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图书！文学图像论赵宪章书籍

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非常密切，学界关注也古已有之、中外有之。但是，此前相关研究只是星星点点、不成气候。直到新世纪伊始，特别是2010年后，“文学与图像”问题才高调进入学者视野，很快呈现出了蓬勃生机，现已波及哲学与美学、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等诸多论域，堪称新时代的新显学。

  就内容而言，目前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大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以理论为主、以历史为主以及个案研究。以理论为主者势单力薄，除本人的“文学图像论”外，还有一些博士论文、图像理论译介，以及借鉴现象学和存在论方面的尝试。以历史为主者较多，涉及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和艺术史，包括通史、断代史，文艺史上的各种文图现象研究，着意探讨文学与图像关系的历史演变。个案研究各种各样，包括作家或画家专题研究、名著插图专题研究、民间文艺中的文图关系研究、语文和艺术教育中的文图研究、历代蒙学作品中的文图研究等等。

  就研究队伍而言，新时代文学与图像研究的中心，已从南京大学转移到了北京大学：起初，南京大学编撰多卷本《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会集了近百名学者参与其中，另有《文学与图像》年刊出版；目前，《关系史》已经完成并正式出版，《文学与图像》也移交给了北京大学继续编辑出版。北京大学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团队，主要是以陈明教授为主的东方文学研究中心，他们围绕“东方文学与图像的关系”，已经探索、攻关数年，产生了一系列高质量成果。包括他们指导的研究生，很多论文选题也被吸引到这一论域。北大陈明团队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发展设想，决意长期在该领域深耕细作。他们的研究不仅使中国的东方文学研究面目为之一新，而且为整个中外文学研究，探索出一条跨学科的新路径。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教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他的研究材料翔实，注重细节，以小见大，很有功力。东南大学龙迪勇教授研究空间叙事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转向了跨媒介叙事，属于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的“近邻”。后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青年学者对“文学与图像”情有独钟，使整个研究队伍充满希望与活力。

  以上只是新时代文学与图像研究的大概，现就其中几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在晚近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所谓“文学遭遇图像时代”是其直接背景。既然如此，当下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就应当不同于传统，例如传统的诗画关系研究。这种不同并非完全可以概括为诗歌属于“文学”、绘画属于“图像”以及后者大于前者，仅仅是研究范围扩大了；其可归因于观念与方法大不相同——将文学与图像视为不同的符号，借鉴符号学的观念与方法是当下文学与图像研究的显在特点。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绘画是图像的艺术；而语言与图像，乃人类有史以来重要的两种表意符号，图像时代的到来使其固有关系发生了彻底改变——传统的和谐与唱和关系变异为强势的图像符号对语言符号的僭越和替代。面对这一新情势，文艺理论有责任通过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探究语言与图像的关系。换言之，在文学与图像的背后，是语言与图像两种不同的符号关系；通过前者探究后者是一种人文关怀。把握这样一个大方向、胸怀这样一个大目标，赋予此项研究以强烈的现实感。

  由此说开去，可将文学与图像研究划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一般的文学图像资料的搜集与评述，将被遗忘、被忽视的，但和文学相关的图像资料（即“文学图像”）呈现出来，使“文学”的体魄更丰满，并且增添了新的学术参照。二是重点研究文学与图像的一般关系（但不以文学图像资料的搜集整理取胜），包括唱和、错位、转义、反讽等各种关系。三是在以上两方面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关系，探究这两种符号的性质和功能，进而为现代表意理论开辟中国资源、中国路径。显然，就理论价值而言，上述三方面是一种递进关系；但就历史（文献）价值而言，上述三方面又是一种“逆进”关系。事实是，在具体研究中，三者往往相互交织，将其区分开来只是表述的需要。

  这就需要提及2020年在甘肃陇东学院召开的“语言与图像”全国文艺理论学术研讨会。之所以将“语言与图像”作为会议主题，显然是会议主办和承办方意识到了“文图关系”背后的“语图关系”，大有整个文学与图像研究的导向意义。如是，此“导向”便是将此项研究引向深入的风向标。实际上，就国际学界而言，1987年“国际语词与图像研究会”在荷兰成立，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文学与图像研究的开始，说明我国的“文图关系”转而聚焦于“语图关系”，乃与国际学界接轨、对话之必然。就像笔者在会议《闭幕辞》中所言：“如果将国际语词与图像研究会的成立看作一个象征，象征文学研究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开始自觉借鉴符号学方法展开跨媒介探索，那么，这次庆阳会议是否昭示了我们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又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呢？”在笔者看来，这个“新阶段”，就应该是“语图符号学”意识的觉醒——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无论哪一方面、哪一论域的文学与图像研究，归根结底是语言和图像两种符号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说，“语图符号关系”既是文学与图像关系的研究方法，也是它的目的和价值所在，彰显了整个文学图像关系研究的学理性和现实意义。

  不妨列举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每个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喜爱读书，而不是希望孩子们沉迷于图像世界。为什么？谁能从学理上而不是从现实功利角度来说清楚？这就是前文所说此项研究的根本目的——在“文图关系”研究的背后发现“语图关系”。语言与图像既然是重要的表意符号，“图像时代”的到来究竟怎样以及何以颠倒了它们的固有关系呢？图像传媒为什么是一种“强势传媒”，以至于能以破竹之势僭越本属于语言的领地呢？传统语图关系的改变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可能殃及什么……当是图像时代赋予人文学术的历史使命，人文学者有责任对这一问题展开学理阐释。

  换个角度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质料；因此，研究文学不可能远离语言，任何远离语言的“文学研究”都不是文学本身的研究，只能是外围的、非专业的。当然，外围的、非专业的研究也有存在的理由，因为这个花花世界并不只有“文学”一家，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伦理的……都有可能把文学看作“唐僧肉”，需要文学作为它们的材料或例证。问题不在于非专业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及其价值大小，而在于要明确区分文学研究的专业或非专业性——后者只是文学的“用户”，并不打算将其作为“家园”。在这一意义上，“语言”作为文学的质料，就像砖、瓦、水、泥是建房的质料一样，没有这些建材就不可能建造出现实的房屋，只能是“空中楼阁”（停留在想象或图纸上的“楼阁”）。因此，远离语言的文学研究，对于文学本身而言只能是枉谈、玄学，是非专业的。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文学与图像研究正在走向实学，因为语言对于文学来说“实”得不能再实了，属于文学之不可还原的原初元素。此“实学”主要是指：1.文学研究一定要直面现实，力戒空谈；尤其是文艺理论，要立足于为整个文学学术直面现实提供“理论工具”。2.文学研究要深耕本土，要自觉地借鉴现代理论激活传统，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生成与世界交流的话语通道。3.研究方法要持之有据，在注重逻辑推理的同时更要注重“用事实说话”、用现象展示，不能将文艺理论做成玄学。4.不间断地反思我们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对不同的研究路数反复权衡利弊得失、价值轻重大小。如是，我们的文学与图像关系研究将再次跨上一个新台阶——倡导实学方法的新阶段。

  在笔者看来，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之后，文艺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被美学所收编，引发的负面影响就是“大而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大行其道，游离文艺现象、无视文学文本，“形而上”的逻辑推演取代了“形而下”的历史传统。而文学与图像研究，恰恰就是一个不能游离现象、不能脱离作品的“实学”。如是，此项研究对于整个文艺理论，说不定会产生纠偏的意义。

  此乃值得期待的明天！

“文学图像论”是我国新世纪出现的文学理论的新论域，也是整个文学新时代的新概念。从19世纪到20世纪，文学理论的母题经历了从“文学与社会”到“文学与语言”的蜕变，正在朝向21世纪的“文学与图像”渐行渐近。后者作为新世纪之“新学”，参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可将其命名为“文学图像论”。“文学图像论”认为应当回到亚里斯多德“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文学观；文学语象如何外化和延宕为视觉图像，视觉图像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言说，以及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符号体系之两翼的比较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范畴和方法。本书即从文学与图像互动的多个方面进行论说，具体包括语图互访论、语图指称论、语图传播论、语图在场论、文学成像论、诗歌图像论、小说插图论、文学书像论。从符号学、文艺理论、哲学等多学科梳理语象、图像、画象、字像、书像等文学与图像的核心符号，从学理层面面对当下文学遭遇图像，以及文学与图像在新世纪的发展等问题。

“文学图像论”是我国新世纪出现的文学理论的新论域，也是整个文学新时代的新概念。从19世纪到20世纪，文学理论的母题经历了从“文学与社会”到“文学与语言”的蜕变，正在朝向21世纪的“文学与图像”渐行渐近。后者作为新世纪之“新学”，参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可将其命名为“文学图像论”。“文学图像论”认为应当回到亚里斯多德“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文学观；文学语象如何外化和延宕为视觉图像，视觉图像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言说，以及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符号体系之两翼的比较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范畴和方法。本书即从文学与图像互动的多个方面进行论说，具体包括语图互访论、语图指称论、语图传播论、语图在场论、文学成像论、诗歌图像论、小说插图论、文学书像论。从符号学、文艺理论、哲学等多学科梳理语象、图像、画象、字像、书像等文学与图像的核心符号，从学理层面面对当下文学遭遇图像，以及文学与图像在新世纪的发展等问题。

赵宪章，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J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文艺理论组组长等。现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文学基本理论。已出版有《文艺学方法通论》《西方形式美学》《文体与图像》等专著，主编《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10册）》、《20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文学与图像》（前六辑）等，其中《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10册）》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引论
一代有一代之“新学”
“文学图像论”的命名理据
“文学图像论”的文学观
“文学图像论”的范畴和方法
“文学图像论”之可能或不可能

章 文学与图像
文图关系研究的学理逻辑
“语图”关系史及其诸问题
语象和图像的统觉共享

第二章 语图互仿论
拉奥孔之“痛”
顺势而为
逆势而上

第三章 语图指称论
任意性和相似性
“假相”的合法性
语言虚指与语象如画

第四章 语图传播论
可名与不可名
图之悦与文之悦
图以载文文自轻

第五章 语图在场论
图说在场及其“皮相之见”
言说不在场及其能指在场
言说在场之图像透明

第六章 文学成像论
“一画”：天人揖别与天人际会
语言生象与在场诱惑
文心取意与心手相应

第七章 诗歌图像论
语图切换与诗意再现
语义深隧与图像例证
若隐若现的视觉诱惑

第八章 小说插图论
“立铺讲唱”之现场还原
叙事折叠之插图明见
插图逃逸与独立叙事
危险的“插入”与话语解构

第九章 文学书像论
字像、书像及其视觉注意
语象、字像、书像之异质同构
书像之书意及其文意如影

余论
文学新时代
文学图像论的使命
遥远的地平线
索引
后记

“文学图像论”是我国新世纪出现的文学理论的新论域，也是整个文学新时代的新概念。从19世纪到20世纪，文学理论的母题经历了从“文学与社会”到“文学与语言”的蜕变，正在朝向21世纪的“文学与图像”渐行渐近。后者作为新世纪之“新学”，参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论”，可将其命名为“文学图像论”。“文学图像论”认为应当回到亚里斯多德“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文学观；文学语象如何外化和延宕为视觉图像，视觉图像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被言说，以及语言和图像作为人类符号体系之两翼的比较研究，构成了它的基本范畴和方法。本书即从文学与图像互动的多个方面进行论说，具体包括语图互访论、语图指称论、语图传播论、语图在场论、文学成像论、诗歌图像论、小说插图论、文学书像论。从符号学、文艺理论、哲学等多学科梳理语象、图像、画象、字像、书像等文学与图像的核心符号，从学理层面面对当下文学遭遇图像，以及文学与图像在新世纪的发展等问题。

赵宪章，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J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及文艺理论组组长等。现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专家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文学基本理论。已出版有《文艺学方法通论》《西方形式美学》《文体与图像》等专著，主编《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10册）》、《20纪外国美学文艺学名著精义》、《文学与图像》（前六辑）等，其中《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10册）》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文学图像论”是我国21世纪出现的文学理论的新论域，也是整个文学新时代的新概念。

  一百多年前，王国维曾经感叹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充满了文学的自信与豪迈;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文学的风光不再，我们已经很难说出哪种文体堪称当下之天骄。诗歌？小说？散文？……都不是，因为整个文学的“模样”已经模糊不清；唯有和图像关系密切，甚或是被图像符号咀嚼过了的叙事作品才备受青睐。在这类跨媒介的“新文体”中，“白纸黑字”经过它的反刍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模样，“文学读者”已经变身为“文学看客”。这就是文学志士们所惊呼的“图像时代的来临”以及“文学命运的终结”，深沉的忧虑和无奈溢于言表。 可以说，当今之时代，文学和图像的关系之复杂多变前所未有，二者的剑拔弩张前所未有，它们之间的痛苦纠结前所未有；令人特别忧虑和无奈的是，此境此势遥遥无穷期，图像对于文学的饕餮将愈演愈烈，因为一日三变的“技术”就是它的生产力。

  更重要的是，在所谓“文学危机”的背后，还有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那就是自20世纪下半叶电视文化普及以来，人类社会所开始经受的图像符号的挑战。这是更深刻、更严峻的危机。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为此写过一本《娱乐至死》，深刻批判了以电视为代表的图像文化，将其斥之为足以让美国人“娱乐至死”的大众传媒。值得注意的是：波兹曼在80年代中期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进入日常生活，所谓“娱乐至死”不过是他的一个隐喻；而在当今的网络时代，“网瘾”所导致的“娱乐至死”已经成为正在发生的血腥的事实。事实是，包括电视、网络等大众文化传媒在内的所有图像，“娱乐”正是其符号本质；图像作为强势的传媒符号，正在迅速而无节制地、强行而不加商量地侵入到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在内的每一方寸。 在图像符号的强力诱惑下，人类的思考习惯正在逐步丢失，人类的语言能力正在慢慢萎缩。更可怕的是，这种“丢失”和“萎缩”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就像青蛙跳进正在加热的温水中，大限将至还浑然不觉。这就是“文学危机”背后的“符号危机”，一种涉及人类存在的更沉重和更挠心的危机。因此，人文学术不能在这样的危机面前保持沉默，需要对“语言”和“图像”重新认识，需要对它们之间的符号关系做出有说服力的阐释。于是，在文学的视野中研究这一关系，即文学作为语言艺术与视觉图像的关系研究，也就成了文学理论之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

  毫无疑问，对于文学和图像二者关系的认识和阐释必须是历史的、学理的，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情绪判断的层面；进一步说，只有历史的才能是学理的，建基在历史把握之上的学理分析才是可靠的。因此，在我们正式进入本论题之前， 不妨首先在宏观层面回溯整个文学理论的现代进程，再由此出发讨论我们面对“符号危机”应当如何作为。

  我们知道，当年的王国维处于两个世纪之交。 就“世界文学”的总体性而言，在他之前的19世纪，显然是一个集中关注“文学与社会”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以“真实地再现社会”为己任的批判现实主义成了文学的主流，表现在文学理论方面，就是以法国文论为代表的文艺社会学的兴起。文艺社会学将文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参照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艺展开研究，从而得出社会性的结论。“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文艺社会学基本的文艺观，也是它研究文学的出发点。从这样一种基本观念出发研究文学艺术，文艺社会学就必然侧重文艺之社会本质和社会规律的研究。因此，文艺社会学的理论学说多是关于文学艺术的社会性判断，文艺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是其基本主题。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文艺学与社会学的汇流；作为一种方法，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文艺之社会本质和社会规律的思考。于是，“文学与社会”也就成了19世纪文学理论的基本“母题”，侧重文学的价值判断是其主要特点。“文学与社会”之所以成了19世纪文学理论的母题，除批判现实主义这一直接的文学背景之外，根本的还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包括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实证哲学在内的社会思潮则是它的思想资源。

  王国维之后的20世纪则是一个集中关注“文学与语言”的时代，或者说“文学与语言”是20世纪文学理论的母题，文学之语言形式是其关注的焦点和出发点。“文学与语言”母题源自19世纪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对于19世纪的社会现实而言，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尽管也是一种抗争或批判，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不可能成为主流话语或核心命题。“文学与语言”之所以跃升为20世纪文学理论的母题，一方面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作为它的直接背景，另一方面更有索绪尔之后现代语言哲学和符号学的兴起。就整个20世纪来说，意识形态问题已经上升为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在一系列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的背后，无一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对峙，是不同意识形态体系之间的对抗与较量。而所谓“意识形态”，说到底是一个“表意”问题；而所谓“表意问题”，说到底又是一个语言问题。于是，语言理论开始兴盛并且引领一代风骚，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于是，文艺创作在语言形式方面更加别出心裁，“反传统”和向文学惯例挑战成了人们乐此不疲的游戏。注重语言形式的创新或“革命”，不仅成了20世纪文学的主流表意风格，也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选项。

  按照这样的思路继续展望“图像时代的来临”，我们似乎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断—— 21世纪或将是“文学与图像”的世纪，“文学与图像”或将成为21世纪文学理论的基本母题。如是，王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将在另外的意义上被改写，他的文学研究路径也将随之有所改变。例如，仅仅研究《屈子文学之精神》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屈子文学与图像的关系;仅仅言说《人间词话》是不够的，还要言说诗词和图像的关系理论;仅仅描述《宋元戏曲史》是不够的，还要描述戏曲戏剧的“语图关系史”;仅仅有《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