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日本阳明学文献汇编（全55册 原箱装）
中日两國一衣带水，有著兩千多年的文明交流史，共同構築了東亞文化圈的主幹部分。在中國，儒學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作爲正統學説，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自然少不了對儒學的吸收和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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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建锋, 何俊
出版社北京燕山出版社
ISBN9787540259518
出版时间2021-04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51800元
货号2404
上书时间2024-03-0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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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國一衣带水，有著兩千多年的文明交流史，共同構築了東亞文化圈的主幹部分。在中國，儒學在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作爲正統學説，影響著社會的方方面面；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自然少不了對儒學的吸收和轉化。研究日本儒學，不僅有助于理解日本的思想和文化，更有助于從更廣闊的國際視野來研究儒家思想發展的多種可能性，在發展當代儒學、弘揚傳統優秀文化、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有重要意義。然而，正如陳來先生所指出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東亞儒學的研究迅速發展，特别是關于韓國儒學的研究發展尤其迅速，出現了很多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但關于日本儒學的研究則發展相對緩慢，尤其對日本江户時代儒學的研究是一大薄弱點，其原因就在于日本儒學基礎文獻資料的整理與編纂方面十分欠缺。在日本儒學中，最具有研究價值的莫過于江户儒學。江户儒學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因抵制佛教、融合本土文化、適應封建統治等需要，對中國的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漢唐經學等進行了極大的發展，形成了朱子學、陽明學、古學派、折衷考證派、獨立學派等衆多學術流派。朱子學是日本儒學的主幹，但正如岡田武彦先生所説，就日本人的精神氣質來説，陽明學似乎比主格物致知的朱子學更受青睞，因爲陽明學的方法是東洋的，是體驗的哲學，更符合日本人的思維習慣。（岡田武彦《日本人與陽明學》）
早在江户以前，臨濟宗僧人了庵桂悟（一四二五——一五一四）就與王陽明有過交往，歸國時陽明還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歸國序》一篇相贈。因此，雖然日本江户儒學的興起源于藤原惺窩倡導的程朱理學，但日本人對陽明心學的了解和研究，并不如中國那樣在程朱理學産生的兩百多年之後，最多也只是稍晚而已。也正因爲如此，兩者更多地呈現出共時性的特征，往往相互吸收，而不是敵對排斥。如藤原惺窩的弟子林羅山不滿朱子之理氣二分論，反而讚成王陽明『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的觀點。與林羅山生活在同一時期的中江藤樹，被視爲日本陽明學開創者，早年也熟讀《四書》，尊奉朱子學，但是他反對林羅山那樣的博學洽聞，不滿朱子學中的形式主義傾向，而是重視身體力行的道德實踐。後來，他棄《四書》而返宗五經，又讀《王龍溪語録》，逐漸形成了自身具有陽明學特色的思想，并撰成《翁問答》一書。藤樹將奉養雙親的『孝道』作爲統括一切道的根本，他構建了『人—父母—聖人—天—太虛』這一『孝』的體系，『孝』可以由奉養父母擴展至敬愛萬民以及『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而最根本的孝則是『太虛』人格化的『皇上帝』。他還認爲，人内心本身具有良知良能，所以道德修養的根本就是『明明德』。三十歲時，獲得《陽明全集》，讀後産生共鳴，更加傾心于陽明心學。中江藤樹四十一歲便英年早逝，其弟子中以熊澤蕃山最爲知名。蕃山取陽明學與朱子學二家之長，從思想和政治發揮和深化了藤樹學説。比起藤樹的内在修己，他更加側重政治、經濟等方略，主張施行仁政，對兵備、治山治水、農兵制、貿易限制、宗教政策、文教政策等方面多有論述。熊澤蕃山認爲，講大道之實義，要能夠應時間、處所、地位的不同而有所變通，此即對後世有著深遠影響的『時處位』論。日本的陽明學并不像朱子學或古學派那樣有連續和系統的學派傳承，在藤樹、蕃山以後，北村雪山、細井廣澤、三宅石庵、三重松庵，皆受陽明學影響，但卻不是專門的陽明學研究者，如細井廣澤不僅以書法聞名，還兼通文武，于和歌、兵法、槍術、天文等方面皆有涉獵。而作爲江户中期陽明學中流砥柱的三輪執斎也採取折衷態度，在朱學的包圍下，對陽明學進行了辯護和宣傳，具有承上啓下之功。
陽明學在日本的真正興盛乃是在江户末期，而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則是佐藤一斎和大鹽中斎。佐藤一斎師事大阪朱子學派的中井竹山，後被任命爲幕府儒官。他雖然表面是朱子學者，卻受到陽明學的極大影響，實際上是『陽朱陰王』。一斎認爲，『宇宙不外我心』，在解釋朱子之『窮理』時又説，『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理即人心之靈。學者當先窮在我之萬物。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身，反身而誠，善莫大焉。即是』。這些都是明顯的陽明心學觀點。佐藤一斎使日本陽明學由民間、蕃學一躍成爲幕府之學，在社會各階層的影響也日益擴大。一斎門下英才衆多，而尊奉陽明學的主要有佐久間象山、池田草庵、山田方谷、吉村秋陽、横井小楠、東澤瀉等著名人物。大鹽中斎，生于大阪，年少時曾赴江户學習儒學、武學，後回大阪任『與力』一職，數有功績，并以廉潔正直著稱。三十八歲時辭官，在家塾洗心洞從事陽明學的講授和著述。中斎繼承和發揚了中江藤樹『孝』和『太虛』的學説，以孝貫穿一切之善，以良知貫穿孝，又以太虛來統括良知。他對陽明學之信仰與推崇，在江户末期可説是無人能及，在《洗心洞劄記》中以大量篇幅描寫了陽明後學的死節和志氣。一八三六年，發生大災荒，民不聊生。中斎同情災民，請求官方開倉濟民，不果，翌年二月率大阪貧民起義，失敗後自殺身亡。這次起義雖然很快失敗，但它以全國激昂的人心爲背景，發生于日本的經濟中心—大阪，對幕府統治和民間社會都有深刻影響。另一位將陽明學之精神在事功方面發揮到極致的是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吉田松陰。吉田松陰師從佐久間象山，主張尊王攘夷，後因犯國禁被捕下獄。出獄後，歸長州藩，于松下村塾講授漢學兵學，學生中有久阪玄端、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多位日後的維新人士。安政五年（一八五八年）六月起，幕府未經天皇批准先後與美、俄、英、法、荷締結了不平等條約。吉田松陰策劃倒幕以及謀刺幕府閣老間部詮勝，邀幕府内部人士爲内援，事情敗露後再次被逮捕入獄，安政六年十月被處以死刑，年僅三十歲。松陰自謂『非專修陽明學，但其學之真與吾真會耳』，即是説，他并不是一個純粹的陽明學研究者，但卻深得陽明學之精髓。他對于王陽明《傳習録》、李贄《焚書》、大鹽中斎《洗心洞劄記》皆有潛心研習，并能取爲己用。
日本陽明學的最大特色不在于理論，而在于能夠將『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學説真正地付諸實踐。從重視道德實踐的中江藤樹以及經世家熊澤蕃山，到提出『心體尚虛，事功尚實』的佐藤一斎以及起義領袖大鹽中斎，再到主張『東洋道德，西洋技藝』的佐久間象山以及用『觀人劍術而不會格鬥』比喻『空談聖賢之書』的西鄉隆盛，最後到以吉田松陰爲代表的維新志士，這些人的思想和行動上無不體現著王陽明的實行思想。在日本，陽明學曾被譽爲明治維新的原動力，這雖然是過分誇張之辭，但在某種程度上也説明了其對明治維新的重要影響。近代中國的政治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蔣介石等人對這一點亦有深刻認識。值得深入探討的是，孫中山對于明治維新與陽明心學的關係有前後兩種不同的觀點。一九〇五年，他在日本發表演講時説：『維新諸豪傑沉醉于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説，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從此拯救四千五百萬人于水火中之大功。』然而，在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孫文學説》之《知行總論》中他卻説，『維新之業乃全得師夷之功。是日本之維新，皆成于行之而不知其道者，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説實風馬牛不相及也』，能夠『行』的原因在于，日本當時『去古未遠，朝氣尚存』以及有志之士的『義憤』。後一種觀點看似在否定陽明『知行合一』與明治維新的關係，實則是在吸收所謂『行之而不知其道』之成功經驗，進而提出其『知易行難』説，鼓勵人們繼續革命事業，踐行其三民主義思想。事實上，陽明『知行合一』説、日本陽明學之實行思想、孫中山『知易行難』説，在理論層面，其本質是一樣的，都是要主張實踐、實行。然而，『知行合一』終究只是一種理想狀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時代條件下，則可能出現陽明後學重『知』、日本陽明學與孫中山重『行』等不同傾向。所以，不管是研究中國的陽明心學還是日本陽明學，抑或是陽明學的當代價值，都不可以限于心學理論，而應從日本的神道文化、武士精神、幕府政治等更廣泛的社會和歷史背景出發，對心學理論與現實的關係做更深入的分析與探討。
本套文獻的編纂正是基于上述立場，除理論性的陽明學著作外，還收録了如《富国策》《經濟隨筆》《海國兵談》《愛日楼文》等政治、經濟、史學、兵學、文學方面的文獻。另外，作爲『町人哲學』『道德性實踐實學』的石門心學也受到陽明心學的較大影響，因此本編將該派《都鄙問答》《齊家論》等重要文獻作爲附録刊行。爲了讀者方便使用，對于《翁問答》《集和義書》這類用和文草書體寫成的文獻，我們既收録了其原始版本，又附録了其排印本。當然，由于日本陽明學者的學術和政治背景比較複雜，相關文獻種類繁多，再加之編者學識有限，編纂過程中難免有不妥之處，還望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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