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的痕迹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即《思考的痕迹： 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是从我的260余篇论文中挑选出来汇集而成的。与我的其他论文集不同，这本论文集是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时间跨度为38年，即1984—2022年，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了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心路历程及思想演变。

如果把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重读马克思。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某个理论
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和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后，才能真正显示出它的本质特征、理论局限、理论价值，从而引起人们“重读”。马克思哲学的命运也是如此。20世纪的历史运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衰败解体、资本的全球化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困境，使得哲学家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重读马克思。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这表明，“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德里达）。

就我个人而言，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深重的历史灾难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的历史成就促使我重读马克思的。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从马克思的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从西方哲学史拓展到现代西方哲学，从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延伸到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从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化到苏联马克思主义，然后，再回到马克思的哲学这一“原点”这样一个不断深化的求索过程。其意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去研究。

在我看来，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只有把握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把握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过程（包括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和本真精神，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在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发展了，在何处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被误读甚至曲解了；只有把马克思的哲学放到西方哲学史中去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对西方传统哲学变革的实质，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划时代的贡献；只有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局限和伟大所在，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为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的“补课”。之所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的“补课”，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批判密切相关。

从马克思哲学的创立过程看，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史、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学都进行过批判性研究和哲学反思，不仅德国古典经济学，而且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以及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都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来源。

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内涵看，马克思的哲学是在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生成的，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命题；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既是马克思哲学的终极目标，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高原则。同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经济理论，而且是资本批判理论，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而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哲学批判不仅与意识形态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而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

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的物质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生物延续是同种相生，而哲学思维则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哲学思想、新的哲学形态。正像亲缘繁殖不利于种的发育一样，一种创造性哲学一定会突破从哲学到哲学的局限。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创造性哲学。

就马克思哲学理论本身的研究而言，我经历了从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再到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到唯物主义辩证法，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构，然后，再回到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个不断拓展的思维进程。在这
样一个不断深化和拓展的思维进程中，我逐步认识到并最终得出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总体认识，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是“唯物主义世界观”，
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我得出这样一个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总体认识，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20世纪80年代，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而仅仅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1984年，我在《安徽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论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线索》，在《江淮论坛》第2期发表《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规律的学说，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实际上，这只是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定义，只不过初步理清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
这两个概念的由来，只不过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的“历史”包含“社会”的内涵，只不过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包括社会结构，只不过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进程和思维逻辑而已。

二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我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历史哲学。1988年，我在《社会科学》第7期发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发展的再思考》，提出了这一观点；1989年，我在《学术月刊》第11期发表《论历史唯物主义现代形态的建构原则》，明确指出：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是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现代历史哲学；

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生长点，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职能。
1990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发表《历史哲学： 在哲学和历史学的交叉点上——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重申并深化了这一观点。但是,在这一时期,我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这两个重大问题。

三是从21世纪初开始，我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新的总体认识，那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其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哲学形态，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2000年，我在《安徽大学学报》第5期发表《法国唯物主义的两个派别及其启示——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明确提出： 从理论主题的历史转换这一根本点上看，唯物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三种历史形态，即自然唯物主义、人本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2001年，我在《学术研究》第10期发表《重新审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2003年，我在《河北学刊》第6期发表《历史唯物主义： 一个再思考》；2008年，我在日本一桥大学发表演讲《哲学理论主题的根本转换和理论空间的重新建构》，详细论证并深化了这一观点。

2016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1期发表《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明确提出： 历史唯物主义所关注、所要解答的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以实践为出发点范畴去探讨人与世界的关系，必然使历史唯物主义展现出一个新的理论空间，一个自足而又完整、唯物而又辩证的世界图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而且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因而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重新理解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及其革命性变革》实际上是对我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总结、概括和升华，深入而全面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意义。

这一时期，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同一概念，是对马克思的哲学，即“新唯物主义”的不同称谓： 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历史
性维度及其彻底性、完备性；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维度及其批判性、革命性；把马克思的哲学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是为了凸显新唯物主义的实践性维度及其首要性、根本性。

在我看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三个“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进化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中心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唯实践主义”，而是同一个“主义”，即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不同表述，从三个维度标示新唯物主义的“新”之所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三个“观”，即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观，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观，实践唯物主义是实践观，而是同一个“观”，即马克思的世界观的不同表述。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作为自然观和理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作为实践观和理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仅仅具有应用性质、作为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是高度统一、融为一体的。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历史、辩证、实践的唯物主义。

这就是我重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及结论。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就是求新与求真的统一；我所追求的理论形式，就是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我所追求的理论境界，就是重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这部著作所选的论文实际上记录了我重读马克思的心路历程，反映了我在不同时期思考的不同问题及观点，展示了我所追求的理论目标、理论形式和理论境界，体现了我的哲学研究水平的过去与现在。所以，我把这部著作定名为《思考的痕迹： 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

我并不认为我的思维之路可以直达马克思哲学的深处，并不认为我的结论完全恢复了马克思哲学的“本来面目”，因为我深知解释学的合理性，深知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哲学素养的全部缺陷所在。借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我的这部著作“只是一面镜子，我的读者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他的思想的全部缺陷，从而借助这个途径将思路端正”。

毫无疑问，哲学需要思辨，需要抽象。“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实际上，不仅分析经济形式，而且分析社会关系以至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哲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马克思的这一论点都具有普适性。哲学离不开“抽象”，历史唯物主义也“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马克思）。哲学思维应该也必须放飞抽象的翅膀，但这种抽象必须立足现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马克思）因此，哲学研究不能成为脱离现实的思辨王国，始终停留在“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之中；不能仅仅成为哲学家之间的“对话”，更不能成为哲学家个人的“自说自话”，说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更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同现实“对话”。

水中的月亮是天上的月亮，眼中的人是眼前的人。无论哲学在形式上多么抽象，我们都可以从中捕捉到现实问题。所谓哲学的超前性或超越性，实际上是对现实中可能性的充分揭示和高度抽象。哲学史表明，任何一种有成就的哲学，无论从其产生的原因来看，还是就其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言，都是非常现实的，都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解决了现实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更是如此。重读马克思，应该也必须与现实“对话”；否则，就会成为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重读马克思不能忘记同中国现实“对话”。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在爱里，在情里，痛苦幸福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共和国之恋》）。我重读马克思，以至全部哲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期望能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一块希望的田野，能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我深切地关注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并撰写了一系列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论文。从中，我挑选了《论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及其特色》等6篇文章作为这部著作的“附录”，以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我重读马克思的维度、深度和广度。

附录的第一篇文章，即《一般和个别与共性和个性》，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说是论文，实际上是我读书的心得体会。这篇文章是我在大学本科四年级时写的，发表在《江淮论坛》1982年第4期。尽管这篇文章充满理论的幼稚与肤浅，但它毕竟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我作为职业哲学研究者的“出生证”，是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发点，所以，我把这篇文章作为附录的第一篇，以使读者了解我的过去，并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往事”。“深深地沉思往事的意义，我们才能发现未来的意义。”（赫尔岑）

从1982年我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到今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40年来，我“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郑板桥），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途上艰辛跋涉，深感这是一条艰难曲折的思想登山之路；同时，40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又使我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并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当代思想家海尔布隆纳的名言： 

我们求助于马克思，不是因为他毫无错误之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回避他。每个想从事马克思所开创的研究的人都会发现，马克思永远在他前面。

杨耕

2021年1月于北京世纪城时雨园

《思考的痕迹：重读马克思的记忆与思考》是从作者发表的260余篇论文中精选出来50篇编辑加工而成，按照时间顺序编辑的，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了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心路历程及其思想演变，反映了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的理论途径。同时，从内容上看，这部著作是一部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的专著，涉及到哲学观、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构。全书分上下册，由50篇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的论文构成。

杨耕，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与研究》杂志社总编辑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主编。

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第六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教育 部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 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

先后被评为教育 部跨世纪学科带头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中国优秀出版企业家、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个人；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人物奖、韬奋出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