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星五日记

凡例1

光绪五年己卯日记

光绪六年庚辰日记

光绪七年辛巳日记

光绪八年壬午日记

光绪九年癸未日记

光绪十年甲申日记

光绪十一年乙酉日记

光绪十二年丙戌日记

光绪十三年丁亥日记

光绪十八年壬辰日记

光绪十九年癸巳日记

在晚清史的研究论著中，常见有这样一种论调：

世纪之交的清帝国危机，是三个同时发生的困境所造成的“完美风暴”：西方扩张的外来冲击、由长期社会经济问题累积而成的长期危机，以及与我们熟悉的朝代循环模式相关的严重政府失能。……第二和第三点，这两者发生得较早，且在当时人眼中更为严重。[美]罗威廉（William T. Rowe）著，李仁渊、张远译《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34页。

这一观点无疑符合人们的认知，但细察之下不难发现，其结论带有一种“后见之明”，也可能遮蔽了某些社会文化细节。对此，也许可以提出这样的系列问题：当时的人们能否意识到自己正在面临时代的转折？是否所有人都会感受到山雨欲来的危机？在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危机下，下层文人的日常生活又是否有明显变化？要回答这些问题，不妨将目光投向正史与档案之外，日记可作为获知当时人切身体验的一种重要史料。

本书为晚清文人姚福奎的日记。姚福奎（1826—1900），字星五，号湘渔、潇湘渔父、冷斋、羡仙等，有室名三湘书屋，江苏常熟人。咸丰元年（1851）辛亥恩科江南乡试中式第二十四名，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大挑一等，以河工知县用，改就教职，选授松江府娄县教谕，兼署松江府学教授、华亭县学教谕。光绪十八年（1892）迁常州府教授，归里后又掌教游文书院。其长兄姚福增字至川，号湘坡，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曾任吏部文选司主事、员外郎等，官至浙江道御史，著有《睫巢诗集》；次兄姚福培为国子生。不同于高官、硕儒，姚福奎虽有科名，却久沉下僚；虽擅长诗词书画，却著述不彰，如《三湘书室诗钞》《潇湘渔词稿》《冷斋唱和集》《覆瓿草》等今多不存。据南京图书馆藏《常熟城东姚氏世系考》，姚氏一族由安徽黄山移居吴郡，后于明季迁至常熟，至姚福奎已六世。福奎生于道光六年（1826）正月二十四日寅时，卒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三月初六日巳时，年七十五。（《翁同龢日记》亦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八日记载：“姚湘渔于前日倾逝。”见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3310页。）其妻沈氏，卒于同治四年（1865）六月十九日，年三十九。有子三：锡麒、锡麟、锡骅。福奎卒后，其弥甥沈鹏作有《教授姚湘渔祭文》，载《世系考·传略》。此外，姚福奎生平、著述情况可参《重修常昭合志》《道咸同光四朝诗史》《常熟文史资料辑存》《中国古籍总目》等。除少数诗作仍有流传外，仅有40条灯谜作品被吴光绶收录至《日河新灯录》中而得以传世。可以说，在十九世纪末巨大的历史变革中，姚福奎不过是一微小人物，但也正因其普通，看似微不足道，却可反映当时大多数士人的生活状态。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姚星五日记》，系姚福奎光绪五年（1879）至十三年（1887）、十八年（1892）至十九年（1893）共十一年间的日记，每年之中少有阙漏，较完整地记录了姚氏任娄县教谕后的生活日常，如出行、交游、科试、创作等；而这一时期颇具影响的历史事件如鸦片的流毒、社会的动乱等，也偶尔见于字里行间，宏观的时代巨变与微观的个人体验交织呈现。是书每半叶九行，行字数不等，有“星五氏”“勤能补拙”“我自是无名渔父”“先生冷官”等钤印。本书即据此稿本整理。为便于读者的阅读与研究，以下从四个方面简单述说本日记的内容、特色与史料价值。

其一，下层文官的生活与工作记录。

本书所记内容，主要是在姚福奎任娄县教谕及初迁常州府教授这一时期。据《清史稿·职官志》，教授、教谕在清代文官系统之中皆处于下层，后者须是举人或五贡出身，经铨选后在县学宫中教导生员以应对科举考试：“儒学：府教授，正七品。……县教谕，正八品。……教授、学正、教谕，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以听于学政。”赵尔巽等《清史稿·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6年，第3358页。此外，教谕还掌有文庙祭祀等职责。以上内容在姚氏日记中均有体现，如其平日里批阅生童习作、负责书院考课以及祭祀文庙等。其中部分细节如科试时的组织安排及作为监考官的内心体验等，有助于深化对清代基层教育机构（如县学、书院）及其活动的研究。

清代松江府“名园错综，交衢比屋”叶梦珠撰，来新夏点校《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池郭虽小，名宦甚多，旗杆稠密，牌坊满路”姚廷遴《历年记》，《清代日记汇抄》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9页。，从姚氏日记中不难感受到晚清上海街巷商铺的繁华，但身为教谕，姚福奎日常出入的场所也集中于松江府学、娄县县学、华亭县学、贡院、求忠书院等地。这些场所宛如一个个坐标，在熙来攘往的松江府内勾勒出姚氏私人的生活与工作空间。作为下层文官，姚福奎的生活颇具规律，如每逢初一、十五便会“上府，文庙行香”。此外，也许出于“职业习惯”，他在日记中特别标注清代皇帝、皇后的生辰、忌辰，并留意辑录各种府县公文与科试题目等。这些细小的日常琐碎看似庸碌乏味，却能还原晚清“小儒”真实的生活状态，也为读者提供各类史料，有益于拓展晚清基层政治、文化生活的研究。如科试题目，除书院课艺外，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县试、乡试题目也多为本书所记录，数量较丰，这些材料对清代科举研究有相当价值。此外，姚氏在县衙、学署、书院等处的所见所闻也多有趣味。比如月食之夜，官吏须至府署设坛击鼓，以求“护月”，而月食发生的具体时刻也因此得以记录，如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十五日记道：“戌刻，至府署护月。初亏亥初三刻一分，食既亥正三刻十分，食甚夜子初二刻十一分，生光十六日子正一刻十二分，复圆丑初二刻六分。”这些文字有裨于考察晚清的天文星象及与之相关的士人活动。

其二，中西交会的晚清江南图景。

姚福奎作为江苏常熟人，长期生活在娄县，两地风俗相近，颇具水乡文化特色，晚清江南地区的社会图景在其日记中可见一斑。除日常的衣〔如购买素色单马褂（本书原稿多作“马挂”）、狐皮套统等〕、食（如在绿云楼、不夜楼、得月台、清溪阁等名馆茗饮）、住（舟宿）、行（水运）等具有时代与地方特色外，礼物的赠答也是本书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当亲友遇到红白之事时，姚福奎会寄送“喜分”“吊分”，除洋元外，还有多样的礼品形式，如“烛票”“酒票”等礼票，其虽非江南所特有，却盛行于晚清近代，具有时代标志参赵金敏《旧京礼票》，载《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第328—330页。；而每至逢年过节，亲友之间又会互相赠送汤包、酒酿、蜜饯、苏州脂油糕等地方特色小吃，姚福奎也时常以江南地区常用的苏州码子来记录礼物的数量与价格。

除却“传统”的衣食住行与人情往来、计数方式等，身处上海的姚福奎似早已开始接触“洋文化”。他在光绪五年正月间接连记录自己的“新潮”生活，如二十二日：“坐东洋车遍游夷场。夜饭后，又坐东洋车至小东门嬉春园，观剧六出后继以东洋戏法，奇妙无比。”二十三日：“代达泉买洋布，庆昌洋货店买挂钟、香牛皮衣包、零星物等。……又至庆昌买洋画。”二十四日：“午后，冒雨坐东洋车至庆昌买物。夜饭后，令周桂陪三儿大观园观剧及东洋焰火。”二十五日：“雇东洋车到小东门酒楼小饮、吃点心，又至洋货店买挂钟、洋油等。”当传统与新潮碰撞，微小的个体感受到外部世界的新奇，但似乎并未意识到国家正在面临巨大的变革。

光绪十年（1884）七月初七日，姚福奎在日记中用片言只语记下当时的清法战争：“阅近日《申报》，法兵在福州已开仗，华兵败，吴淞口亦吃紧。中营驻扎南门外豆腐浜，此路直通吴淞。城中亦办防堵，人心皇皇。”但自此之后，日记中再未提及相关战事，他的生活一如既往，动荡的时局中个体有自己的烦忧。后世人眼中的特别事件，或许在当时多数人看来尚不觉重要。当然，姚氏日记也确实体现了时代的波澜，如鸦片的流毒。本日记始于光绪五年，是时距离鸦片战争已将近四十年，鸦片烟早已浸入中下层士人的日常生活。姚福奎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学政等上级官员严查教员、生员等是否吸食鸦片，姚氏自身也曾受到怀疑，他在光绪九年（1883）的日记中誊录祁寯藻为劝戒鸦片所作的《新乐府》三章，似在表明心志，可见在当时鸦片实属禁而不绝的状态。是以日记可从个人生活的视角出发，为历史研究提供材料。

其三，日记中的记忆、情感与文学创作。

记忆与情感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而记录日常点滴的私人日记无疑是展开相关研究的重要材料。与如今大多注重隐秘的日记稍有差异，晚清士人日记的私密化程度各不相同，这与其记录的目的相关，如：有的日记近似于学术笔记，摘录诸多史料；有的类似于功过格，便于作者时时进行自我反思；有的则作为一种著述，期待他人的阅读等等。姚福奎在其日记中偶尔也会抄录一些史料笔记，如王士祯所撰《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等，但大多时间还是在记录自己的生活，其中不乏细腻、私密的情感表达。如果说“记”偏向于较为客观的写实记录，那么“忆”便是因眼前人事而产生的心灵触动。能够触发姚福奎“忆”这一行为的可以是某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忆及道光二十四年祀灶日，时室人犹为新嫁娘，在堂楼上包封袋。予在镜台旁作“小园除雪得春蔬”试帖，老母唤马妪送粉团到楼上。情景如昨，忽忽已三十六年矣。（光绪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余幼时喜作画，忆道光庚子端午日画天中节物于扇头，伯兄题云……童时光景历历在目，而题诗者风流已尽，即作画者年亦半百余矣，能无慨然！（光绪七年五月初五日）

也可以是他曾与人共游的某个地方：

归，游湛然庵。忆丙子秋偕纯嘏、次柯曾游此，忽忽已十二年，次柯谢世将一载矣。（光绪十三年八月十八日）

忆壬午送省试回，泊舟毗陵驿，曾偕再侄少溪诸人到此吃茶点，至今已十一年。少溪已故，曷禁物是人非之感。（光绪十八年七月十八日）

又或是他曾经历的特别之事：

忆二十五岁玉峰岁试，至今三十年矣，复在风檐角艺，可笑可叹！（光绪六年三月二十日）

忆丁丑除夜四更起，得“残蜡尚余除夜火，重裘难御岁朝寒”句，情景犹昔，而马齿加长矣。（光绪六年除夕日）

在追忆的过程中，过去的欢闹与当下的孤寂、曾经的青春与如今的暮年形成强烈对比，字里行间不仅有无法化开的愁绪，还暗含对人生意义的追问：

夜，接灶。遥忆家乡邑庙中灯火热闹，此间萧寂无异常时，惟有一盏青灯与老儒作伴耳。（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五日）

接芝生弟廿六日信，知俞氏大妹于是日病故。……忆丱角时从许秋岩夫子同塾读书，光景如昨，而俯仰已成陈迹，崦嵫暮景，能不慨然！（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一日）

日记在四部分类中往往被归于史部，但当“记”与“忆”结合，姚氏日记中诚挚的情感表达也证明写作者并非将之视为纯粹写实而缺少温度的文字记录，而是近乎文学创作，可感染读者情绪。此外，姚福奎还在日记里录下诸多自己的诗作及与友人的唱和。他传世的诗文较少，《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中仅辑有八首诗作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50页。，故本书也有一定的文学辑佚价值。同时，姚氏在日记中对自己的作品多有涂抹删改，这些痕迹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得到保留，其诗作如何生成并最终“定型”，读者可一目了然。姚福奎的日记亦可视为其诗集的一个初稿，这不仅能弥补如今他诗集不存的遗憾，还便于学者通过作品的修改痕迹来推知姚氏创作时的心境变化，进而对其诗作的水平高低作出公允评价。

其四，姚氏日记与其相关史料。

本书的记录止于光绪十九年九月十六日：“晨，到迎春桥访姚达安，不值。顺至阳湖学，与杏初长谈，留吃午饭而返。又至达安处，适在家，晤谈一切，云本月初十日又有信寄苏，俟其回音。”至此，整部日记戛然而止，“俟其回音”，是否有回音，只能留给读者猜测；在此后的六七年中，姚福奎又有何经历、与何人结识，似亦无从得知。然而，从其他史料中仍能寻到少数线索，可与本书相参照，如灯谜集，如其师友的日记等。

晚清猜谜之风颇兴，各地谜社相继涌现，如北京有“北平射虎社”“隐秀社”“丁卯社”，上海有“苹社”“大中虎社”“虎会”，淮安有“商旧谜社”等等。吴光绶所编的《日河新灯录》便收录包括姚福奎、何绮等在内的隐社二十四位成员的四百余则灯谜。见吴光绶《日河新灯录》，国家图书馆藏上海扫叶山房1917年石印本。“日河”为古代华亭的代称，《日河新灯录》便是一部地方性的灯谜集。隐社的主要成员包括姚福奎、何绮（庾香）、吴光绶（廉石）、孙骐（畹香）、金佐清（再坡）等。它具体成立于何时尚未可知，姚福奎虽未在日记中提及隐社，却记载了与部分隐社成员如何绮等人的相识与交游，他于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记道：“晨，新任华学何庾香来拜。……庾香，淮安山阳人，甲子举人。”而何绮、吴光绶等人与姚福奎的猜谜互动也多有记载，如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二十四日：“庾香说灯谜……颇妙。”十八年三月十二日：“午后，庾香偕廉石至，茶话良久，同出西门。廉石戏成灯谜四句赠余，每句射一古人，谜云……颇有趣味。首、三、四句庾香俱猜着。”同年闰六月初九日：“席间见廉石新制灯谜，佳者颇夥，偶录数条。”特别是光绪十九年二月十六日，何绮在写给姚福奎的信中录有四十七条谜语，谜目题材范围颇广，除四书五经及古文辞外，还有方言、市招、公务语等，均被姚氏记在日记当中，可对《日河新灯录》有所补充，也折射出当时江南地区的猜谜风气。

另一条与姚福奎相关的重要史料线索，即翁心存、翁同龢父子的日记。姚福奎曾受业于翁心存，他少时便与翁同龢相识。据《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八年（1848）正月十九日记载：“午刻姚湘渔茂才福奎来受业。”二月二日：“阅姚湘渔文、赋、诗各一首。”五月四日：“阅姚湘渔文四首、赋三首、诗四首。”八月廿九日：“苏太两属共取四十名，六儿（即翁同龢）第七。第一为潘观保，顺之太史子也，吾邑则席枚生，第三俞莲士，第四姚湘渔，钱国桢、荔峰皆取。” 以上见翁心存著，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二册），中华书局，2011年，第633、635、653、670页。这些记录在今见姚氏日记之前，弥补了本书史料方面的不足，可深化对姚氏生平的了解。《翁同龢日记》在同治年间也多次提及“姚湘渔”，其中又有数条记录是在姚氏日记结束之后，如姚福奎何时逝世等，有助于读者在姚氏日记“戛然而止”后进一步了解其人其事。值得关注的是，翁同龢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六月初十日记道：“是日约吴儒钦、赵次公、姚湘渔、药龛和尚过我山居……因看《长江万里图》，欢笑移时，五人综计三百六十五岁矣，谁欤画《五老图》耶？”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3264页。吴儒钦即吴鸿纶，赵次公即赵宗建，药龛和尚是常熟三峰寺的主持，他们皆为常熟名士。吴、赵、翁都曾于游文书院受业，而姚福奎则于是年前后由常州归里，担任游文书院的山长。虽未见详细的史料记载，但这一事件无疑表明姚氏晚年常与常熟当地名士交游往来。借助史料的互文，姚福奎其人其事能更全面地呈现给读者。

作为史料，日记有其“见”与“不见”：读者从日记中看到的，从来都不是完全客观、写实的历史记录，而是记忆与情感、细节与宏大的交织。通过日记中的文字，人们可以获取有别于正史、档案的私人化史料，更重要的是可从新的角度来反思以往的认知。同时，也正因日记有较强的主观性，读者需在阅读中对作者的某些叙述加以判断，而参照其他史料，或许还可进一步发现有趣的问题。以上为笔者抛砖引玉，不仅期待此日记可以推进对于姚福奎的专人研究，还希望它能作为一种典型史料，为十九世纪末中下层文人的日常生活史研究提供考察视角。

最后，本书在整理过程中遇到许多疑难句读，承蒙范金民教授与诸位师友赐教，受益殊深，在此谨致以诚挚谢意。因笔者学力有限，虽几经核校，恐仍有讹舛，敬请诸位方家、读者不吝指正。

杨珂
壬寅年仲夏于仙林

姚福奎日记名《姚星五日记》，五册，稿本，藏南京图书馆，收录姚福奎光绪五年至光绪十五年间的日记。姚福奎字星五，清咸丰元年举人，历任松江府娄县教谕、常州府学教授等， 归里后掌教游文书院。姚氏日记主要记载清末中下层文士的日常生活，如交游、购书、出行等。十余年间日记较为完备，几无阙漏，便于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了解晚清江南地区中下层 文士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此外，因姚氏曾任教谕、府学教授，且擅长绘画、制谜等，故其日记对于晚清的教育、艺术等领域而言，亦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