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商发展史(异地商会卷) 97875615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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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编者:苏文菁|总主编:苏文菁
出版社厦门大学
ISBN9787561561102
出版时间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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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50元
货号3623123
上书时间202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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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苏文菁主编的这本《闽商发展史》所研究之对象——“闽商异地商会”应该说是现代商会与传统会馆的重叠。“异地”指的是非籍贯地、移居地，对于闽商而言，省外与国外都是“异地”；对于在闽经商的非闽籍者，闽是“异地”。本书主要研究闽商在外省的商会组织与在闽经商的非闽籍者的商会组织；国外之“异地”商会在本丛书的写作中已在《闽商发展史·海外卷》中讨论。
基于此，《闽商发展史》以三个板块组成。上篇为“闽籍会馆的商会功能”；中篇为“会馆与商会的并存与交替(1903-1953)”；下篇为“新时期福建省异地闽商商会(1980-2010)”。
目录
上篇 闽籍会馆的商会功能
第一章 会馆与闽商概论
第二章 会馆的源流与演进
第一节 会馆的界定
第二节 会馆的发展
第三节 会馆与商业社会的发展
第三章 全国各地的闽籍会馆
第一节 闽籍商人与会馆的地域分布
第二节 从官绅会馆到商人会馆
中篇 会馆与商会的并存与交替(1903—1953)
第四章 商会与会馆的并存与交替
第五章 近代的商会与行会
第一节 清末商会的兴起
第二节 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
第三节 近代异地闽商行会
第四节 近代上海商会中的杰出闽商
下篇 新时期福建省异地商会(1980—2010)
第六章 时代与商会概论
第一节 商会与异地商会概述
第二节 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的时代背景
第三节 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概述
第七章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萌发
第一节 时代的召唤
第二节 上海市福建商会的萌发与建设
第八章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迅速发展
第一节 阶段特点
第二节 分布特点
第三节 组织刊物
第四节 运作机制
第五节 典型人物
第九章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提升发展
第一节 阶段特点
第二节 分布特点
第三节 组织刊物
第四节 运作机制
第五节 典型人物
第十章 驻福建的外地(国)商会
第一节 驻福建的外地商会
第二节 在闽主要境外商(协)会机构
第三节 福建工商组织与驻福建的外地(国)商会的关系
第十一章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功能
第一节 福建省异地商会的特点
第二节 传承历史与创新机制的功能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与组织集成的功能
第四节 桥梁纽带与回馈社会的功能
第五节 和谐社会与应对危机的功能
第十二章 同业商(协)会
第一节 福建省内同业商(协)会概况
第二节 异地同业商(协)会的基本情况——以北京福建茶业商会为例
第三节 典型人物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苏文菁主编的这本《闽商发展史》阐述闽商从异
地会馆到商会的发展历程。全国的大小城镇，随处可见福建商人的身影，亦随处可见福建商人建立的会馆。闽商这种自组能力的形成壮大有力地带动闽商的向外延展，同时对经商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做出积极的贡献。异地商会在弘扬闽商精神的同时，也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闽商文化，使闽商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精彩内容
第一章会馆与闽商概论福建商帮是中国最为典型的海洋商帮，在建立商人会馆方面，福建商帮具有倡始性，尤其在江南的苏州、上海等地，数量与规模均较大。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外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增多，福建商帮势力进一
步壮大，兴建与扩充会馆、公所的努力进一步得到彰显。
明代福建商民四出流寓颇具规模，在江西西北部的袁州府各县，有福建农民租山开垦，大概在万历年间，在这里垦山种麻的福建省籍农民“蔓延至十余万”①。在江西东部的宁都州，有福建建宁、宁化、上杭等县农民的移垦，他们中有的经过几代经营，“率皆致厚赀，立田宅于其祖里，彼然后召顶耕者，又获重价顶与之”，有的则“尝赤贫任耕，往往驯至富饶，或挈家返本贯，或即本庄轮奂其居，役财自雄，比比而是”②。在浙江中部以南的山区，“山林深阻，人迹罕到，惟汀之菁民，力耕火耨，艺蓝为生，遍至各邑，结寮而居”③。有的就长期居于山中，在宣平县租山种麻种蓝者中，“闽人十居其七，利尽归焉”④。康熙年间，福建、广东两省人到龙泉县佃山，先种稻薯，后植杉苗，垦民有的以出卖树木致富，原山租主反而日渐贫困⑤。雍正年间(1723—1735)福建汀
州人林上峰与当地人兰氏兄弟在浙江泰顺县合伙佃山，雇工种蓝，作靛发卖，经营资金达几百两⑥。福建人还移往江苏、山东、四川，直至东北。譬如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锦州一带沿海地方，竟有闽人在彼
搭寮居住并渐成村落，多至万余户⑦。在锦州经商的商人“惟江浙福建两帮，多称盛焉”⑧。福建人又向南移居广东潮汕，移往海南直至海外，向东则移往台湾。与福建人向外移民同时，外地也有移民移人福建，如在邵武的江西人有南昌帮、丰城帮、抚州帮、进贤帮、南丰帮、广昌帮、贵溪帮、乐安帮，总称江西帮⑨。在南平，有浙江、安徽、江西的商人分别从事种菇、饮食、木工等行业①。移民的持续性在福建表现得也很明显，有的家族移动并非一次完成，往往移动了又移动。
对外界的隔膜使乡土之情特别显得重要，人们便由对家族的依附转向了对乡亲的依附，乡音、乡俗、
乡土神灵直至乡土建筑都可成为乡人集合的纽带，从而显示出较强烈的地域内倾性，人们几乎无法由政府来安排好他们的命运，于是他们便自发地“互以乡谊联名建庙，把其故地名神，以资会合者，称为会馆”②。《宣汉县志》说会馆“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或游宦于其地，或商贩于其区，醵金以为公廨，因得与岁时会议有故，商筹以联桑梓之情，而使寄寓异地者均不致有孤零之叹”③。因此，会馆的出现有内驱力，即移民们虽然摆脱了传统的“安土重迁”观念的束缚，但面对举目无亲的陌生环境，怀念故土之情便作为人的一种文化本能或强或弱地表现出来。他们极
容易在乡土的旗帜下结成一种自发而松散的联合，因为他们语言相通，习俗相同，思维方式也颇具一致性，这一个一个的联合便构成了一个个亚文化群体，形成一个个会馆组织的林立。会馆本身力图使移民们能够在异乡寻回乡土情感的失落，诚如万历时雷盂曾所
说：“诸君知会馆之所以建乎？……夫越人去国数日，见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喜。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蹶然而喜，而况扮榆故旧之謦款于数千里之外者乎？”④同时，建立会馆也是移民们力图保持与乡井文化联系的一种努力，因为事实上，移居外地的人们大多都不愿与故土割断一切联系，他们时时想在同乡中操起家乡话聊天，这在当时称为“打乡谈”，时时想从同乡人那儿了解故土的人情世事，时时要魂牵故土，或盼着早日衣锦荣归，或祈求富贵后泽惠故里，于是，会馆经常在联乡梓、固乡谊、祀神明、敬祖先、资贫困、助病弱、葬逝者、祭亡灵、相互保护、协同竞争等方面发挥作用。会馆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成为寄籍外地人辛勤经营的类于故土乡井的据点，集于会馆的同乡人易于产生如归之感。有的会馆甚至不惜重金，按家乡的建筑风格，用家乡的建筑材料，在异乡构建一个本乡人的所在，当寓居外地的乡人一见到会馆，便似乎回到了故乡。
福建省会福州是福建各地商人初试锋芒的舞台，在上杭街分布了建宁会馆、泰宁会馆、浦城会馆、绥宁会馆，在下杭街有兴安会馆，在横街有福安全馆、
建郡会馆，在南台三保有古田馆、永福会馆，在铺前顶有延平会馆、宁德会馆，在夏醴泉有福鼎会馆，在后田有闽清会馆，在南寺有汀州会馆，各地商人“仰怀天妃拥护舟楫之灵”，纷纷集资建立会馆，众多的天后宫展示了闽商的经济实力，共同的天后信仰亦成为他们走向外部世界的精神支柱和凝聚纽带。另外在福建泉州有宁波郊组织宁波会馆，馆址在南门天妃宫，奉祀天妃，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诞辰日，就是行东集会日，在天妃宫演戏十多天⑤。
闽商的足迹遍海内，他们设立的会馆亦遍寰宇，他们以天妃为保护神，依凭于她劈波斩浪，依凭于她，彼此团结又彼此分化，妈祖更多地成了福建商人的乡土神，供奉着妈祖的福建会馆天后宫亦所在多有。
在福州有十余省份在此设立会馆，如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河南会馆、两广会馆、奉直东会馆、广东会馆、安徽会馆、山陕会馆、蜀滇黔会馆、浙江会馆、全浙会馆、浙绍会馆、闽浙会馆、江苏会馆等，还有本省地方是兴安会馆、延平会馆、寿宁会馆、浦城会馆等①，都具有商业性质。
众多的福建商人怀着对财富的向往，忍受着商途的艰辛与离妻别子的伤痛，千里跋涉，至死不辞。在四川的大小城镇，随处可见福建商人的身影，亦随处可见福建商人建立的会馆。他们以“大丈夫志在四方，奚必株守桑梓”的气概开展着长途、短途与居间贸易，就连头发斑白的老妪们亦抱有“株守岂男儿事哉”的情怀鼓励后辈外出经商开拓道路，像福建上杭的廖兴潮“八龄即学贸易”，十九岁时即乾隆四年便奉母命人川，“始至金堂，鲜所获，继贩烟叶于资州，余息稍丰，东驰西骤，经营数载。积银四百两，尽数携归奉母，旋复来川生理，自是于蜀于闽，不遑往返矣。”②正是这无数的行脚商人带着严母的嘱托，怀
着一伸己志的心情，开辟着闽蜀、闽楚、闽湘的商业通道，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才臻于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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