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画(中国文人画五百年)(精) 9787301287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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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卜寿珊|译者:皮佳佳
出版社北京大学
ISBN9787301287699
出版时间20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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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8元
货号30003966
上书时间202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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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卜寿珊美国著名艺术史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子中国文人画研究。她的主要著作还有与孟克合著的《中国艺术理论》。
目录
中文版序言
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序言
第一章 北宋
文人画的定义
宋及宋以前的再现观
诗画之较
第二章 北宋文人的观点
苏 轼
黄庭坚
董 逌
米芾和米友仁
《宣和画谱》
第三章
金和南宋
文人对中国南北方的影响
传统文人主题
赵希鹄
第四章 元
文人艺术理论
赵孟頫
汤 垕
吴 镇
倪 瓒
李衎和吴太素
第五章 明
艺术史的发端
南北宗
浙派与吴派
第六章 结 论
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本书是研究中国文人画的经典之作。
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是还原了文人画的真实含义及其产生的社会环境。文人画在北宋产生之时，主要指的并非是一种鲜明的绘画风格，而是士大夫阶层对自身创作活动的一种认同和期许，并以此和那些职业画家划清界限。
之后，经过南宋、元代、明代，文人画的概念不断变化发展，文人画与院画、画师作品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加复杂微妙。苏轼对于士人阶层的推崇，在董其昌的南宗北宗论中得到一种新的回响。
本书以纵横开合、明暗相照的叙述结构展开，切入中国画的生成原境，以广阔而宏大的历史视角、对思想体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细腻分析、饱含思辨力和理论穿透力的笔触，清晰呈现了中国文人画理论的生发、演变与成熟的发展全貌。
本书一经出版，在海外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美国著名艺术史家谢伯轲、方闻、高居翰都曾引用其观点。本书成为海外美术史学生了解中国文人画理论的必读书。
精彩内容
第一章节选宋初文人运动，绘画地位的崛起在中国，一个有抱负的人想要成就功名只有一条道路，就是出仕做官，随之而来的就是特权和威望。封建世袭贵族在唐代仍强而有力，官员一般都出自名门望族。直到宋代，士人阶层才第一次获得社会权力，他们可以单凭功绩得到高位。这个时代，科举定期举行，有才干的人常以此获得官爵。宋初重臣如赵普（916—992）、吕蒙正（卒于1011）均出身布衣，11世纪文坛泰斗欧阳修（1007—1072）起于寒门。此时的高官往往是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一种道德严肃性弥散到所有文化形式之中。宋代的士大夫形成了功勋卓著的显贵集团，它和唐代的世袭贵族统治大相径庭。正是这些文人确定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基调，创造了新的散文、诗歌、书法风格。在这种氛围下，苏轼开始思考一种特殊类型的绘画——文人画，这并不足为奇。
11世纪晚期，一群著名的士大夫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是这一时期的诗坛领袖。他们俩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只有米芾（1052—1105）和稍早时期的蔡襄（1012—1067）。这个以苏轼为中心的群体还包括三位著名画家，分别为文同（1019—1079）、李公麟（1049—1105）和驸马王诜（生卒年不详）。苏轼在这群人中最为重要，因为他身居高位，而且是保守派领袖之一，反对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的政策。苏轼天赋异禀，喜好结交朋友，他的人格也深远影响着他的朋友们，在热衷绘画创作和评论的文人中，他是核心人物。 当他因为持保守政见遭贬时，他在逆境中的态度使他成为后人的榜样。就绘画而论，文同、李公麟和米芾的艺术也许比苏轼更胜一筹，然而正是苏轼的声望，使得其他文人迅速接受了文人艺术。纵观北宋时期，绘画一直是整个文人文化的一部分，不能与诗歌和书法分开。
从宏观角度看，11世纪末，所有的艺术呈现出一种类似的趣味：新型的诗歌、书法、绘画都是由同一群人，即苏轼和他的朋友们所开创的。在散文领域，欧阳修复兴了韩愈的古文风格，坚持古典式的朴素，并得到门生们的追随。在诗坛上，简朴的文辞一扫晚唐及宋初宫廷诗的绮靡之风。俗语也被采用了，如苏轼说：“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镕化耳。”欧阳修的朋友梅尧臣致力将这种新的简朴之风运用在自己的诗里，他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
这种平淡简朴绝不是枯燥，欧阳修评论梅诗时说：文辞愈清新，心意随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依吉川幸次郎之说，这就是中国人所谓宋诗之“涩”，黄庭坚的诗尤以瘦硬的特质闻名。除了采用俗语之外，他还使用“硬语”，即奇字，因为这样具有奇拗的效果。以苏黄为奠基者的江西诗派将这种特色坚持了下去。
在书法领域，蔡襄首创的新范式在苏轼、黄庭坚、米芾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他们的风格基础还是学王羲之（303—379），但一种新范式逐渐出现并获得认可，这种范式不拘一格，仅仅出现在早期的信札里，如颜真卿的信稿[2]。实质上，宋太宗（976—997在位）在宫廷中倡导并在御书院里推行模仿二王的优雅书风，而新出现的自如风格正是为了反对这种刻意模仿。在四位文人书法家中，苏轼和米芾似乎最为主张以直抒胸次为目的，而不太在意美学上的完美，并极具个性。他们一旦转入绘画，便创造出新的表现形式，并造就了各自的风格。无疑，苏轼的枯木怪石写意画中的瘦硬，正是梅尧臣和黄庭坚诗中被人赞赏的东西。对这种直率随意的追求出现在11世纪所有文人艺术形式中：绘画、诗歌、书法。在诗歌和书法中尤为明显，这似乎最初是为了反对宋初宫廷的矫饰之风。
文人们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诗歌和书法艺术方面扮演着革新者的角色，也许这正是潜藏在苏轼的士人画定义背后的意识。他注重作品中的“士气”，而不是它的风格主题；这也显示他和朋友们在实践一种新型的绘画。在苏轼看来，画是像诗那样的艺术，应当作为闲暇时的一种自我抒发的方式。当这种态度在北宋著作中出现，就标志着绘画已为文人阶层接受，得到了像诗那样的上流艺术的地位。时至宋代，诗歌已不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但仍是文人教育的基本部分。在中国，诗和书法是上流艺术，是文人仕途生涯的资本，也是向朋友们展示才华的手段。像诗一样，文人们也开始通过画作在社交聚会中互相唱酬。这在西方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西方典型的画家最初是工匠或职业艺术家，他们为教会或赞助人的订单工作。到了19世纪，按照自己方式作画的独立画家才出现。因此，自我表现在西方常被冠以浪漫主义术语,艺术家们带着自己的创作材料孤独地奋斗。这与中国宋代完全不同：文人画是作者显露个性的表现形式，但这些作品常常是在朋友们饮酒聚会时创作的。
当然，这也是一种传统的作诗场合。我们知道，曹丕（187—226）身边聚集着一群诗人，经常在魏廷的宴会上赋诗竞胜。在时局不稳的六朝时期，文人们则选择在宫廷之外聚会。竹林七贤是3世纪的文人中最负盛名的群体，他们不管政局动荡，在一起饮酒、赋诗、清谈。4世纪，王羲之和朋友们一起到山野郊游，在兰亭边吟诗作对，作为曲水流觞游戏中的一部分。诗人间的友谊在唐代也很风行：其中以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的友谊最为著名。诗歌时常作为朋友间一种亲密的交流方式，而不是公开的表达；它仅为知己所作。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知音是艺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传说音乐家伯牙听闻朋友钟子期的死讯，便摔碎了自己的琴。5世纪早期的诗人谢灵运带着一群随从在山间漫游，却在诗中抱怨无人能分享他的感受。
绘画变为文人文化的一部分后，便与更早发展的诗歌逐渐比肩而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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