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秘书、“北大三支笔”陈玉龙书法精品（保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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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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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道人间晚晴、品不老人生
年代2003
类别水墨(黑白)
材质纸本
装裱形式软片
尺寸16.5 × 34 cm
上书时间202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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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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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龙（1921-2013），著名学者、书法家。1921年11月生于江苏镇江，2013年3月3日在北京逝世。北京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书画协会会长，中国国际书画人才网学术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三苑堂” 里的“江南野老”——记父亲陈玉龙
2013-04-10
江南少年 历尽苦难 (1921-1937)
军阀混战，风雨如晦的1921年,父亲出生在江南古城镇江。祖父文化不高, 当过码头搬运工、粮行店员和银行职员。祖母更未受过正规教育，但通过自学，能读《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父亲5岁进私塾，后在镇江达仁小学就读。这段启蒙教育，为他的书法奠定了基础。八年之间，他临池不辍, 临摹颜柳二体，每日书大楷和小楷各一张。1936年，他考入当时全国闻名的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他这样评价母校：
母校是抗战前我国“四大名旦”—四大名牌中学之一。其他三校是天津南开中学、上海上海中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中。四校中扬中又名列前茅。当时扬中有“南南开”之称，南开有“北扬中”之称。时人认为：扬中为公立中学之冠，南开为私立中学之冕。蜚声海内外，桃李满天下。南北驰名，平分秋色。
可惜，日寇的侵略打断了父亲的学业。1937年，年仅16岁的他，不甘在膏药旗下苟活，作为家中独苗，忍痛告别双亲，乘江轮只身逆长江西上，经武汉到达重庆。
出身平凡的父亲，日后能在史学、文学和书法上均有不俗造诣，一来靠聪慧和勤奋, 二来，故乡人文和自然环境的浸润，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镇江是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金陵门户”之称，长江与京杭大运河在此交汇，形成“十字黄金水道”。
镇江是文化之城。 历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寻幽探胜，寄情抒怀。李白、杜牧、范仲淹、王安石、苏轼、陆游和辛弃疾，均在此留下千古名句，如“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和“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辛弃疾），等等。
镇江人文荟萃。且不论古代，近现代这里诞生了 “桥梁之父”茅以升、民主斗士李公朴、副总理李岚清、北大校长丁石孙 、外交部长唐家璇、指挥家卞祖善、诗人闻捷、数学家王元和医学家陈竺，不一而足。
镇江的特色，更在于山水形胜，金山、焦山、北固山名扬天下，素有“天下第一江山”之美誉。焦山的摩崖石刻举世皆知，碑林墨宝之多，仅次于西安碑林，为江南第一大碑林。登上北固山山顶，东看焦山，西望金山，隔江相望，扬州平山堂清晰可见，顿有“金焦两山小，吴楚一江分”之感。 镇江更与脍炙人口的历史传说相联，白娘子水漫金山和北固山“甘露寺刘备招亲”的故事就发生这里。
镇江也是具有民族气节的城市。 南宋抗金英雄韩世忠和梁红玉的抗金故事家喻户晓。1842年，英国侵略者发动扬子江战役，镇江军民不畏强敌、抗击侵略军的英勇气概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从父亲喜用的名号，如“雨农”“北固山人” “江南野老”等,就透露出浓浓的江南韵味。我母亲是镇江丹阳人，年轻时曾名江秋萍。“陈雨农江秋萍” 的六字组合,在我眼前常幻化为一幅浪漫的图景–烟雨江南, 两个年轻绰约的身影，在扬子江畔若隐若现……
父亲对故乡情有独钟，他描写道：
故乡镇江，古称“京口”，乃长江之锁钥，金陵之门户。三山鼎峙，形势天成，南郊古刹，林壑优美，素有“城市山林”之称。擅山水之胜，饶碑碣之富。古来既为兵家必争之地，亦为书家向往之。
晚年对故乡的怀念，更反映出故乡对他才情的濡染:
三山啊！五十年来曾经多少次牵动乡思，闯入梦境，如今都一一呈现在眼前。我欲一一寻访：佛印与苏轼、道悦与岳飞论学问难的金山寺，刘皇叔与孙尚香结缡成亲的甘露寺，孙夫人的梳妆台、祭江亭，刘备与孙权各自蠡测命运、待展鸿图的“试剑石”……我欲一一鉴赏：梁武帝萧衍登临北固山时亲笔题写的“天下第一江山”石刻，千百年来被书家誉为南铭之冠的焦山《瘗鹤铭》……
人生如逆旅，回到家乡，仿佛在作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杜甫诗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一语道破了游子的心情。我登临北固山，伫立多景楼，默诵当年辛弃疾写下的名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晚年，涌动的江南情结，也激发了他书法创作的灵感：
黎明，熹微的晨曦洒向窗前。春，从小院子里婆娑的竹叶间翩翩而至。我神清气爽地迎接她，伸开双臂拥抱她。心中充满了迎春的喜悦。接着，白居易描绘的江南画面映入了我的眼帘。我吟咏着他写的《望江南》诗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我如醉如痴地忆江南、望江南，即兴挥毫，沉浸在诗情画意墨趣之中全神贯,一挥而就。
显然，钟灵毓秀的故乡，给父亲以文化、历史和书法的无形熏陶；光荣的民族传统,铸就了他强烈的爱国情怀，为他一生的事业与人格打下可贵基础。
知性青年 玉汝于成 (1937-1945)
1937年，父亲流亡重庆，开始了决定一生的九年苦旅。
在渝期间，父亲作过学徒、练习生、雇员和抄写员，备尝艰辛。然而“生也艰，生也幸”，他在重庆结识了武昌起义元老、民国著名教育家和书法家许学源先生，并投师门下。许先生对他人格和书法的进步影响巨大。
为继续求学，父亲入重庆二中。该校以原扬州中学师生为基础，学风朴实，民主空气较浓。学习期间，他求知欲甚强，并逐渐转向文科，大量阅读文史书籍。
客居山城，父亲饱尝了亡国的悲恸、生活的艰辛和思乡的凄苦：
那时，我们思乡心切，对杜甫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尤有亲切的体会。背井离乡的游子们朝夕渴盼亲人来信，真是望眼欲穿。学校伙食很差，米饭掺着沙子和稗子，菜，不是榨菜，就是空心菜……几乎是“三月不知肉味”……那时，谁家里寄钱来，谁就“作东”请客，买几斤猪肉，烧红烧肉，打打“牙祭”，饱餐一顿。我20岁生日时，呻吟在敌人铁蹄下的双亲，好不容易节衣缩食给我寄来十元钱……我到合川县邮局取款,在小馆子里吃了两碗“龙抄手”以自寿。算是行了“弱冠”成人之礼。
1942年，盟军积蓄力量，准备向东南亚一带反攻，迫切需要东语翻译人才，故在大理创办东方语文训练班。是年夏，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在重庆、成都、桂林和昆明四地招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创办的培养东方语文人才的专门学校。 昆明东方语专的建立，决定了父亲一生的学术道路。 入学后，他一面学越语，一面以较多精力学法语。
从东方语专毕业后，父亲返回重庆，初执教鞭，成为中学文史教员。这对他日后的专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我的教学任务是：两班国文课，学生约百人，古人所谓“教学相长”，正是这个道理。在母校一年多的粉笔生涯，是我终身从事教育的良好的开端。我自十六岁离乡背井以来，先后当过叫卖小贩、学徒工、练习生、抄写员，一直到中学文史教员，道路是曲折的。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成果确是来之不易啊!
1945年，日本投降。随着抗战的胜利，陪都的历史作用完结，他立即返回阔别九年的江南故乡。他兴奋地描写了返乡时的心情：
驱车北上，“取道剑阁越秦岭，便下洛阳向金陵”，循川陕公路北上，兼程前进……在陇海线上，看到东去列车的货舱里装满了成群的敌人残兵败将，蜷缩在列车上，一个个如丧家之犬。“兵败如山倒”，“多行不义必自毙”，想不到万恶的“皇军”也有如此下场。当当年张牙舞爪，猖狂嚣张不可一世，而今一败涂地，“威风”安在哉？！
他对大西南的九年流亡生活，做了如下总结：
我从十六岁登轮西上，二十四岁复员东下，这九年正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应该说，我的青春是在抗战的烽火中度过的。虽然缺少儿女之情和浪漫气息，但万里负笈，四海为家，国耻乍雪，“壮怀激烈”。九年耕耘，略有收获。我的青春并没有虚度……
巴山蜀水和南滇景色，各具特色，各具魅力。如果说，三峡烟雨、重庆雾、峨嵋月，以朦胧、奇特取胜，那么，南滇则以清新、秀逸、明朗见长。七八年当中，我浪迹其间，徜徉其间，虽然饱经优患，备受煎熬，但屐痕处处，书声琅琅，苦中有乐。
不久，父亲接到东方语专校长姚楠先生寄来的聘书，邀请他到已迁至南京的东方语专任教。自此，他开始了东方学教研的人生之旅。
九年艰辛，玉汝于成！
而立之年 春风得意 (1949-1956)
在南京执教几年后，内战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49年，语专并入北大东语系。父亲携家北上，来到北大红楼，在东语系办公室任系秘书，与季羡林先生日日相伴。
他在文章中，回忆了初入北大的情景：
我和季羡林先生相识近50个春秋了……
先生长吾十岁。初次见面时，他将近“不惑”之年，可谓春秋方盛，如日中天，而我亦年近“而立”，引弓待发，跃跃欲试……
1949年春……初入都门，人地生疏，季先生亲临前门车站相迎，予以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感人至深。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朴实、谦虚、平易近人。
那时，我被安排在系办公室工作，协助季先生处理系务，面对面而坐，朝夕相处，请教的机会很多……
季先生黾勉治学，永不满足，不辍不懈，给我以莫大启迪与鼓励……
季先生邃密文史、博闻多识，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到系办公室来访问他的人有：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著名考古学家、敦煌学家向达先生，著名翻译家曹葆华先生…等学者名流。这正如刘禹锡的《陋室铭》中所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们是学术上的同好、艺上的知音，有共同的爱好和语言。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志趣高雅，谈吐脱俗潇洒，富于情趣。文字与道义之交十分难得。他们的交往、他们的议论，对我是十分有益的熏陶和教诲。“如入芝兰之室”，值得珍惜。于今追忆，犹有余馨。
两年后，父亲又被调至北大校长办公室。在那里，他不但时时受到学术大师的熏陶，还结识了许多精明强干、才华横溢的同龄人，如尹企卓和彭兰等。这几年的经历，使他受益匪浅：
1951年后，又被调到马寅初、江隆基、汤用彤三位老校长、老前辈身边工作、学习了四五年。这样，我先后参预了系务、校务达六七年之久，既锻炼了才干，又增长了见识，机会难得。
届时， 父亲正值而立之年，血气方刚，才思敏捷。身边一流学术大师的熏陶，对他的文史造诣有春风化雨般的影响。他在《悠悠寸草心——和老校长马寅初相处的日子里》和《百岁存劲节 千载慕高风——读<马寅初传>》中，给马老以极高评价。从《和老校长马寅初相处的日子里——课间操引起的联想》一文中，可以感受马老对他的深刻影响：
每天上午10时，北大广播台都准时播出课间操的讯息和乐曲：“一二三四”……亲切的召唤，铿锵有力的韵律，美妙动听的乐曲，回荡在燕园上空。一听到广播，年近耄耋的马寅初先生就立刻套好笔帽，敏捷地整整衣襟，阔步从办公楼走出来，走向附近的操场和大家一起做课间操。马老平易近人，朴实无华，面带笑容，认真地做每一个动作。他与群众心连心，群众也敬之如父兄。这样的长者，谁不爱戴？！这样的老校长，老园丁，谁不景仰？！……
“一、二、三、四！”……整齐的动作、飒爽的英姿；深邃的思考、犀利的目光；同心同德、努力向上的群体；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胸怀；老当益壮，坚持不懈的楷模；不避斧钺、甘以身殉的高风亮节，这就是“北大精神”，这就是“北大人”的气概。
晚年的父亲，对马老仍然怀着深厚的尊崇之情，特撰文抒发：
1995年4月4日上午风和日丽，大地春回，北京大学校园里充满节日气氛。“北大人”为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半身塑像隆重举行揭幕典礼……
“仁者乐山”。您生平爱登山，纵目远眺，气吞河岳，荡涤忧虑，两袖清风，清白而来，清白而去，十分难得……
马老视真理如生命，弃官职若敝屣，校长可以不当，真理不能出卖，谢绝招降，拂袖而去……
哲人其萎，云胡不归？！在“北大人”多年的期盼和渴望中,您终于又和我们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了。敬爱的马老！您胜利了！
在校长办公室的几年间，除完成繁重的行政工作外，他挤出时间进行印度支那问题的研究。越柬老三国虽是我国近邻，但传统的世界史学界对它们的研究相对薄弱。父亲在这方面进行了辛勤探索。1951至1957年期间，他在《历史研究》《历史教学》《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和《工人日报》上发表有关论文十几篇。他与范宏科先生合译出版了越南明峥的《越南史略》和陈辉燎的《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范先生精通越语和法语，父亲在文史方面有特长，两人密切合作，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他们的工作，改变了过去大多从西方著作中间接了解越南史的状况，使中国学者得以直接吸取越南人对自己历史的研究成果，为新中国的越南史研究作出了贡献。总之，在而立之年，父亲已显示出强劲的学术潜力。
从1956年开始，北京大学历史系创办亚洲史专门化，培养亚洲史的教研人才。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亲自任课，并延聘父亲主讲越南史。
“胯下之辱”二十余载(1957-1979)
乐极生悲！1957年，在36岁的本命年，父亲果遭厄运，从峰顶骤坠谷底。他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
婚后大约有十年（1947-1957）比较顺心，比较幸福的日子。结婚不到两年，生了长女。接着，奉调北上，在北京大学执教。赡养双亲，又举两男，生活安康，可谓春风得意。但好景不常，五十年代之后，我遭受阳谋之厄和无妄之灾，被列入另册，降级降薪。她（夫人江平）也因此受到连累，政治上的歧视、精神上的压抑、生活的重重困难，压得我们全家老小透不过气来。
自此，他封笔锁笺22年，名字在报纸和学术刊物上消失。人生最富创造力的宝贵年华，将在精神折磨和体力摧残中度过。
脱离教学岗位后，他在外文楼打扫卫生、送报、打字、看门房，形同工友，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和陈炎先生被发配到斋堂农村劳动改造，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回家喘息数日。每次返回斋堂时，我们一家老小都要到西边小土堆上驻足良久，目送“东语系二陈”南行，直到他们疲惫和瘦削的身影在二公寓西边的拐角处消失。
所幸，父亲没有沉沦，他怀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信念，韬光养晦，坚强度日。“摘帽右派”虽属“落水狗”，文革时仍难逃厄运。当时,因东方语专被诬告为国民党“特务学校”，东语系的几个语专同窗被一锅端，集中到校内隔离审查。所幸，无中生有的罪名不能成立，他们都逃过一劫。文革风暴将中关园搅得鸡犬不宁、风声鹤唳，知识分子个个噤若寒蝉。父母宝贵的藏书损失过半；珍贵的照片和手稿生付之一炬；68年的“割房运动”，把知识分子视为生命的读书空间缩小为仅够一家老小蜷缩的蜗居。这一举措，无异于刺向知识分子心房的致命一刀，令人万念俱灰。70年代，北大教职员多被发配到江西鲤鱼洲，在家根本不谙炊事的父亲居然当上伙夫。随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唐山大地震等天灾人祸接踵而来。
那些年，父亲以几项日常功课打发“百无聊赖”的日子。“哀大莫过于心死”，真担心他彻底沉沦。但我隐约感到，在闲云野鹤般的表象下，他内心深处似乎还残存着什么期许。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努力保持好的体魄。“闻鸡起舞”，无论春夏秋冬，父亲风雨无阻，晨昏之际便在中关园内慢跑或散步，晚饭后也要散步一小时；还有一个“奇怪”举动，每天回家，他的德国造倒轮闸自行车的后座上总要驮回十来块旧砖。现在分析，一方面是为保持体力，另一方面是为改善生存空间而“衔泥筑巢”；此外，他突然沉溺于中国象棋，每天雷打不动，手持棋盘，奔向沟东，与东语系老王对弈，以分散注意力并保持脑力；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尽力排除干扰，淡泊自甘，潜心魏碑汉隶，展纸挥毫，并未彻底脱离文化活动。
父亲就以这种方式，保持了心态平和和身体健康，度过了“凄风苦雨”的22个春秋。恶梦过后,“青山依旧在”，幸然！
几近花甲 枯木逢春 (1979–)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确是如此！
正是那一年，父亲的冤屈得以昭雪、一家老小如释重负。两子已通过刻苦拼搏，考入大学；曾任建筑工人的陈端也已进入中华书局做文字工作。1982年，全家从久居三十载的54号迁入新落成的46公寓，小孙女也应景助兴，降临人间。 年近花甲的父亲，在原本毫无指望的困顿中，终于迎来春的回归，濒临僵死的心脏重新起搏。他欣喜地回忆道：
1979年，当我年近花甲时，枯木逢春，冰封解冻，祖国迎来了春天，迎来了科学、文学和艺术的春天。过去个人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也得到昭雪。我不由得朗诵李商隐的诗：“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庆幸自己的新生。
时不我待，父亲迅即重整旗鼓，抓紧宝贵时光。顿时，他摇身一变，犹如血气方刚的青年；才思和精力恰似压抑日久的熔岩，喷涌而出，一发而不可收。
1978年，《人民日报》发表了父亲的《杰优！英雄的国家和人民！》一文。他感叹道：“本人封笔锁笺二十年后，初试新声，感慨万端。”文章充满激情，文字优美，赞扬了柬埔寨悠久的历史，歌颂了璀璨夺目、独步一时的吴哥文化。本文的发表，标志着他的正式复出。
父亲治学，以史为主。他继续印度支那历史的研究，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中越、中柬、中老关系史方面进一步发掘。 此后几年中，除带研究生和给本系、历史系和中文系上课外，他用力甚勤, 著述甚丰，发表了《中越关系史》和 《中国与印度支那三国文化交流》。他的《吴哥古迹》一文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父亲还与向达先生的弟子阎文儒先生合作，共同主编《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善始善终，勉力成书。后来，他更努力协助季羡林先生主编《东方研究》学术论文集和刊物《东方世界》。
父亲在印支三国历史的研究领域,算是奠基人物之一。我在美留学期间，攻读越南史的中国留学生博士生候选人韩某告诉我：“令尊是本领域的关键人物之一。凡研究东南亚史、特别是中越关系史者，必读他的著作和文章”。
上世纪80年代，父亲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把研究领域拓展到汉文化研究。在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编、季羡林、任继愈、常任侠和周一良等合著的《东方文化知识讲座》中，收入了他的“吴哥古迹与中柬文化交流”；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中，收录了罗荣渠、朱龙华、何芳川、陈炎、张广达、张芝联、杨通方、周珏良、夏应元和父亲的文章。他贡献的是《中国与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一文。
1993年，父亲与杨通方等合著《汉文化论纲》。在序言中，他表达了对汉文化的热爱，强调了汉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笔者自幼沐承汉文化的哺育和薰陶，对它一往情深。近十年来，且曾留意于斯、笃志于斯、耕耘于斯。愚者千虑，期有一得。……
须知，文化兴亡，匹夫有责。承先启后，恢宏斯学。古语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镦基，不如待时”。二十世纪转瞬将临。革新汉文化，发扬汉文化，此其时矣。
父亲给汉文化归纳出八大特征，即: 博大文化、古老文化、河流文化、农耕文化、和平文化 、磁性文化、韧性文化和汉字文化。个人认为，“和平文化”是对汉文化最本质的刻划，是值得外国汉学家、甚至是政治家认真体会的：
农耕文化自然会带来浓郁的和平色彩。那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按照大自然节奏而作息的田园牧歌式的情调，把人们带入如诗如画如梦般的境界。一派和平、宁静、祥瑞、安康的景象使人向往，使人陶醉。和平稳定是汉文化的重大特色之一……古代贤哲崇尚中庸，强调顺应，对内追求和平安定，对外有防范之意，无扩张之心，只求四夷宾服，万邦协和，天下太平，相安无事。
他把汉字提炼出来，作为汉文化的特征之一，见地独到：
汉字是中国人民的独特创造，在世界文字中别具一格，几千个方方正正“八方点画，环拱中心”的方块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汉文化的最基本的细胞，是传播汉文化的重要媒介，是“汉文化圈”内享有的文化成果。
面临新世纪，父亲还投身于《东方文化集成》的工作。这是一项迎接21世纪东方文化复兴和再创辉煌的世界性文化工程，由季羡林先生倡导，由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和北大东方学研究院联合组建的编委会负责组织撰写出版。
至于中国书法，父亲实际上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他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远大的抱负，希望将书法艺术弘扬于国内，并传播到全世界。
父亲重视书法理论的探索，发表过多篇论文。1991年，他在专著《中国书法艺术》中总结了自己的书法理论，表达了改革和创新汉文化的宏伟抱负。1996年，在赵宝煦等学者奠定的基础上，已经75岁的他担任了北京大学书画研究会会长，积极推进北大书画艺术活动的开展。
父亲曾应邀赴日本、美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和港台等地进行书法交流和推广活动。其作品先后在东京、大阪、新加坡、伦敦、香港和布鲁塞尔等地展览。某些精品还馈赠给韩国总统金大中、泰国公主诗琳通和日本的池田大作。
2002年春，《北京当代著名学者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示了22位中国当代学者的书法作品，计有吴阶平、季羡林、启功、任继愈、周汝昌、张中行、柳倩（诗人和书法家，本人岳父）、沈鹏、欧阳中石、谢冰岩、徐邦达、陈玉龙、史树青、杨辛、冯其庸、罗哲文、金开诚和王岳川等。能跻身于这些学者书法家之列，并在中国最高美术殿堂公开展出作品，算是对他学术和书法水平的认可。
尽管在书法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父亲能冷静对待诸多“溢美之词”，客观评价自己：
谚语有云：“学海无涯，艺无止境。”溯自髫龄学书以来，垂七十年，其间虽笔耕不辍，但因悟性浅，底子薄，功力不足，书艺不精，迄今仍徘徊踯躅于艺术殿堂之外；虽浏览群书，但泛滥无归，浅尝辄止，入焉不深。嗟予书艺未精，书论浅薄，学书学论皆未成，抚今追昔，殊觉愧恧。
作为史学工作者,父亲还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在流亡重庆期间，他曾写过五幕历史剧《会稽重光》，歌颂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精神。1998年，北大出版社为庆祝北大百年校庆，编纂“未名文丛”散文集。第一辑收入了季羡林的《怀旧集》、金克木的《百年投影》、赵萝蕤的《我的读书生涯》、魏荒弩的《渭水集》、乐黛云的《透过历史的烟尘》、金开诚的《燕园岁月》、谢冕的《永远的校园》和父亲的《天地有正气》。能跻身这些北大文学大师之列，是他的幸运，也是北大对他文学造诣的认可。《天地有正气》辑录的文章，文史哲融为一体，文字凝练、清新婉丽、情景交融；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游刃有余、立意高远。
充满“大爱”的人生
学界和社会上形容父亲的用语很多，如“江南才子”、“江南硕学”和“北大几支笔” 之一，等等，不一而足。无论这些称谓是否准确，我最看重的，还是他心中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生活和事业所充满的“大爱”和激情。
他对自己的故乡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
我爱细雨淅沥时那种朦胧、含蓄的美！幼年在故乡镇江，常爱在雨中伫立江岸，凭眺江上烟雨凄迷，水天一色。三山若隐若现，仿佛是一幅淡墨山水画，把我带入童话般的幻境。
他把家乡爱延伸开去，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回想抗日战争爆发时的悲愤感情时，写道：
那时候我们读的国文教材着重宣讲杀敌卫国的故事。岳飞的《满江红》壮怀激烈，高唱入云；文天祥的《正气歌》大义凛然，沁人心脾；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哀婉沉痛，忍泪卒读。慷慨璀璨的文章，悲壮的诗歌，愤怒的声讨，一字一泪，发人深省，大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心。“遗民泪尽胡尘里，北望王师又一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全国同胞敌忾同仇，深信抗战必胜，中国不会亡！“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祥的《正气歌》唤醒了民族魂，给人们带来勇气、信心和力量，“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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