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图书！故事形态学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著 贾放 译书籍

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弗•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1928年）是整个叙事学领域里的一部里程牌式的著作。在当今文艺创作领域和书评领域依旧享有盛誉。在写作课越来越大众化的当下，是众多写作爱好者呼唤的经典参考书。

《故事形态学》的写作初衷是为了“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作者根据对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100个俄罗斯神奇故事所做的形态比较分析，从中发现了神奇故事的结构要素，即31个功能项，以及这些功能项的组合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这部作品被20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学家们奉为精神源头，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成为人文学科众多分支学科的经典。。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著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民俗家，是苏联民间创作问题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的一员，但他于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在研究方法上与形式主义有相通之处，所以也被看作是2 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的一个推波助澜者。在民间创作研究领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贾放 译

贾放，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曾任教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997—1999）、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2012—2014）、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2014—2015）、日本金泽大学国际学部（2018—2010）、德国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2017—2019），讲授汉语、中国文化及教师培训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学、民俗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与翻译成果主要有：论著《普罗普的故事诗学》（2019），论文十余篇；译著普罗普《故事形态学》（2006）及《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2006），散文及诗歌译文若干。

第一章　问题的历史 001

第二章　方法与材料 021

第三章　角色的功能 031

第四章　同化。一个功能项具有双重形态意义的几种情形 073

第五章　故事的若干其他成分 081

第六章　根据角色排列功能项 093

第七章　新角色进入行动过程的几种方式 101

第八章　关于角色标志及其意义 107

第九章　故事作为一个整体 115

附录

用于故事符号记录的材料 151

进一步的分析例证 163

诸图式及其注释 174

省略标记表 185

阿法纳西耶夫故事的革命前版本里的编号与革命后版本里的编号对应表 191

神奇故事的衍化 193

神奇故事的结构研究与历史研究 223

在1965年春天纪念会上的讲话 248

故事分析诸图式 255

自传 257

译后记 258

中文版再版后记 266

俄罗斯著名民间文艺学家弗•雅•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1928年）是整个叙事学领域里的一部里程牌式的著作。在当今文艺创作领域和书评领域依旧享有盛誉。在写作课越来越大众化的当下，是众多写作爱好者呼唤的经典参考书。

《故事形态学》的写作初衷是为了“在民间故事领域里对形式进行考察并确定其结构的规律性”。作者根据对阿法纳西耶夫故事集里100个俄罗斯神奇故事所做的形态比较分析，从中发现了神奇故事的结构要素，即31个功能项，以及这些功能项的组合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与整体的关系。这部作品被20世纪中期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学家们奉为精神源头，其影响远远超越了民间故事研究领域，成为人文学科众多分支学科的经典。。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 著

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民俗家，是苏联民间创作问题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中的一员，但他于1928年出版的《故事形态学》一书在研究方法上与形式主义有相通之处，所以也被看作是2 0世纪形式主义思潮的一个推波助澜者。在民间创作研究领域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研究方向和方法，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贾放 译

贾放，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曾任教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1997—1999）、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2012—2014）、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孔子学院（2014—2015）、日本金泽大学国际学部（2018—2010）、德国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2017—2019），讲授汉语、中国文化及教师培训课程。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学、民俗学与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与翻译成果主要有：论著《普罗普的故事诗学》（2019），论文十余篇；译著普罗普《故事形态学》（2006）及《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2006），散文及诗歌译文若干。

序言

弗·雅·普罗普与《故事形态学》

谢尔盖·尤里耶维奇·涅赫留多夫

有一个概念叫作“世纪人”。人们有时这样称呼那些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留下鲜明印迹者。现在已然是开始对即将过去的世纪进行总结的时候了，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人文学者—如罗曼·雅各布森或克罗德·列维-斯特劳斯—名单上，将要写上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的名字。

有一些书成为了事件，成为了发现：它们彻底改变了学界观察对象的眼光，引领学界走出研究方法的停滞状态，在数十年间给予后起的研究以前进的动力。毫无疑问，《故事形态学》属于此类书籍之列，弗·雅·普罗普首先因为是这本书的作者而成为“世纪人”。

在弗·雅·普罗普的学术创作中，故事学问题占据着中心地位。他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故事形态学》（1928），他的文章中相当可观的部分以及六本专著中的三本是专门研究故事的。在其学术活动的最初二十年间，即直至《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问世（1946），他几乎是专攻故事，此后又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筹备出版亚·尼·阿法纳西耶夫的故事集（1957—1958），分析连环故事，在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开设专题课—他去世后出版的著作《俄罗斯故事论》（1984）就是根据该专题课整理而成的。

不过，关键并不在于故事学著作在这位学者的学术遗产中占有数量优势，而在于二十世纪语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发现之一恰恰是由他在故事学领域提出的。弗·雅·普罗普这些研究中对情节的透视，是以研究起源为目的（“……在阐述故事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　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莫斯科，1969，第10—11页。

]）的对现象结构的描写（《形态学》）。出乎意料的是，第一阶段，即分析的“铺垫”阶段结果的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主干”阶段的结果。弗·雅·普罗普的其他著作无法与《故事形态学》相提并论，无论那些著作多么突出、多么才华横溢和富于独创。

“普罗普公式”理念的深刻和广博使它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它并不受创始者本人的束缚，普罗普不止一次地抗议对其发现做泛化的解释。后来弗·雅·普罗普甚至倾向于放弃“形态学”这个术语，而用术语“组合”来代替它；[　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莫斯科，1976，第141页。

]至少在《俄罗斯故事论》一书中就没有使用“故事形态学”这一说法。这恰好令人想起最初的书名是“神奇故事形态学”，[　同上，第136页。

]而初次预告该研究成果时的命名还要更贴切些：“俄罗斯神奇故事形态学”。[　《故事委员会1926年工作通报》，列宁格勒，1927，第48—49页。

]不过，大概有一点那时已经明确，就是研究结果将远远超过起初的构想，因而就有了最终的定名“故事形态学”，言简意赅。

书中所包含的认识论意义上的可能性以及建构的可能性如此巨大，以至于才过了三十年的时间，在人文学科就形成了足以理解它的语境。该书对当代描述性科学整个领域（即构建叙事文本理论，而且不仅仅是民间文学叙事文本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弗·雅·普罗普的其他一些研究并无类似命运。这些研究一般来说自身就有很高的绝对价值，还与《故事形态学》交相辉映。对于普罗普的故事学研究来说，此说绝对是公允之论，因为它们确实构成了一个研究系列—从《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衍化》对单个故事情节、主题以及母题的分析，到《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

如同所有的发现一样，《故事形态学》的思想是不期然产生的。作者对其缘起的解释颇具启发性：它萌生于十分偶然的“用新眼光”观察。弗·雅·普罗普从圣彼得堡大学毕业之后，为了弥补教育的不足，开始阅读阿法纳西耶夫的故事集。[　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莫斯科，1976，第141页。

]《故事形态学》的第一章将他所做的研究与世界民间文艺学更为广阔的语境结合起来，而对以往故事学传统做了批判性检视—这很可能是后写的。但他自然有其所本的语文学概念系统，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著作在这方面具有优先意义。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形态学”这一思想本身与形式主义学派将文学作品看作创作手法系统的观点（用于民间文学研究未必有效）并无直接联系。它另有其他哲学及方法论根基。[　这令人想起弗·雅·普罗普在大学时代曾拜访过青年圣彼得堡语文学家与诗人小组（当时以德国浪漫主义领导小组的是还处于“前诗语研究会”时期的B. M. 日尔蒙斯基和Б. M. 艾亨鲍乌姆，Ю. A. 尼科尔斯基，E. P. 玛尔金娜，B. A.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他们以对艺术创作哲学、对浪漫主义诗学与美学的兴趣而结合在一起；向我指出这一事实的是P. Д. 季缅契克。

]

弗·雅·普罗普曾专门强调过，“形态学”这一术语与语法学无关—它借自歌德，歌德将其运用于植物学和骨学，其中包含着较为广泛的本体论内涵。[　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莫斯科，1969，第7页；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莫斯科，1976，第134页。

]研究者们由于《故事形态学》第一个英译本删除歌德题辞而生的困扰正可以由此释然，那些题辞绝不是点缀，而是表达了该书的基本思想，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已经做了“笼统的勾勒”：“自然领域与人类创作领域是分不开的。有某种东西将它们联结在一起，它们有某些共同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在与《故事形态学》几乎同时发表的《神奇故事的衍化》一文中，关于这一点，作者写道：“故事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与自然界有机物的研究进行比较……无论在此或在彼，都可能会有两种观点：或者认为两种表面没有关联也不会有关联的现象的内部相似并没有共同的遗传根源—这是物种独立产生论；或者认为这种形态相似是某种遗传联系的结果—这是源于或此或彼原因而发生变形和衍化的起源论。”[　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莫斯科，1976，第155页。

]

正是在这些想法的支配下，他对H. Я. 马尔及其追随者用于民间文学材料的“古生物学”方法加以赞评。弗·雅·普罗普在此发现了阶段性历史分析的另一面，他认为这是苏联民间文艺学的主要成就之一。[　弗·雅·普罗普，《俄罗斯故事》，莫斯科，1976，第153页。

]如果回忆起以上所说的所有这些话，这一阶段性发展的原则便与生物进化规律完全类似：“达尔文所提出的‘物种起源’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领域提出来。”[　弗·雅·普罗普，论文集《民间文学与现实》，列宁格勒，1984，第161—170页。

]

这个“阶段形态”原则在三十年代的若干民间文艺学著作中有过研究。例如，蒙古学学者Γ. Д. 山热耶夫就不仅积极地使用弗·雅·普罗普的术语体系（叙事“回合”、“加害者”），而且完全“用普罗普的精神”来分析自己的材料，得出史诗“分层构成”的概念，在相当程度上与考古文献接近。[　Γ. Д. 山热耶夫，《北方布利亚特人的史诗》。载阿拉木依·梅尔艮编《布利亚特史诗》，莫斯科-列宁格勒，1936。

]对作者来说，诸多史诗作品是一部民族史诗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变体；这怎不让我们想起弗·雅·普罗普不变的结构公式以及他在《故事形态学》题辞中借歌德“原型植物”（Urpflanze）对它所做的解释！[　弗·雅·普罗普，《故事形态学》，莫斯科，1969，第83页。

]

关于退化论和对“阶段进化”公式过分沉迷的指责在此未必正确。必须牢记弗·雅·普罗普进行研究时的观念基础形成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种精神氛围之中，当时传统的历史存在是其研究的必然对象，而他对历史过程本身具有本质上不同的理解。此外，用现代语言来说，处于分析范围之内的是结构确定的作品及传统，而不是原则上“开放的”文本及文本间的关系。居于科学认识核心的，更多的是整体的、完整的、自给自足的文化形式，对模糊不清的“中间”地带的关注远远不及前者，对后者的兴趣到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时代才高涨起来。

在那个时代追求的是明晰性而且有所发现。我认为，弗·雅·普罗普是这类明晰性思维的理想的表达者。他所使用的整套分析手段丝丝入扣，而分析的结果在简洁明了和有序性方面极其令人信服。正是这一点，与其巨大的天才相结合，使得他在学界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

弗·雅·普罗普是举世公认的结构主义民间文艺学的奠基人，在人文科学中提炼和运用结构方法的初步尝试之一要归功于他，但是，我要再重复一遍：所有这些只是与作为《故事形态学》作者的他相关。如上所说，它对弗·雅·普罗普本人来说全然是进入了另一个科学命题，这个命题在六十年代业已完成，这本书这时在结构—符号学研究的新语境中获得了重生。这多少可以理解为什么类似的研究，包括对著名的“普罗普公式”的众多阐释，曾经受到了冷落。

他饱经时代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既有粗暴的意识形态攻击的狂风骤雨，也有对他那“超前”的处女作深刻内涵的长期不理解，还有一个语文学学者所可能获得的真正的世界声誉。

第一章  问题的历史

从我们的立足点看待科学的历史永远是非常重要的；是的，我们高度评价我们的前驱者并颇为感谢他们所做的贡献。但是谁都不喜欢把他们看成是被不可遏止的癖好引入危险的、有时是走投无路境地的受难者；不过，为我们的存在奠定了基础的前辈们，往往比消耗这笔遗产的后人有更多的严肃性。

—歌德

在本世纪（指二十世纪）的前三十年，关于故事的学术研究文献不能说很丰富。除了少有著作出版以外，图书综合报告还展示出以下图景：文本出版得最多，谈论局部问题的文章亦很可观，整体性的著述则相对比较少。这类著述如果说有的话，那大多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质，只是玄想式的空泛之论而已。它们令人想起上个世纪那些博学的自然哲学家的著作，然而我们需要的却是精确的观察、分析和结论。M. 斯佩兰斯基（M. Сперанский）教授曾对这种状态进行过描述：“科学的民族学要继续探究，不应停留在已有的结论上，由于它已经收集到的材料还不足以建立一个一般性的体系，因而，学界还要着手材料的收集以及为了后代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至于能做出什么样的概括、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出来—无人知晓。”

这种无奈原因何在？二十年代的故事研究为什么会钻进这条死胡同呢？

斯佩兰斯基将其归咎于材料不足。但从上面那些话问世至今，又过去了许多年。在此期间，鲍里特和波利夫卡（Bolte，Polivka）那部名之以《格林兄弟故事集注》的鸿篇巨制业已完成。这个集子里的每个故事都列出了全世界的异文。最后部分是索引，那里编入了作者所知道的所有故事集以及其他含有故事的资料。这份目录包括了近1200个故事名称。材料中确实有一些偶然性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但还有像《一千零一夜》或阿法纳西耶夫的有400个文本的大型故事集。但这还不是全部。还有大量的故事材料未曾出版，一部分甚至未列入目录。这些材料保存在各个机构的档案馆以及个人手里。这些收集中有一些对专家是开放的。托福于此，鲍里特和波利夫卡的材料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会增加。但若如此，那么究竟一共有多大数量的故事供我们支配呢？还有，那种连一条已发表材料都不知道的研究者还多吗？

在这种条件下说“已收集的材料还嫌不足”，颇不恰当。

总之，问题不在于材料的数量。问题在别的方面：在于研究的方法。

当数理科学已经拥有严整的分类法、为学界认可的统一术语系统、薪火相传不断完善的研究方法时，我们还没有这一切。故事材料的五光十色和五花八门，使得清晰严谨地提出问题并做出解答显得十分困难。现在这篇概述并非旨在追求对故事研究史的连贯叙述。在一篇简短的引言里这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这段历史已经被不止一次地讲述过。我们将只是尽力对解答故事研究若干基本问题的尝试做一个批判性的阐述，并且顺便也把读者引入这些问题的范围。

毋庸置疑，我们周围的现象和对象可以或者从其构成与结构方面，或者从其起源方面，或者从其所经历的变化和过程方面进行研究。无论什么现象，只有在对其进行描述之后才能去谈论它的起源，这也是无须任何证明就十分清楚的事。

然而，已有的故事研究主要还只是起源学方面的，大部分没有试着去做一个初步的系统描述。关于故事的历史研究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将只谈对它们的描述—因为若像通常所做的那样，未对描述问题做一番专门的阐述便去谈起源学问题，是徒劳无益的。显然，在阐述故事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回答它是什么这个问题。

由于故事极其丰富多样，显然不可能一下子展开全方位的研究，那么应该把材料分成不同的部分，即对它进行分类。正确的分类是科学描述的初阶之一。下一步研究的正确性有赖于分类的正确性。不过，即使分类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它本身也应该是一定的初步研究的结果。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相反的情况：大部分研究者始于从外部引入材料的分类，而不是根据实质从材料中得出来。就像我们接下去会看到的，分类者们除此之外常常在破坏最简单的划分规则。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斯佩兰斯基所说的钻进死胡同的原因之一。

让我们来着重研究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