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拉美经济史（上卷）

简 介
过去二十年间，新研究改变了拉美经济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通常是在其与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ECLAC） 合作研究中，结构主义和依附学派历史学家们的前沿工作产生了大量的新经济数据，其中包括对不少国家国民生产总值（GDP）历史规模（部分是当前规模）的首次估算。统计机构和中央银行一般由ECLAC毕业生所创建或任职，它们承担了进一步的工作。还有两股力量激发了对经济历史数据的探求，一类是接受过英美传统实证研究和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方法培训的历史学家，另一类则是曾接受英美教育的非传统发展经济学家。20世纪70年代，一批主要在美国受训且通常与新经济史学（New Economic History）相关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成为新的推动力量。而后，竞争性经济战略——社会主义、进口替代和自由贸易兴衰更替，专制军政权在拉美多数地区崛起，这又激发了对方法和范式的辩论。
伴随1982年的经济金融危机和整个地区此后出现的民主转型，拉美经济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对竞争性经济战略的辩论式弱。随着民主巩固和冷战结束，意识形态纷争逐渐消退或减弱。1正如社会科学的整体情况一样，经济史专业化所处的环境要求提高数据质量，提升论据的复杂度和一致性。这些变化对拉美知识界的影响就包括经济史研究的显著进步，其标志是出现了一系列总论性著作和文集，还涌现了一批具有原创性且通常有所突破的专题研究。
两卷书稿的目标是用现有专业知识分析拉美经济发展。书中的拉美包含从南美洲“南锥体”直至美国南部边境之间所有的西半球区域。在立项之初，三位编者做出了两项决定。不可避免地，这些决定在部分读者看来至少是武断和可能莽撞的。第一项决定是为了纳入以数据和分析对全地区进行研究的比较性主题章节，抛开国家和区域边界，而史学研究传统上以此划界。书中文章聚焦主要趋势和发展，证实了经济史当中比较研究的效力。当然，其代价是特例和小型经济体的出现频率低于以地理分界的案例研究。
第二项决定是大体以1850年分割两卷书稿，这违背了常规的分期方法。19世纪20年代，由殖民向独立的转变恰巧与经济阶段划分一致，但是殖民时期的经济和制度传统在新独立国家中持续发挥了重要影响。直至1850年后，由于大量资本和移民进入，拉美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该地区才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19世纪中晚期，现代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制度现代化也初现雏形。最后，增长起步阶段正是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增加的时期，而这种不平等是纵贯20世纪的区域性特征。
殖民时期与短暂的19世纪
在前哥伦布时期，尽管仍然有着一些食品供应压力（第1章），中部美洲（Mesoamerica）和安第斯地区（Andes）还是有效地大规模整合了区内市场和生产设施。2通过在新世界（New World）采用技术、组织和文化上与土著社会截然不同的规则，欧洲对美洲的征服和殖民改变了土著经济。当数百万非洲人被迫移民至美洲热带及周边区域时，这一独特发展的影响就被放大了。第1卷分析了欧洲扩张的经济决定因素及其交互影响（第2章），评估了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并研究了接触美洲对非洲社会产生的冲击（第3章）。
在土地使用和劳工组织方面，欧洲政府和殖民者引入了巨大的变化。即便在土著社会仍在地方层面保留一定自主权的地区，由于引入“旧世界”（Old World）的作物和牲畜、殖民地税收、劳工草案以及新的区域性和国际市场准入，也已是人物皆非了（第4章和第6章）。而“旧世界”病菌传染之前的未接触人群后，引发了灾难性的人口下降，这使欧洲对经济生活的重组产生了放大效应。
在矿业产出、财政账户和贸易统计等西班牙殖民经济的关键部门，从征服后不久就有了定量数据，但对GDP却仅为数不多的粗略估计。这些估计加之其他部门的零星数据和丰富的定性信息，显示了三类范式。
首先，劳动生产率与外贸高度相关。在殖民后期，阿根廷和古巴等人均GDP最高的殖民地也正是贸易与GDP之比最高的地区。巴西可能是该项规则的例外，但对殖民时期巴西经济的统计远不如西班牙美洲丰富。其次，美洲大陆殖民地的土著人口集居于高原峡谷和高原地区，其出口与GDP之比偏低，原因是其出口主要限于贵金属或宝石，此类商品能够长途运输至海上而获利。而这类大陆殖民地还承担了最繁重的税负。再次，随着时间的推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新世界”殖民经济体趋于停滞。欧洲殖民者通常将熟知的技术和组织应用于新发现的可供出口的自然资源部门，如矿藏和沿海产糖地。一旦完成了技术推广，停滞即开始。3新产品或富矿被发掘时，亦或政府发起战争、增税（他们很少减税）或出台新规章之时，经济就会波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经济缺乏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典型特征。
然而，停滞的经济体并不是静止不动。在伊比利亚统治的三个世纪中，殖民下的拉美经历了重大变化和转变。要素禀赋和经济组织都能解释殖民经济的停滞。与西北欧及英属北美不同，拉美多数自然资源都地处内陆，直至19世纪末出现铁路后才具有经济可开采性。征服和驯化土著人并且进口非洲奴隶的行径创造出一个社会，绝大多数群体在此当中都在法律上和社会性上被标注为下等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税制和规章提高了创业成本和风险，锁住了人力和资本，且扭曲了市场信号导致无法最大化收入，这往往会抑制多数生产经营活动（第7章）。然而，正如第1卷的部分章节所示，相关经济主体并不缺乏企业家精神或工作意愿，也乐意为将来收益而有所牺牲（第8—11章）。
殖民国家之间的分裂（第12章）加大了经济困难。独立之后最初的30年间（19世纪20—50年代），所有拉美经济体都饱受经济和政治失败之苦（第13章）。部分国家陷入了长期的政治混乱和动荡中（如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国际战争与封锁加剧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随着子弹再次横飞，每次尝试性的复苏都落空了。至19世纪中期时，主要得益于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出口繁荣（如智利的铜和秘鲁的鸟粪），少数国家努力恢复至殖民时期的人均GDP水平。然而，直至19世纪中期之后，世界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贸易条件的有利变化和大幅下降的海运成本）、政治稳定、制度现代化以及铁路建设和其他直接投资领域的大规模资本进入，才使得整个地区转向了经济增长。

作为享誉国际的剑桥史系列著述的一部分，《剑桥拉美经济史》沿袭了经典的编写惯例，汇集了近二十年来全球各国拉丁美洲经济研究领域涌现出的一批具有原创、突破性的专题研究论文，旨在用当下前沿水准的知识，对西班牙殖民时期至21世纪初期的拉美的历史经济进行解析。大体以1850年（即现代经济的指数增长开始在拉丁美洲出现的时期，而非常规的以19世纪20年代，即拉美各殖民地相继独立这一历史转折期作为经济阶段的划分）为界，分成上下两卷。本册为上卷。
上卷包括1850年之前的殖民地时期和拉美独立战争时期，涵盖不同视角、学科和方法论，有对政策与制度进行的定性历史分析，还有计量经济史、新制度经济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等。通过“经济背景”“自然资源与要素禀赋”“经济组织与部门绩效”“独立的经济影响”四个板块，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与前哥伦布时期经济、欧洲经济和非洲经济串联在一起，阐述了西班牙征服拉丁美洲这一过程造成的人文和环境影响、殖民地经济制度发展，以及殖民地时期和后殖民早期的经济面貌。
下卷将研究“漫长的20世纪”，从现代经济增长起步阶段直至当前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