕務，他才會因之發現已有的漕運文獻中存在的問題，從而留心於此，著手編纂此書。以此書呈現出來的條理分明、便利使用的高水準與實用性，若非熟悉漕務、運道，且平日於此處處留心之熟手能員，斷不能爲。而當嘉慶末年之時，蔡紹江尚不過一介新進主事，還處在“分部學習”的階段，即令已經開始接觸漕務，倉促間亦很難精熟，又豈能在短短兩年之內蘧成此書？何況其在户部之任職，是先入貴州司，後轉雲南司，考慮到時間極短，他於嘉慶末年之時或許根本還未曾開始接觸漕務，自然就更無由起意自撰圖考了。故而，此書之編成不應在嘉慶末年，而必在道光初年。又據其自敘所稱，此書成稿之後“已呈司農公閲”，似有準備刊行之意，而不久便恰逢“部中因公鐫級百餘員”。此處所稱“因公鐫級”，係指道光十年私造假照一案案發，户部官場震動之事。當時受此案牽連者甚眾，户部自堂官至小吏幾乎無不得咎。蔡紹江本人雖然官聲頗正，且方入捐納房當差一年有餘，在官時間不長，並未參與弊案，但仍受到了降二級調用的處罰。《蘄水縣志》中稱他由進士授户部主事之後，又“改刑部四川司主事”，正與道光十年十月十四日《著將失察假照之歷任堂司各官降調、降留上諭》中所載“降二級調用”[道光十年十月十四日《著將失察假照之歷任堂司各官降調、降留上諭》，收於方裕謹選編《道光十年私造假照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第47頁。]的記載相合。[此後他又從四川司主事陞任山東司員外郎，充則例館纂修官。這一系列任職經歷，均在此次鐫級之後，但與本書的編纂無關，玆不贅述。]故而可以據此確定，此書之編成必在道光十年之前。而至於此書的最終付梓，則應是多年後蔡紹江去官歸里（“釋案牘而從事詩書”）之後的事了。

運河總考

自元代定鼎燕都，資粟東南，故北之通惠河、南之會通河，其創制多自元始。然其時海河並運，或水陸兼行，河道又係初開，岸狹水淺，不能負重，每歲僅運數十萬石，漕河之利未備也。明自永樂九年後，因元人舊制而益爲疏濬，浮江涉淮，泝河逾濟，而北達於漳、衛。我朝監元明而增善其制，歲運京通倉者數百萬，漕河洵國計民生所重繫矣。
約而論之：山東、河南、淮北之粟，既各由近道以達於京，其由江入淮如吴、楚、浙諸省之運，皆以揚州爲咽喉。吴越之粟，由瓜州壩以達於揚，湖廣、江西及上江之粟，皆由儀徵壩以達於揚，自揚州經高郵、寶應以達於淮安，計三百餘里。淮安城西，即明平江伯陳瑄所濬之清江浦也，由清江入淮，稍折而北，乃爲清口，正淮、黄會合之地。由清口渡黄，歷清河、宿遷而達邳州之泇口，計二百餘里，則國朝康熙時所開之中河、皂河也。自泇口過黄林莊，經山東臺莊八閘過微山湖，而底屬江南沛縣之夏鎮，則明河臣李化龍所開之泇河也。自夏鎮經獨山、昭陽諸湖，而底山東魚臺縣之南陽鎮，計一百一十二里，則明河臣朱衡所開之新河也。自南陽鎮入濟寧州，經南旺湖分水，過東昌而抵臨清州，計五百餘里，則元代所開之會通河也。由臨清歷武城、夏津、德州入直隸之景州、吴橋、東光、寧津而底天津，計一千餘里，皆衛河也。天津而北，經直沽、河西務而至通州之張家灣，計二百八十里，則白河也。由張家灣入大通河，歷普濟、平津、慶豐諸閘，則至大通橋而邇京倉矣。
夫漕河歷代皆由人力開引，故沿途多借資他澤。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之淮水。自清口至濟寧，則資沂、泗諸水。自濟寧至臨清，則資汶河及兖、沂諸泉水。水太盛則防其衝决，水太淺則防其滯澁，爰開引河以暢其流，築堤壩以備其衝洩，設閘板以謹其收放。我朝列聖宵旰籌畫，具詳《實録》中，司事之臣惟有實心保固，因時制宜，庶運道永有安瀾之庥，而糧艘悉獲駛行之利哉！

《漕运河道图考》是清代官员、学者蔡绍江在户部任主事时编纂的一部总述京杭大运河历史、地理、经济等各方面信息的古籍文献，对于研究明清两代运河河道分段、沿途要地、渠堰工程、漕运政策等方面状况有重要价值。蔡氏到户部任职之后认为《漕运全书·河道考》所载运河河道情况不够翔实，故自行撰作此部图考，分段叙述运河各段兴工始末、水运状况、经济价值等信息，每考配以一图。全书以《运河总考》《运河总图》冠首，下分《大通河》《白河》《卫河》《会通河》等十七图考。北京为运河北端、漕运终点，故本书所载之河道图，亦为北京舆图之重要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