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图书！荒原狼的嚎叫尚思伽书籍

秋夜清澈，路面闪着微光，缩在影院里看《刺客聂隐娘》的时候，落了一些雨。北京金融街两旁的玻璃大厦沉默着，前行几步，都城隍庙的轮廓浮现出来，元代的遗迹，暗示着这条道路富贵的血统，经过了历史的没落后，又历史性地崛起。资本无声地汹涌，带给它整饬而静谧的夜晚。

“聂隐娘”，一部文艺片，一个素来没有票房的导演，投资九千万，票房六千万。如果不是这几年资本疯狂地涌入电影市场，数字中这么多个“〇”，不可能。

聂隐娘的故事，并不难懂，电影的内涵，也不深奥。镜头很古典，很美，恰到好处地是我们理解范围内的“古典美”。我并不敢说，它不过是精致的俗套，那意味着，我背叛了自己文艺的一生。

然而我知道，那摇荡着树梢的风，和当年掠过《悲情城市》的风，已截然两样。昔日负载着历史与记忆的时空已不可见，仿佛从未存在，仿佛已遁入虚空。

有人说，迷恋《刺客聂隐娘》的，和五月份追捧波兰戏剧《伐木》的观众，是同一批人。这种说法难以证实，更像是出自经验的判断。克里斯蒂安·陆帕的《伐木》，我由衷叹服，又心生厌烦。如此矛盾的观感，平生倒也是头一遭。

《伐木》改编自伯恩哈德的小说，主线是一场漫长的晚宴。一群文人雅士聚会，悼念自杀的亡友，谈谈艺术，说说废话，展现着文艺圈的社交生态。副线指向自杀者，一个纯真的女演员，从热情走向幻灭。

这是无可挑剔的戏。出色的改编技巧，强烈的文学性，生动的角色，精妙的台词（就连废话都说得漂亮），还有讽刺性、批判性，样样俱全。表演很出色，一出谈不上情节的戏，演员的分寸感极佳，部分台词可能是即兴的，准确而克制地表现着无聊的状态。舞台也处理得优美而凝练，在玻璃房中表演的人们与台角的独白者，既是功能性的，拓展了舞台的维度，也是文学性的，形成心理与行为的对照。悬在布景上方的小屏幕播放黑白影像，用来展示死者的生活，或其他时空的对话，而舞台的主体，除回忆段落外，皆向三一律致敬。

你能对一出戏提出的要求，它几乎都实现了。它甚至超越了你的要求，因为它一手制造了观演关系，实际上现场观众也是这出戏的一部分。五小时的长度，意味着观演同步，观众看戏的时间，基本就是晚宴的始与终。我们欣赏着剧中人的无聊和空虚，不时打个哈欠，甚至睡一小觉，却也难免会想到，这出戏讽刺的就是我们这些雅文艺的追逐者，台上刻意表演的无聊挑衅着台下观看的无聊，于是思索与对抗油然而生，同时感到这出戏正在一步步计算我的无聊和疲惫、我的思索和对抗。它是如此精美，如此周全，还有什么是它算不到的呢？

在那个夜晚，我看到了剧场艺术的高峰，也看到了它的边界。就像《刺客聂隐娘》一样，它们美轮美奂，可供抒情，可供阐发，一旦洞幽烛微，其意蕴内涵，其精妙细腻，足令观者陶醉，令写手奋笔。

这是一个文化异常粗糙的年代，舞台上活跃的是庸俗闹剧，银幕上挣钱的是脑残大片，荧屏上流行的是各种开挂，网络上充斥着用污言秽语装点的个性，身处其中，理应对高雅和精致心怀敬意——然而我竟渐渐失掉了耐心。《刺客聂隐娘》和《伐木》这类作品的长镜头、慢节奏、非情节化，固然是对抗大众消费逻辑，但它们依然在这个逻辑之内，只不过指向小众罢了。在本质上，它们静态、封闭、自足、自满，抽象的思索和批判，排除了真正的历史深度以及介入现实的能力。它们是“太艺术的”，反而失掉力量，在审美的旗帜下，成就了艺术的幻觉，或幻觉的艺术。

这是有教养的中产阶级所向往的精英文化。或许也是我们的时代，可以期待的“高雅”。

中产者寻求在中庸和谐里生活。他永远不会自暴自弃，也不会彻底为某事献身，既不花天酒地，也不做苦行僧，他绝不会去做殉教者，也不会同意毁灭自己——相反，他的理想不是献身而是保持自我，他的目标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其反面，他不能容忍的东西，他既想侍奉上帝，又想肆情纵欲，虽想德行高尚，却又想在地球上图点好处和舒服。

多年前，似懂非懂地读《荒原狼》的时候，“中产阶级”这个词还专属让人艳羡的西方，黑塞动人心魄的批判还显得遥远；而今，让哈立·哈勒迷恋的闪闪发光的打蜡地板、整洁鲜亮的绿植，已成为中国无数家庭的标配。

我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前辈的馈赠，在时代的变迁中，我们帮忙浇水施肥，目睹前辈播下的种子一一开花结果。这果实却难以安心享用，因为一扭头忽然发现，“阶级”这个陈旧的词语，以新的姿态，浮出现实地表。

或许因为旧的阶级分析理论已经失效，或许因为我们没有继承发展它的愿望和能力，阶级的分化，更多是一种经验的感知，尚未形成理论共识。阶级既是明显的又是暧昧的，中产阶级尤其模糊不清，中产阶级文化，更是弹性很大，难以界定。而“小资”这种带有讽刺或自嘲意味的流行描述，更像是一种心照不宣的趣味，也使得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文化陷入概念的混乱。中国的中产阶级，更大程度上是物质主义的，还谈不上独立的文化性格，它与“小资”的差异，似乎更多地表现在消费能力上，两者的文化口味则有大面积的重合。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缝隙里，黑塞创造了一匹“荒原狼”。他厌恶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的爱国喧嚣，但对一个即将彻底破碎的世界并无太多预感，他所诅咒的，主要是似乎将永世长存的理想秩序。

哈立·哈勒“有意识地蔑视中产阶级，为自己不属于中产阶级而骄傲。尽管如此，他生活的某些方面却完全是中产阶级式的”。他厌恶强权和剥削，但他银行有股票，吃利息即可生存，与权力机关和平相处；他自我放逐，四处流浪，但不会忘记在离开一个城市前付清所有的欠款；他内心充满了龇牙咧嘴的愿望，但又衣着得体，以礼待人；他起居饮食皆无规律，深夜跑到小酒馆去独酌，但总是选择安静、整洁、正派的住所；他富有教养，对东方神话很有研究，他的偶像是歌德，神明是莫扎特，难以忍受时髦的爵士乐、喧嚷的跳舞场……显然，这是一位中产阶级文化精英，他的精神痛苦来自“狼”与“人”的共生和对立，“狼”蔑视既有的平庸秩序，“人”则意味着“觉悟、教养和驯服，不仅允许甚至要求有一点精神”。黑塞

就中产者的文化特性展开了一段杰出的分析：

中产阶级的生命力根本不在它的正常成员身上，而是存在于那些为数极为众多的怪癖人身上。由于中产阶级理想的模糊性和伸缩性，所以就把这些人都包括在该阶级之内了。在中产阶级内部向来就有大量强悍而野蛮的分子。我们的荒原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变成了一个远远超出中产阶级标准的个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艺术工作者都属于这种类型。他们当中只有那些坚强的人才能冲破中产阶级的土壤和气氛而达到宇宙空间去，其余所有的人都是消沉绝望或者实行妥协。蔑视中产阶级又属于中产阶级，为了能够生活下去后还要肯定中产阶级，以此来加强和赞美中产阶级。

发表于1927年的《荒原狼》，对今天的中国，依然像一个预言，因为中国的“荒原狼”，身影还很模糊。“荒原狼”式的中产阶级叛徒的存在，意味着从它的内部产生了对抗，荒原狼带来恰到好处的刺激和创造力，可以避免文化上的平庸和怠惰，达成自我充实和自我更新，荒原狼是中产阶级文化真正成型的标志。

不过黑塞富有穿透力的批判，在今天还是显得过于古典了。哈立·哈勒对爵士乐、跳舞场所代表的大众消费文化，先是不屑一顾，其后又在赫尔米娜（荒原狼的另一个自我）的引领下领略一番，这摩登的都市风光，只是他通向“生活”，理解另一个自我的途径，肉体的欢乐从未动摇他精神高地上的一草一木。“狼”与“人”的对立，固然带来撕裂的痛苦，但在分裂的背后，依然不难辨别出对人的整体性的信任和渴求。为了突破二元对立的自我，黑塞向东方哲学寻求救赎。“我们的荒原狼相信，他胸中装着两个灵魂（狼和人）并且因此而感到胸腔已经变得狭窄了。心胸、躯体总是那么一个，但居于其中的灵魂却不是两个或者五个，而是无数。”黑塞厌恶中产阶级意义上的被驯化的“暂时一致”的个人，也明白所谓狼与人的搏斗没有出路，但他所说的“无数”，却不是人碎片化的存在，恰恰相反，“你必须把你那两面性变得更加多面性，你的复杂性变得更加复杂。不是使你的世界更狭小，使你的灵魂更单纯，而是你将把越来越多的世界，终将整个世界容纳在你痛苦地扩展了的心灵之中，为的是有一天能进入终结，得到安宁”。

荒原狼终刺了赫尔米娜一刀，象征他清除顽固的自我，敞开心胸，探寻灵魂的多面性，感知世界的复杂性，迈向一种整体的“自我”和谐。黑塞从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的传统中走来，步入分裂对抗的20世纪，在他的视野内，孤独的个人已经开始在大地上游荡和悲鸣，但对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信仰之光却未曾完全泯灭。古典遗产尚可以标识人的精神高度，还未落入全球市场造就的消费主义狂潮中，成为一个个精神标签和助兴的谈资。黑塞不曾领略过，当人的完整性被彻底毁坏，在真正意义上成为碎片，当物欲名正言顺毫无愧色地主宰人的全部生活，当消费的洪流漫卷一切人类创造的文化，是怎样一种无可措手的绝望。此时，你的声音必然喑哑，因为一切呐喊都像一种时髦的姿态，一切抗议瞬间都会化作一种新型消费。这是物欲合围的“无物之阵”，这是“彷徨于无地”的虚无之地。

《荒原狼的嚎叫》远远地超越对一部小说文本的解读，作者对于个人主义文化的反思、对克服这一文化危机的思考，以及对于当代中国文艺前景的判断，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我至今还记得初读这篇文章给我的触动。那是2016年春天的夜晚，恍然之间，照见了二十多年来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变与不变。

——汪  晖

寻找一切可能性去卸下个人主义“刻着自由花纹”的精神枷锁，挣脱被消费的命运，投入一种新型文艺的创造，如此大智大勇，可敬可叹！从这个角度看晓岚的记者和编辑生涯，她的批评实践，就显得非常重要。

——薛  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