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者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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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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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越
出版社北京联合
ISBN9787559642110
出版时间2020-07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30910637
上书时间2024-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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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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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越诗人、评论家、译者。著有诗集《尘世之歌》、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等，与梁嘉莹合作翻译《匙河集》《迟来的旅行者》等。
目录
辑一 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
艰难的证词
用金属的光泽照亮众生
莱维：从疲惫的牲畜到碳的诗意轮回
叙述的愉悦，但还不够
大屠杀幸存者，在一片荒凉的天空下
有毒气室和焚尸炉的风景
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
现代“园艺”国家观的罪孽
质问希特勒的律师
辑二 被戕害的词语
开往地狱的火车
来自德国的反省：人性—民族性—兽性
被戕害的词语
《生而有罪》：我的父母是纳粹
刷新第三帝国的历史与记忆
从专制拥趸到反纳粹斗士
从见证者到写作者
让历史真相从迷雾中浮现
德国为什么曾滑入深渊？
辑三 用苦难量度语言
真相为何难以追寻
诗如何承担“可怕的责任”？
被“新信仰”扭曲的心灵
对抗流逝的时间
用苦难量度语言
见证者之书
用《回忆录》复活一个诗人的生命和灵魂
文学想象领航社会正义
跋
内容摘要
《见证者之书》是知名诗人、评论家凌越以“见证”为主题写作的评论集，共收录作者在2012—2019年间撰写的二十六篇文章。全书共分三辑，第一辑“奥斯维辛灵魂的代言人”以对普里莫？莱维、博罗夫斯基、凯尔泰斯、威塞尔等奥斯维辛幸存者的作品为例，探讨文学在见证灾难时的责任与困境；第二辑“被戕害的词语”从记忆与语言的角度，剖析专制权力对于日常生活的侵害；第三辑“用苦难量度语言”则从米沃什、斯坦纳、曼德施塔姆夫人以及努斯鲍姆等人的作品出发，讨论文学作为见证之必要，以及文学领航社会正义的可能性。此三辑文字以见证主题为经，具体的作家与作品为纬，借助作者丰沛的热情与充满思辨的笔触，试图厘清文学与苦难、道德之间错综纠缠的关系。
主编推荐
1.本书是知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凌越的近期新评论集，作品一见证主题，拷问文学在灾难年代的见证作用，主题新颖。
2.本书以见证主题为经，具体作家和作品为纬，以对普里莫•莱维、霍布斯鲍姆、凯尔泰斯、米沃什以及斯坦纳等人的作品进行了精彩的分析，既是精彩的批评著作也是对这些作品的精彩导读。
3.本书中分析的作品和作者在靠前读者中都有十分大的影响力，有利于本书市场推广。
精彩内容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第一章，克莱普勒道出写作此书的内在动机：“在我的日记本里，LTI（第三帝国的语言）这个符号最初是个语言游戏，带有模仿戏谑的意味，然后很快就作为一种仓促的记忆的紧急救助了，作为在手帕上系的一种结扣，没过多久，它又成为那全部苦难岁月里的一种正当防卫，成为一种向我自己发出的SOS呼叫。”作为20世纪上半叶在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克莱普勒凶险的境地一望而知，事实上他只是因为妻子是雅利安人，才最终幸免于难。在整个纳粹统治的十几年间，克莱普勒亲历了犹太人所受的侮辱和虐待，而且因为这本在德国六十多年间出版了三十多版、售出四十万册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克莱普勒成为纳粹暴政最有名望的见证者之一。
克莱普勒青年时代在慕尼黑、日内瓦、巴黎和柏林修读哲学、罗曼语文学和日耳曼学专业。1920—1935年任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罗曼语文学教授，1935年因其犹太出身被解聘。克莱普勒的求学和教学经历对于日后写作《第三帝国的语言》有重要意义，使他对语言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克莱普勒后来说那些年记下的日记对他来说起到了平衡杆的作用，“没有它我早已经摔下去上百次了”。问题是，如果不是一位语言学者，谁会想到在对纳粹语言极端冷静的审视中将自己暂时带离悲惨的境遇呢？那是逃避吗？不！那是对生命的渴望。在感到恶心和渺无希望的时候，在机械工厂无尽的荒凉中，在病人和死者的床边，在一个个墓碑旁，在极端耻辱的时刻，对语言的审视像是一层铠甲保护着已经非常微弱的生之希望。许多时候，当我们冷静地凝视自己的伤口时，疼痛的感觉会减轻，而对于克莱普勒而言，审视语言就有这样的作用。同时，这也是一种最深沉的反抗，因为在克莱普勒的意识深处是对纳粹语言的厌恶：也许明天它就会有所不同，也许明天你对它的感觉就会有所不同。这种隐隐的期待将克莱普勒凌驾在他自己的境遇之上，最终维护了内心的自由。
如果说语言就是世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对于语言的极端敏感正对应着作者对于世界的犀利观察，克莱普勒的信念是：一个人说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是谎言—但在其语言风格中，他的本质会暴露无遗。那么，与其说克莱普勒在纤毫毕露地展示纳粹语言的荒谬，不如说他经由语言的分析极其准确地捕捉到纳粹事实上的残暴。
刚开始的时候，当克莱普勒还只是遭到轻微的迫害时，他想到的是避开它—避开那些橱窗里广告牌上旗帜上的粗鄙语言，他埋头沉浸在自己的职业中，全神贯注地写作18世纪的法国文学。是啊，状况已经够糟的了，为什么还要用纳粹的文字破坏自己的生活呢？如果偶然读到一本宣扬纳粹的文字，读了第一段，克莱普勒就会将它扔到一边。街上若有什么地方响起希特勒或者戈培尔声嘶力竭的怪叫，他就会绕一个大圈子避开高音喇叭。可是逐渐地，克莱普勒被禁止使用德累斯顿大学的图书馆，被扫地出门，被送进工厂。此时，作为一名语言学教授，他唯一可以研究的材料只剩下时代的语言，也就是他每天在报（当然只可能是纳粹报纸）上看到的文字，每天在街上、在工厂里听到的说辞。逃避再无可能，情势使克莱普勒只能直视这一堆令他作呕的腐烂的语言材料。
起初，克莱普勒是抱着学术研究的心态去记取生活中遇到的那些纳粹语言材料的，因此他在笔记和摘要里总会留有类似这样的注脚：“以后确认！”“以后补充！”“以后回答！”但是在战后开始着手整理这些笔记时，克莱普勒意识到寻求纳粹语言的语言学渊源的研究是一个太过浩大的工程，远非他一人所能完成，同时他也对自己在第一时间所做的记录抱有信心，相信它们总有其价值。今天，我们看克莱普勒对于自己作品的认知，感觉他多少有点谦虚了。这些“半成品”（一半是具体的经历讲述，一半是已经进入到形而上阶段的科学观察分析）首先具有极重要的见证价值，而且由于克莱普勒是从他所擅长的语言分析进入历史描述的，这使他的著作独具一种穿透历史的深度。
作为语言学者，克莱普勒深知语言的厉害：“纳粹主义是通过那一句句的话语，那些常用语，那些句型潜入众人的肉体与血液的，它通过成千上万次的重复，将这些用语和句型强加给了大众，令人机械地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也就是说，纳粹宣传的本质是语言之毒素的渗透，这毒素慢慢渗进大众的日常用语中，令他们偏执和短视，而语言毒素最终会演变成行为上的残暴。席勒诗句说得好：“教养之语言，为你吟诗和思考。”反之，粗鄙的语言则会让你疯狂和暴戾。语言是行为的先导，有什么样的语言习惯必然会引发相应的行为，从无例外。在克莱普勒看来：纳粹语言改变了词语的价值和使用率，将从前一般的大众语汇收缴为党话，并让所有这些词语、词组和句型浸染毒素，让这个语言服务于他们可怕的体制，令其成为他们最强大的、最公开的，也是最秘密的宣传鼓动手段。如此看来，克莱普勒的工作其实是釜底抽薪的工作，他试图分离出混在德语中的毒素（哪怕是剂量微小的砷），并将这些完全被污染弄脏的词语置入群葬墓坑，长时间掩埋，有一些更要永远掩埋。
在克莱普勒之后，另一个对德语的堕落做过精深分析的学者是乔治?斯坦纳，在其1959年撰写的著名论文《空洞的奇迹》中，斯坦纳列举出德语被病菌腐蚀肌体之后的种种症状：“修辞代替了文采，行话代替了精确的通用表达，外来语或借用词汇不再被吸收进入本土语言的血脉，它们被生吞活剥，依然保持其外来入侵者的身份。语言不再使思想清晰，反而使之更模糊；语言不再直接有效地表达思想感情，反而分散了感情的强度；语言不再冒险（一种活的语言就是人脑能够经历的最大的冒险）；语言不再被经历，语言只被言说。”斯坦纳的精彩总结很像是对克莱普勒所提供的第一手纳粹语言材料的归纳。而斯坦纳给出的语言治疗方案—当语言受到谎言的污染，只有赤裸裸的真实能把谎言清洗—克莱普勒早已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采纳。
和斯坦纳相似，克莱普勒将第三帝国语言的基本特征归结为“贫瘠”，在十多年的广泛传播中，第三帝国的语言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贫瘠和单调，所有得以出版的报刊和书籍都在诉说着陈词滥调，尽管是以狂热的方式。克莱普勒注意到，甚至在那些被虐待得最厉害的受害者那里，在那些国家社会主义的死敌那里，在犹太人那里，到处都笼罩着第三帝国的语言，包括他们的谈话、他们的信件，也包括他们的著作，只要他们还被允许发表东西，全都一样。这个语言一方面独霸天下，一方面贫瘠可怜，而且正是这贫瘠的语言令整个第三帝国方方面面都变得单调，从而使统治和奴役变得得心应手。比如，希特勒一上台便迫不及待指认纳粹党是唯一合法政党，而所有持有和纳粹主义主张相悖观点的人则要被清除，一切变得简单明了—种族需要净化，观点需要统一，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园艺学思想的极致：一切旁逸斜出的东西都要被修剪整齐，一切异类则要被荡涤，其理由则是极具欺骗性的所谓的美好未来。贫瘠的语言产生暴力行为，暴力行为清除异己，剩下简单的整齐划一的世界则更容易统治。这是一切极权清晰简明的逻辑，而在这一过程中，良知和美的泯灭在他们看来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小小代价—不！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代价，而只会认为这是必需的过程。最终，第三帝国的语言唯有服务于起誓，从而几乎丧失其他的诸如告白、自语、请求和祈祷的功能。单调的语言造就面目模糊的人民，整齐的观念则助长了具有毁灭性的狂热，理性则被彻底隔离在国家生活的荒郊野外。
媒体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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