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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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志频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ISBN9787514398892
出版时间2022-08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69.8元
货号31515257
上书时间202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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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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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本书凭借典籍文物，对遗迹实地作田野考查，以故纸考证为依托，从左宗棠的角度切入，以曾、左生平的交往为主线，围绕两人相识、相交、合作、断交、共事、绝交的六段经历，逐一深入剖析，点滴还原两人关系全部的真相。
作者简介
徐志频，著名作家，出版有《湖南人怎么了》《经营天下的湖南人》《左宗棠》《公民的烦恼》《当商帮已成浮云》等部作品。2009年，因《湖南人怎么了》而声名鹊起。
目录
前言 带头大哥曾国藩与左宗棠… ………1
第一章 相识之初… …………………………1
曾、左第一次见面，没有预想中的惊艳夺目，反倒是出人意料地平淡。一个“乖乖
孩”，一个“调皮鬼”，彼此性格、气质不投。左宗棠“人伦、礼教”的旧事，被曾国藩
当作反面教材。1838年同场进士考试决出胜负，曾居庙堂，左处江湖，日益陌路。
点头之交 / 3
人伦异见 / 6
科场揖别 / 12
第二章 再度相交… ……………………… 19
广西几个地方官，朝廷两任钦差大臣，不约而同大胆蒙骗咸丰皇帝，终于酿成太平天
国运动席卷全国。原本最无理由为朝廷担军事之责的左宗棠、曾国藩，却相继承担起万斤
重担。曾、左见面相互如何评估？曾国藩看左宗棠信心十足，左宗棠看曾国藩犹疑不决。
事起广西 / 21
湘勇出世 / 37
印象长沙 / 44
第三章 首度合作… ……………………… 49
左宗棠成功推荐曾国藩出山办团练，曾国藩却试图挖来左宗棠帮自己办团练。左宗棠
凭才干守住长沙，曾国藩用智术办成湘勇。左宗棠待曾国藩的方式很特别：曾国藩面临生
死考验，左宗棠劈头盖脸痛骂；曾国藩陷入经济困境，左宗棠倾一省财力相助。
曾左互挖 / 51
陶家风波 / 56
抽身之计 / 63
崩溃疗法 / 73
雪中送炭 / 86
第四章 首次断交… ……………………… 99
曾国藩说：能干的人才需要坚守“职业精神”，左宗棠说：所有人都要坚守“职业精
神”。左宗棠批评曾国藩自私、怕死，曾国藩心痛得夜夜失眠，两人首次“断交”。曾国
藩从“法家斗士”摇身变成“道家柔士”，甘居第二，成功消解危机，两人复合如初。
负气相持 / 101
“变身”续交 / 111
首论雌雄 / 118
第五章 再次合作… ………………………129
左宗棠本意进京赶考，却变成了去军营与曾国藩、胡林翼开一场“头脑风暴会”。左
宗棠本来已被朝廷下达“斩首令”，却一夜之间翻身成湘军副统帅。曾国藩凭政治加学
问，左宗棠用军事加实干，联手开创出湘军黄金时代。谁料成功之日，却是决裂之时。
宿松密谋 / 131
智定楚军 / 142
才定战场 / 152
合谋浙江 / 162
蜜月阴云 / 183
第六章 对簿朝堂… ………………………187
左宗棠向朝廷举报曾国藩放走幼天王，曾国藩反举报左宗棠放走十万太平军，曾、左
“失和”，自此断绝书信往来。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在《铜官感旧图序》中客观评价其
人，引来非议。曾、左“失和”真相到底是什么？左宗棠在家书中最终隐秘披露。
强宾弱主 / 189
划地为利 / 197
双簧自保 / 220
生死激评 / 251
如此“失和”/ 261
第七章 矛盾与分歧… ……………………267
曾、左性格同样刚强、倔强，因所处位置不同，此后越走越远。坚守“拙诚”的曾国
藩顺应时势，抱紧理学；坚信“朴强”的左宗棠听从内心，践行实学。两人如一枚硬币的
两面，左宗棠站到阳面，曾国藩守住阴面。两人均做到极致，最终形成四大区别。
理学的隐衷 / 269
“卫道”与“创新”/ 282
“礼治”与“法治”/ 295
“自律”与“自由”/ 296
“圣人”与“神人”/ 308
第八章 轶史与身后… ……………………315
理学家曾国藩天性中有幽默的一面，他只在维持个人政治形象时一本正经；实干家左
宗棠平时心性自由洒脱，他只在人生庄重的场合才严格恪守古礼。一对原本各自独立相互
成就的诤友，因为中国传统“名分”的拘限，曾氏高度在左宗棠晚年及身后成为天花板。
玩笑与客套 / 317
回报与非议 / 324
二等侯之谜 / 331
附录一 清史稿·左宗棠传……………340
附录二 清史稿·曾国藩传……………348
后记 热闹与安静… ………………………356
内容摘要
曾国藩、左宗棠同为晚清重臣，中国大转型时代的引路人，联手开创了近代精英的全面崛起。
其功名之盛，声威之烈，为历史罕见。
本书立足翔实的正史，核定丰富的轶史，全面细致勾勒曾国藩和左宗棠各自的人生轨迹，重点围绕两人曲折起伏的交往经历，逐段还原两人持续奋斗与相互纠偏的人生，深入剖析两人的矛盾分歧与相互成就，将五千年中华传统生存哲学与成功智慧，通过人物本身的想法、做法展露出来，给到读者生活的参照与智慧的启迪。
精彩内容
曾国藩说：能干的人才需要坚守“职业精神”，左宗棠说：所有人都要坚守“职业精神”。左宗棠批评曾国藩自私、怕死，曾国藩心痛得夜夜失眠，两人首次“断交”。
负气相持
|一 |事情缘起，咸丰七年（1857年）2月27日，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在湖南老家湘乡荷叶塘去世。
父亲去世是一件大事。根据古礼，曾国藩需要离开前线，回家为父亲守孝三年。
但朝廷在礼仪的原则性要求之外，同时又有一个灵活性规定，碰上国家发生重大战争，官员可以以国事为重，暂时放弃守孝，这叫作“金革变礼”。
因近两年来在江西战场备受江西官场各方掣肘，曾国藩不胜烦忧却无处吐告，他知道问题出在咸丰皇帝过于小气不敢放权，有心撤离。在瑞州军营得到噩耗后，他晓得这是远离前线再合适不过的借口。
不待朝廷批准，曾氏便自行决定离开湘勇前敌总指挥部，直接回家守孝。
离职之前，曾国藩对江西军事作出粗率安排：将自己所统的外江水师十五营、内湖水师八营，交付郧阳镇总兵（提督衔）杨岳斌总统，由广东惠潮嘉道道员彭玉麟协助办理；江西水陆诸军及各省的援师，则交付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会商办理。
显然，这是个十分粗率的安排，很容易导致各方“扯麻纱”。原因是，杨岳斌、彭玉麟统领的湘勇水师属团练兵，福兴、文俊所统带的绿营则属于正规军，两者互相不能统辖。满洲贵族将军福兴、江西巡抚文俊，本来就不熟悉军务，他们连平日里和湘军之间的关系协调都很成问题，曾氏如此安排便匆促离职，将直接导致各方掣肘，湘勇与各军因内部无统一指挥而无法协同作战。太平军此时气焰正烈，江西官军本已左支右绌，此时再失去强有力的统一调度，随时可能决裂，后果不堪设想。
左宗棠在长沙闻知曾父去世，当即预感到不妙，他推想事情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不外曾国藩申请丁忧，朝廷不予批准。因此，一开始他在与朋友通信时，这样平静地预测：涤公此时想已闻讣，当时事艰危至极之日，恐未能以丁忧谢兵柄，庙堂亦未必许之，然而苦矣。
意思是说，我猜想曾国藩老兄现在已经接到父亲去世的讣告了，现在全国军事全面告急，他应该不会有以守父孝的名义辞去兵权的想法，即使有，朝廷也不一定会同意。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困难都摆在那里。
但当左宗棠在长沙得知，曾国藩未经朝廷批准，便已抛弃前线自行归家守孝，他的心猛然“咯噔”了一下，内心失重，诧异莫名。原本的担忧跟同情，瞬间换成了失望与愤怒的情绪。
左氏给湖南巡抚衙门旗下的团练首领、自己直接指挥的属下刘腾鸿去信，首次发表了对曾氏此举的看法：涤公不俟朝命，遽戴星而归，弟力陈其不可，然事已无及。闻颇有见
怪之意，则只可听之。平常无事时，督抚在任丁忧，尚需候旨，始能交卸，岂少司马视师，其责任更轻于平时督抚耶。
意思是说，曾国藩老兄不待朝廷批准，就马不停蹄回家守孝，我事前竭力阻止他回来，但眼下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我也无能为力了。听说曾老兄对于我阻止他已经见怪了，那就让他见怪好了。我的意见是，作为总督、巡抚级别的封疆大吏，即使在天下太平时回家守孝，也需要等到朝廷批准，才能够动身。曾老兄以少司马的官职在江西统帅军事，难道他在前线承担的军事责任，比太平时世里的总督、巡抚还要轻吗？
左宗棠的态度很明确，曾国藩不等朝廷批准就擅自归家守父孝，做法肯定不对。因为即使是太平时世，作为省部级别的高官归家守父孝，都需要得到朝廷批准，办理好权力交接手续，才能从容离开职位。如今前线十万火急，正需要主帅尽心竭力救急，而不是撂挑子走人。
如果说，咸丰皇帝不授予地方实权，弄得曾国藩经常怒火攻心，那段日子，左宗棠忧虑全国军事，也同样开始变得寝食难安了。左宗棠没去想是皇帝的问题，而将责任一股脑儿全堆在曾国藩头上。
为了让曾国藩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尽快回心转意，以挽回艰难时局，他抓紧时间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书信，对曾国藩近日的举动，从观念到做法都作了基本的否定。
这封信火药味之浓，隔着纸张，百年后仍能闻到。
|二|左宗棠为什么用语要如此生猛？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近五年来，左宗棠以“军政秘书”代湖南巡抚主持全省军事，已经自觉地以“湖南巡抚”的身份来跟曾国藩交流对话了。二是前面这些年，左氏在曾国藩面前已经习惯了真话直说。他大概没有想过，当面批评人，与写成文字责备人，予人的观感会有较大不同。他更不觉得这封信的内容有什么不对，所以在去信两天后，他想到有些话还没说完，又追加了一封信。
连去两信，均石沉大海，没有接到曾国藩的回信。在等待回信的漫长一年多里，左宗棠内心已近抓狂，他明显感到曾国藩在负气了。
曾国藩方面呢？事实上比左宗棠更惨。他已经被左宗棠批评得患上了失眠症，整天整夜地合不上眼。
曾国藩选择沉默，一年内不回应左宗棠的批评指责。
曾国藩之所以不回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左宗棠质疑、批评、指责自己的观点，都立论稳正，曾国藩读完之后，无法在逻辑上予以否定，当然也就无从借助文字来反驳。也就是说，向来擅长文章的大手笔，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回信了。
我们今天回到左宗棠去信的主体内容中看。左宗棠批评曾国藩的前半部分，集中在人到底应不应该以生命来捍卫“职业精神”四个字上。
曾国藩认为，捍卫“职业精神”这件事，要因人而异。因为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所以“职业精神”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因人而论、因事而论，具体人事作具体分析。
为什么放弃江西军事主帅的职事不顾，而回家守孝呢？不是自己缺乏“职业精神”，而是只有对那些个人能力强、办事效果明显的人，才需要恪守“职业精神”，以生命为国家尽力，为朝廷尽忠。对于像自己这样能力弱、办事效果不明显的人，就不一定需要恪守“职业精神”了，因为战场上有自己跟没自己都差不多，为什么还要为了恪守“职业精神”，而置孝道大节于不顾？为什么就不能选择急流勇退，“弃忠”而“尽孝”？
左宗棠完全不这么认为。在左宗棠看来，不管个人能力强还是弱，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大还是小，只要做了军事统帅，穿上了这身帅服，就只剩竭尽全力“尽忠报国”这一条路可走了。即使真的能力弱，就是死，也要死在职事上，而不能死在家乡，惹舆论笑话。人必得要有“死志”的决心，用生命来捍卫尊贵的“职业精神”。
显然，左宗棠在大道理上更站得住脚，尤其是在公开场合上，更加无可挑剔。无论用传统的儒家义理来权衡，还是用现代的价值观念来考量，皆是如此。
比较两人观念的差别，曾国藩在这里谈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现实性的一面，遵从的是人的本性与常情；而左宗棠谈的是人的超越性，是人的理想与情怀。在左宗棠看来，人是需要有一点理想与情怀的，尤其作为军事统帅，不能没有理想与情怀。
曾国藩为什么不回信反驳左宗棠？他跟左宗棠信中说的这些话，放到私底下看，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本能，但放到台面上说，观点都站不住脚。
在笔者看来，左宗棠所推崇的“职业精神”，道义上虽然都是对的，事实上也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以“死志”之心捍卫所职之事，军事统帅守土有责，与土地共存亡，这话当然没有错，但真正要做到，需要像他本人这样“言行合一”的强者，别人万一做不到，则很容易对他人进行“道德绑架”，或者变相为“唱高调”。因为曾国藩带的是辅助军事的团练兵，不是国家正规的经制兵。何况，多端寡要、心无定见的咸丰皇帝是否值得曾氏愚执固守“职业精神”，也大可值得商榷，因为古人并不鼓励“愚忠”。以三年后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境况作比照，他此前在江西的困扰，主要是咸丰皇帝不肯授权造成的，并不真的是曾国藩军事上完全无能造成的。以曾氏出任两江总督的后事辅证，他作为政治家来统筹军事，至少是完全合格的。
左宗棠大义凛然地指责曾氏，虽然他事先无心伤人，也没有故意“唱高调”，但事实已经站到道德制高点上，对曾国藩构成了“道德绑架”。
推想曾国藩给左宗棠写来信时的心意，一定是用了曲笔。因为曾国藩骨子里是个刚强、倔强之人，他不是遇事肯随便服输、在朋友面前低头服软的人。尤其是，要他在自己欣赏的左宗棠面前承认，自己是个“能力弱、办事效果不明显”的人，看重个人尊严的他，若不是主动将姿态降低到尘埃里，怎么说得出这种颜面掉地的话？
儒家读书人看重“心术”，曾国藩相信，智敏过人的左宗棠，能够看出自己背后的这些心意，给予充分理解，不再钻牛角尖。
曾国藩为什么在左宗棠面前主动低头示弱？参照咸丰三年（1853年）初，曾国藩首次以降低到尘埃的姿态，试图挖左宗棠入湘勇营。再到一年后靖港自杀遭左宗棠痛骂，曾国藩以“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退让自嘲，可见曾、左交往中，“左进曾退，左强曾弱”的心理结构已经初步定型。除此之外，这里面还有他不为人知的委屈。
最近两年来，他在江西战场接连失利，固然与他本人军事能力不强有关，但跟江西巡抚陈启迈、文俊先后不予配合、多方掣肘也脱不了干系。但按人之常情，人不能将别人不配合、反掣肘的事，在朋友之间当作事实来说，更不能作为辅佐自己观点的证据。这种吃暗亏的事情，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曾国藩写信时大概想到，以左宗棠“神交古人”的聪颖与感悟力，会明白自己信纸背后这些不方便说出来的话。所以他试图以“自矮”来争得左宗棠的支持，何况，自己擅自离职回家，连部下都没有交接好手续，这道确凿的硬伤，也让自己的反驳明显底气不足。事实上，曾国藩在这里跟左宗棠说自己办事能力弱，确实只是为了争取左宗棠的同情与支持，他内心里并不真的就这么认为。有事实为证：咸丰七年（1857年）7月26日，在守孝三个月期满（咸丰皇帝批准的守孝时限）后，朝廷催促曾国藩抓紧出山，曾国藩非但没有答应，反而趁机向朝廷上了一道《沥陈办事艰难仍吁恳在籍守制折》，向朝廷倾吐了自己在江西期间羁压于心的三大难处：第一，湘勇不属于国家正规军，打了胜仗也不能以实职奖励部下，朝廷不给予自己保举提拔人的权力，军队的积极性没办法调动；第二，自己以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虚职在地方带团练，没有地方督抚的实权，不能在地方上成立厘金局抽取税收，不能安排布政使在地方为军队筹集粮食，闹得军队经常挨饥受饿；第三，战争年代，各地的关防总在变化，自己钦差大臣、湖南帮办团练大臣的任命书，朝廷没有通过委任状抄寄涉事各省相关部门，导致自己的军令经常是一纸空文，毫无信用保证，多方呼应不灵。
曾国藩认为，自己在江西之所以战绩不佳，主要是上述三大原因造成的，而不是自己真的能力不行。所以，他这次借回家守孝的名义，暗中早做打算，趁机跟咸丰皇帝摊牌，以要价争权。人不是什么话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拿出来说的，自己背后这么隐秘的心思，怎么好意思跟左宗棠提早明说？只好暂时以“自矮、示弱”，来争取得到能看明白他心思的朋友的同情，他相信左宗棠这个“当代诸葛亮”，属于看得明白的阵营中人。
问题是，左宗棠看明白了曾国藩曲折委婉的心思了吗？根本没有。
是左宗棠的经验与智慧不足以看明白？不是。洞悉人性、谙熟人情的左宗棠，其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能力，其实是超强的。稍后，胡林翼在湖北巡抚任上动用“智术”，将湖北省批发的盐卖到湖南来换米，左宗棠对他的心思看得比胡本人还清楚。
左宗棠这次之所以没有看明白曾国藩的心意，主要还是因为他本人已经深深陷入自己的思维惯性中去了。用禅宗的话说，他陷入了“我执”。
左宗棠既然并非自省能力不强的人，为什么仍会造成这样的沟通障碍？如前文所说，最近两年，他从湖南共筹集了二百九十五万两银子，专供曾国藩的湘勇营做军饷，可以说是曾国藩最得力的“后勤部长”。左宗棠押宝一样将全副身家投入，自然一心盼着曾国藩将江西的军事办成，全然再无其他念想，也不敢往坏处深想。
当左宗棠听到曾国藩主帅临阵逃离这个无异晴天霹雳的消息，一门心思全部跟着陷了进去。此时无论他人解释什么，左宗棠也不可能再听得进去，他只会恼羞成怒，怪曾国藩为何要辜负自己的信任。
愤怒的左宗棠，开始去寻找曾国藩避开江西主帅之责的原因。左氏认为，除了曾氏的“职业精神”不够，还有两点原因：一是“自私”，二是“怕死”。
左宗棠运笔老辣，看问题稳、准、狠，落纸的文字伤害力度自然也大。他不在信中直接指责曾国藩“自私、怕死”，而是力图证明他的这两项弱点，有师生沿承关系。
为了不动声色地对此加以论证，他从自己与曾国藩的理学老师唐鉴的一桩旧事说起：三年前，年近八十岁的唐鉴老先生为了躲太平军，将家从长沙闹市区搬到湖南宁乡的深山老林里去了。左宗棠说：唐鉴老人家比年轻人还怕死，不敢留在长沙城以稳定人心，可见平时道德、学问虚伪。左氏又批评唐鉴老先生的学问也是花架子，对于办团练与分析时局，只有表面功夫，没有干货，内容大多是空话、套话，不听没什么害处，听了也没有什么用。
天地君亲师，中国古来尊师重道，老师与天、地、皇帝、父母并列，受人敬仰。批评他人的老师是十分严重的，这不但等于否定了人家，连人家的学问之根也被拔掉了！曾国藩看到这里，不说血气冲顶，至少眼前一黑。
左宗棠为什么对曾国藩要下笔如此辛辣？他天性好辩，出手沉重。左宗棠童年时代便推崇孟子，孟子是先秦最高明的辩论家，战国除了墨子，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左宗棠隔了两千多年，遥承了孟子的辩论本领。
如果左宗棠在这里纯粹批评唐鉴先生的学术观点，曾国藩也许会写上几句话辩驳，即使不辩驳，至少不会那么在意，因为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笑骂由人，犯不着计较。但左宗棠在这里说的，全是他自己亲历的事实，曾国藩也是第一次听他说起，这类似写“新闻述评”，新闻是独家的，述评便有垄断性，谁也没法反驳。因为所言事实没有枝蔓，中间不涉及学术观点，所以曾国藩即使想回信，也不知道从何处落笔。
刀枪只能“伤身”，刀笔却可以“诛心”。言辞越是独到深刻，杀伤力越是强大。曾国藩在湖南湘乡荷叶塘读到这封信，万箭穿心。愤怒、愧疚，欲辩无言，终于患上了“失眠症”。
|三|欧阳兆熊在《水窗春呓》这本私人笔记体的小册子里，记录了曾氏当时的实情：咸丰七年，（曾国藩）至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以为然。左恪靖于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
为什么朝野上下皆在非议，曾国藩似乎皆介意不深，独独左宗棠一封书信，杀伤力竟然如此之大？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左宗棠其人刚正不阿，敢作敢当，在湖南文化界的名声不错，曾国藩内心也认同他是一个正人君子。被来自民间的正人君子责骂，最能摧垮一个人自信的心理防线。
二是左宗棠在湖南士林的朋友圈影响力大，他不但自己写信来批评，而且还“组团”他人来一起指责，他要湖南巡抚衙门幕僚吴南屏、丁秩臣也给曾国藩写信来谈与自己一样的意见，这让曾国藩在湖南文化界四面楚歌、颜面尽失，待在老家如坐针毡，真是情何以堪。
三是左宗棠整封书信用词十分激烈，语气近乎峻刻，而逻辑严谨、气势如虹，句句像是直接往当事人的心脏上扎刀子。
左宗棠这封信的直接后果，让曾、左第一次“断交”。
曾国藩固然被伤到了，左宗棠本人也伤痛匪浅。
后世一些研究曾国藩的作者据此信判定，左宗棠其人偏激、意气、忘恩负义。在笔者看来，就事论事是皮相之论，它并没有触及背后的实质。
深入事情的肌理去看，单就事理，左宗棠批评曾国藩的地方都对；但就人情而言，左宗棠为了朝廷正义而不顾朋友情谊，责任归因，明显批评过火。
要看明白曾国藩选择的情理，这里不妨借助学者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观察历代帝国官员的一个观点，来跳出就事论事，拓宽眼界跟思路。
黄仁宇说，任何官员都有自己明面上的“理想”，也有自己背后的“私欲”。首辅申时行虽然提倡理学的“诚意”，但他对理想与事实的脱节，却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他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们不能告人的私欲称为“阴”。调和阴阳是一件复杂的工作，申时行所期望的不外是“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达到这个低标准，已经需要一番奋斗，如果把目标定得更高，那就不是实事求是了。要消除官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
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根据黄仁宇“中庸调和”的观念，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左宗棠一心想着要求曾国藩为了“理想”而彻底放弃“私欲”，标准过高，显然有违传统儒家中庸“阴阳调和”之道。
事实上，在老家湘乡荷叶塘闭门反思的曾国藩，此时也逐渐深刻地领悟到了传统文化这种“阴阳调和”的精髓。他说：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礼乐政刑，仁义忠信，其所言者也，虚无清静，无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当以不言者为体，以所言者为用；以不言者存诸心，以所言者勉诸身。
这段话有参透宇宙、人生道理的玄机。换成白话：圣人有口头上直接说出来的话，有只供本人体察、感悟，但从不公开说出来的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话圣人会直接说出来；所有事情都由性格、时势、机遇事先决定了的，这句话圣人是不会公开说的。礼制、乐律、政教、法律、仁爱、正义、忠诚、信用，这些话圣人会经常挂在口头上说；但宇宙“虚无清静，无为自化”的真实面目，圣人只在自己内心默察，从不公开说出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将圣人不公开说出来的话，作为道德学问的源头；将圣人经常挂在口头的教导，当作教化群众的方式、方法。圣人没公开说出来的话，适合放在自己心里；已经公开说出来的话，可以用来规范言行。
用现代眼光看，左宗棠此时虽然有违儒学“阴阳调和”的中庸原则，但他的观念跟做法，无疑有他存在的价值跟理由。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有自由发表观点的权利。关键是曾国藩自己在意程度的深浅，他对左宗棠的批评也执着得有点过头了。如果设身处地反想一下，左宗棠此时站出来支持曾国藩，为他鼓掌、点赞，心理抚慰，结果又将如何？更加不对。站到国家天下的角度，两人一唱一和，不说“朋党勾结”，至少是沆瀣一气，成了“比而不周”的“小人”。
孔子论益友者有三：“友直、友谅、友多闻。”以儒家传统的观念评析，曾、左皆是多闻、心直之人，但两人相交，此时均直大于谅。
朋友关系发展到这时，我们已经很难说曾、左是“知交”。更为准确的评价，应该是“诤友”。
“诤友”就是能够直率坦言、勇于当面指出对方缺点和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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