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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陕西名人王典章信札

8800 九五品

仅1件

甘肃定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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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典章(幼农)

年代光绪 (1875-1908)

页数2页

上书时间202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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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九五品
商品描述
王典章( 1865—1943),字幼农,祖籍陕西三原县。少怀大志、秉性敏慧,16岁中秀才,后受业于刘古愚、柏子俊两先生。进入仕途后,曾先后在四川、广东、江苏从政多年,所在之处皆殚精竭虑为民操劳。先生文韬武略,儒雅睿哲,是一位杰出的良吏。康有为赞誉先生:“治绩,为海内第一。”上世纪30年代,先生回陕后,致力于赈济救灾事业,并关心教育。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积极奔走斡旋。同时,先生乃诗书大家,著有《思过斋文集》《安隐庐诗存》,在西安的几处寺院里留有墨宝。

为官清正  政绩卓著

王典章1907年任四川新宁知县。新宁(民国改名开江县)地界五邑,教民杂处,互相仇衅,不逞之徒又滋事扰乱,先生宽猛相济,剿抚兼施,始治平矣。

1908年署打箭炉直隶厅同知兼兵备处,为驻藏大臣、川滇黔边防大臣筹备粮饷。同年清廷预备立宪,先生顺应历史潮流,认为非改革不能图存。便搜罗人才,兴教育、办警卫、倡自治、重生产,事必躬亲。

1911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先生时任宁远知府兼兵备道,领巡防营。党政军各界认为宁远府(今西昌)地处边区形势险要,拟设军政府,先生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都督。但他以大局为重,坚持四川统一、不宜分裂,因此宁任知府不做都督,此举深受地方各族群众的拥护,云南总督蔡锷赞扬他“威信过人,汉夷悦服。”后来他辞职离川时,送行者成千上万,一些少数民族群众骑马相送数百里之遥。任职期间,他曾保护法国军医和博士两人,获法国总统所授“一等荣誉宝星”。在寓居上海时,法领事馆欲派四名警卫守护其住所,先生力辞方罢。

1914年,先生被任命为广东高雷道尹,其时广东吏治颓腐、盗贼蜂起,因治地与广州湾租界毗连,盗贼倚其为巢穴。先生认为,治粤当以治盗为首,同时领警卫军五营,节制陆军一个团,兵权超过驻地之镇守使。又完善保甲制度,不久即平复之。先生锐意整肃吏风,所辖11县政通人和。先生被策授上大夫,康有为赞扬他“临莅高雷,威惠流闻,我泽如春。”

先生遇事极有主张。他与康有为、于右任等人是至交,曾在北京、香港、广州、苏州、西安等地聚首,康上书黎元洪大总统,以先生为循良薦(荐字的繁体)。可是,当康有为因张勋复辟之事请求配合时,却遭到先生的婉言谢绝。1915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组织筹安会,先生立即电告袁世凯:“国基甫奠,民信未孚,水旱频仍,盗贼充斥,辄议国体,必启变端,求安反危,敢祈熟计。”袁世凯对劝阻置若罔闻,先生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1916年先生被大总统黎元洪重新起用,任广东粤海道尹,主管广州、肇庆两府,所辖30余县。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带领有关人员到东莞、顺德、宝安、深圳、番禺、清远等地考察民情,写下了八万多字的巡行日记——《南巡粤海记》,记述了当地风俗之异同、民生之利弊、商业之兴衰和政治之得失,见解深刻。1917年陈炳焜督粤,劫广东省长朱庆澜逼令其交出军队,先生当众援乱邦不居之义,解绶东归。此后一段时间,先生放情山水,游太湖、登泰山、谒孔庙、拜普陀,并与印光大师结缘。他之前因过度操劳患上疾病,在大师修炼方法的指导下,病体渐安,于是有心研究佛学,并与大师结为方外友好。

1921年江苏财政厅长聘任先生为全省税务总稽查、赈务处主任,是年,江苏发生水灾波及40余县,先生派人查实情况,救济灾民二百多万。后来担任沪宁、沪杭铁路税务总局总办,由于他的认真整饬,所属各局弊绝风清,面貌一新。

慈善赈灾 斡旋事变

先生热心公益事业,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先驱之一。早在1923年5月上海“陕西赈灾会”成立时,先生就与王一亭、于右任、康寄遥、党自新、张季鸾、李伯庾等人一道,为陕西的赈灾活动四处奔波。杨虎城、邵力子主持陕政时,邀先生归陕,友人于右任亦热心说服。1932年末,先生出任陕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赈务会主席、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中国红十字会陕西分会名誉会长。其时正值关中大旱年馑过后,哀鸿遍野,饥民连野菜、树皮都吃光了。后来又遭遇“虎烈拉”(霍乱)传染病,死的人就更多了。然而,关中库藏如洗,赈济工作无法进行。于是,先生赴上海凭借旧日关系募得巨款,在关中各县设粥厂,救活无数的灾民。关于1927—1931年间发生在陕西的这场大旱灾、大饥荒,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有所记载:“……我看到成千的儿童由于饥饿而奄奄待毙,这场饥荒最后夺去了500多万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觉醒的转折点;我后来经历了许多战争、贫穷、暴力和革命,但这一直是最使我震惊的经历……”

抗战初期,晋、豫两省难民纷至陕西,先生配合当局竭力救护,以至于积劳成疾。在病中,先生还不时询问抗战情况及庄稼长势,探视者无不感动。省政府改组时,先生主动辞去民政厅长职务,只保留省府委员兼赈务会主席职务。此时他已是74岁高龄了,却仍为赈济灾民而奔忙。

先生当时与位于七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时有往来,相处融洽。先生为资助延安根据地和抗日活动做了不少工作。1933年4月成立了以杨虎城将军为委员长的五人保卫委员会,先生为成员之一,该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协商与中共合作事宜。西安事变爆发后,各界推举先生和宋联奎等社会知名人士赴南京,为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奔走斡旋。

兴办教育  尊师重道

清同光之际,先生之父益农公曾设义塾于陈家巷的关帝庙内,辛亥以后,庙毁,义塾亦无存。先生归里后,设立“植本初级小学”教育本巷儿童。后因学童日众,先生捐地募款并填私资扩大校舍,更名为“西安市私立植本小学”。后由其弟王橹章续办,1973年改名为“前卫路小学”,创建之初所立的《植本小学记》碑仍保留完好 。

先生在苏、沪寓居时收集整理编印了《刘古愚烟霞堂全集》《刘古愚评传》和《柏子俊沣西草堂文集》等,使两位先生的学术思想得以广泛流传。康有为慨然为《刘古愚烟霞堂全集》作序;梁启超亦写信盛赞先生有功师门。先生还亲自校刻耆宿李稼门、杨仲珊诗文集等行世。

当《续修陕西通志稿》编竣付梓时,王典章先生与省主席杨虎城、省通志馆馆长王健分别为之作序。先生在序中略述秦志源流,叹编修之不易,并予《续修陕西通志稿》以较高评价。认为其辞约旨丰,足以与通志稿并垂后世。
诗书风流  收藏大家

先生从政之余,手不释卷,工诗善文,著有《安隐庐诗存》《思过斋文集》等。1948年《安隐庐诗存》印行时,余冠英题封面,钱钟书、宋联奎作序,吴宓为跋。诗集中不乏感叹时事、忧国忧民之作,如 《怀于右任》:“申江朝夕见,别后知远翔。大局豈分裂,斯人在梓桑。回天功有待,缩地恨无方。万里乡关道,悠悠阻且长。”还有,西安事变时,先生所作的《和平》:“吉语传来候,和平愿稍偿。天心真悔过,国步自逢康。爪士怀圻父,台司望子房,同仇能敌忾,壮气摄扶桑。”

先生书法字体娟秀流畅、美观大方,为下泉寺题“柏沣西先生读书处”,尚存摩崖石刻。另外,在弥陀寺、八仙庵、广仁寺等处亦存有先生墨宝。

先生曾是西京金石书画学会年纪最长的会员,收藏有马远《深山虎啸图》、宋拓《圣教序》,还有唐伯虎、王宸、董其昌、石涛、八大山人、吴昌硕、郑板桥、张大千、齐白石等名家书画;有金石印章百余枚;精美的各式扇骨和古香古色的扇面等,其中不少是圣手的杰作,共计二百余件。此外,还有康有为致先生的手札十七通,内容虽多为琐事,但康之书法名高一代,刘自椟先生曾将其借去留斋所数月,反复披览,感慨系之。

可惜,先生收藏的书画文物“文革”中难逃厄运,珍藏在五个大箱子里的宝贝散落了一院子。幸亏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得到消息及时赶到,大部分藏品才躲过了劫难。1984年有关部门将这些藏品归还给了王家,后来,王家子孙又将国家级文物捐献给了国家。

先生祖上希圣公因忤魏忠贤而被罢官,明天启时由山西迁秦避难,先居泾阳后至三原,乾隆年间始迁西安,坊人呼之为金铺王家,拥有“天福同金店”“同德生酱菜园”等老字号店铺。据了解,先生还在安吴堡富商周莹家当过管家,他还与于右任祖父及于右任夫人合资,兴办了西安 “民光电影院”。先生在四川卸任后,原想兴办实业,拟集资扩大延长石油厂,却因不久被任命于高雷道尹而作罢。

先生于1943年八月逝世,享年七十九岁。社会名流、各界政要和爱国志士纷纷前往吊唁,外地亦发来不少唁电,灵堂挂满了挽联挽幛。其中吴宓教授致的挽联上联是:“以学术入政治;明体达用,因时利民。犹得见神州二千载前辈良吏之规模。公胡遽仙游,忍令仪型永坠?”下联: “合道德与事功;出儒入佛,外王内圣。最关心中国亿万众青年学子之志趋。我愧难诱导,常负教诲深思!”先生下葬后,墓志铭由于右任先生撰写。
此书信是幼农先生写给侄女婿安澄(字湛若)的家信。安澄(1868---1938),为定西进士安守和四子,光绪年增生,赠修职郎,光绪辛卯科防备、癸巳科堂备,陕西镇平县、华阴县县丞,陕甘总督代理佛坪厅抚民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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