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图书！宋史测度刘子健书籍

引 言
这引言不是自序，只是说明。
汇集了一些短篇的写作，都是课余笔耕。更何况海外孤陋，难免偏差谬误。借此机会，可以请各方学人，赐览指正。
平日教课，多半是通史和导论之类。偶然有个研究班，而学生的兴趣各异，中文程度也高低不齐，无从深入专题。
最初在的学校，原来没有中文书，慢慢才筹措一点基本书籍。十年后转到规模较大的学校，有中日文书籍收藏，可是绝大部分属于近代范围，个人用书还是很不够。近年来任教的大学，才具备研究的条件。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利用假期长途跋涉，到名列前茅的图书馆去借读。来往匆迫，仿佛走马看花。因此，除了有一本中文书，两三本英文书之外，写的都是短篇，疏略急就。
在海外教研，更大的缺憾，是独学无侣，无从就正。这本集子，聊当笔谈。
个人治学，略有所信，也应当说明一下。
治学，非问不可。常觉得中文的“学问”二字，涵义绝佳。学是先学过去已有的知识，接着就应当试提问题，最好是提新的问题。有了问题之后，就可以学胡适先生的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努力去发掘新学识，试求新解释。然后再学再问，川流不息。英文里也有类似的名词，例如enquiry，意思是钻进去研讨。可是远不如“学问”二字紧密呼应，赅括全盘。
因为有的学生，只会学，不善问，所以常套用《论语》里两句话，去提醒他们：“学而不问则罔，问而不学则殆。”
说起《论语》，它许多节都是讨论问题，甚至有“大哉问”。佛教语录，问答不断。宋代理学受这影响甚大，也有很多语录。就以朱熹本人而论，他著有《四书或问》。而《朱子语类》，更是收集了许多学侣门人的问题。
西方科学，很重视问。例如数学有一定程序，先有命题，也就是问。然后假设，也就是找途径去解答问题，然后才求证。再如苹果掉在牛顿鼻子上，他如果认定理所当然，不去问为什么东西全都往下掉，就不会发现地心引力的原理。近年的理论物理学，主要还在研讨“大哉问”—这宇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已经从相对论四度时空的量，从数学上问问题，假设到有十种时空的量，有不同的吸力斥力交织。这种大的发展，都是从“问”出发的。
大学里近年逐渐添设新式的学系。这些新学系，不再按照学科去分。相反的，他们以课题为学系的中心，把有关学科集合起来辅助。举两个最显著的例子。计算机学系是以电机、物理、数学等学科，串连配合的。环境学系是以气候学、地质学、地理、化学、植物学、水利工程等，搭配组成的。预测未来这类新学系一定增多，主要的方向是以问题为对象。
学是离不开问的。学术训练的重点有两层，第一层是训练用有条有理的构思来问有意义的问题。或是进一步的分析，或是从另一线索去看关系，或是从其他角度来综合。第二层是训练如何看待问题。可能用什么样的架构，怎样的假说，需要找哪种资料讯息才能寻求解答。
现在从“问”，转而论“测”。也是从科学转到史学。
史学不算是科学，它可以也应当尽量运用所有合用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但史学本身并不是科学。有的人因为科技时代科学的地位响亮，就说史学也很科学，这是含糊其辞，自高身价。
历史是过去的陈述，随时消逝，无从重演，无法反复观察。历史的因素繁复，过程驳杂，无从隔离起来，做个别片段的试验，怎能和科学等量齐观？
那末，史实呢？信史呢？
所谓史实，只是一部分的轨迹，既非事物本身，更绝不是全貌。所谓信史，也只是说这是比较可信的一种纪录。这些名词都是相对的观念，并不是绝对的事实。
史学所用的史料只是纪录，现代社会科学所掌握的现场调查，各种统计，也都不过是纪录。甚至纪录片也还只是片面的，所有纪录都是依据观点、角度加以选择。当然纪录都有价值，必须参考，善加利用。可是既不能以为历史仅此而已，也不能限于局部所知，据为定论。
个人以为，历史只是近乎情理的测度。它的实用是有助于思考，使思想活泼起来，从多方面的关系去看，贵在周详细密，使人不至于陷入盲从、轻信、过简化、教条式的武断与误断。
所谓“测”，即测候、探测、推测的意思。不一定能达到勘测、测量的准确性，但至少远胜于不加思考的妄测、臆测，以致造成错误观念，一误再误地误尽苍生。
因为史学不过是测度，本人是倾向于多元论的。也就是赞成多次研究，从各方面去推论，再进行比较综合，并不一定“定于一”。
...
书院的意义深远。政府是集权在中央，学术的领导在地方，政府控制考试，但是不能约束思想。
说起考试，世界史上以中国为先。讲中国考试制度，很少人提到，像第十四篇所说的，考场弊端，考前通关节，考场内外耍把戏，考后誊录看卷，还可以做手脚。在这篇短文发表之后，转任普林斯顿大学，才看见馆藏珍品，有一件长袖短衫，穿在长衫内，一点不显，而短衫上密密地写满了蝇头小楷，经史参考，赫然具在。想来南宋还没这类珍品，可是不难推测制度史的通则，凡是制度愈形式化，竞争愈厉害，弊端的技巧也随之而愈发达。
考试就舞弊，考中了做官，能奉公守法吗？
考试又短促，又拥挤，又只见卷子，不见本人，是甄别人才的好办法吗？王安石的三舍法，就主张在学校里，用长时间，经过多次测验，加上平时教员的观察，这就比较接近现代用的方式。当然这类方式，费事得多，终于复旧。南宋政府从头就墨守旧规，后代沿用，也很少改进。
南宋有理想的士大夫，也觉悟到许多制度上困难重重，既看见弊端百出，又无法推动改善，怎样办呢？他们不再像王安石那样，从制度上着想，以为制度改来改去，都有毛病。基本的毛病在人性，这是北宋，一般说来，不够留意的。经过亡国之痛，退到南方，认为别出心裁，必须在基本上重建。士大夫必须有自觉，充分理解儒家的精神，切实遵行道德的行为。人人守道，制度自成余事，全国载道，天下何患
不平？
这就是第十五篇所讨论的道学。可是道学的命运，还是受到政权的干扰和利用，只能做到用行舍藏，各行其是的地步。道学初起，相当突出，为执政权相所嫉，遭受党禁。但这压迫是失策的，性理之学，何罪之有？打击这些书生，反倒使他们成名，得到同情，反倒显得当权的一般人气量小，违背包容政治的作风。不久这权相因败战而身死名裂，风潮就算过去了，道学也还没大盛。
又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位擅长包容，久踞相位的权臣，深觉需要重新收拾人心，巩固势力。一则是道学方面，不少学术名流。二则因为承继皇位，处置不公，权相几成众矢之的。三则国防情势紧张，而道学有道统的理论。南宋与中原远隔，好像不算正统，但拥有道统，就俨然正统，与暂时失去土地无关，大可鼓舞人心。于是由皇帝出面，崇尚理学，因为曾经排斥道学，所以换个名称。同时起用理学名流，但给他们的是清高职位，并没多少实权，也没有真采用他们的政纲，也没有多听他们的主张。总之，政权把理学包容进去了，换汤不换药。
儒家与宋代国家，从积极方面来说，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从消极方面看来，也是相依相违的。所谓相违，是指儒家理想和现实政治始终间隔着距离，甚至互不合辙。
可是政治既不能摆脱儒家，而从南宋晚期公然崇尚理学，形同国教，从此再也不能动它。政治只能在政治范围内包容操纵，至于学术思想、社会礼教，那就由理学支配了。可惜理学也和政治一样，发展的模式都是“定于一”。定于一未必错，但久于一，就无从多，不多即缺乏新生，这文化就随着停滞。从保守到固守。等到强大的外力侵入，终于守不住。
最后的第四部分，涉及一般文化和社会之中，较为突出的一些情况。文化有各方面，有的进，有的守，有的衰退。重文轻武的影响，不但军事差，连体育都忽视。第十六篇是个很生疏的题目。原来在唐代，从西域引进来的马球竞赛，北宋已经不再盛行，到南宋，就消失了，只有军队里留下一点。不仅是马球，各县衙门向来有射圃，可是儒家式的记载中，大约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比较多，极少提到赛射。体育的功能，何止娱乐？健身之外，还能培养分队竞争，队员齐心协力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从宋代起缺乏体育比赛，直到20世纪，才从外国重新发现。
领导中国文化，自南宋以理学为主流，除了哲理、思想以及价值观之外，它最大的力量，并不在政治方面，而是在深入民间。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根深蒂固，哪怕外族入主，还是历久不衰。其中一个大关键是启蒙教本。南宋中期就有理学家编抄教本，把经史大意，编成简短三个字的句子，易懂，易读，易背，幼童或初受教育的，很快留下深刻印象，时时引用，终生不忘。这种教本，再改进，就出现了通行全国的《三字经》。
在传统中国影响最多人的书，不是“四书”，是《三字经》。各地翻印，到处教人，有各种方言注明发音的本子，有满文蒙文的译本。因为儿童，不论贫富，都在背诵，连文盲的成人，包括妇女，尽管不认字，听来听去，也能引用几句。以《三字经》和欧洲中古教会的主祷文比较，立刻觉到中国文化的社会教育更深更广。时至今日，多数人已经不知《三字经》为何物，但是“三字经”这三个字，早变成概念式的通用名词，大家都懂得这名词，等于基本口诀，简易要义，便于经常引用的。足证它当初的功能，何等切要！
有的理学人物，在政界学界之外，另以热心社会事业著名。关于族规、义仓之类，早有许多人研究过。第十八篇所详叙的是一位曾经有名，而被埋没了的大慈善家。他以自己有限的田产收入，几次开办粥厂，独力救济成千甚至上万的饥民，在收容饥民时，还注意卫生，以防传染病。把他认作世界上在近代以前最大的私人赈灾者，决非过言！
他的伟大表现，从反面来看，也反映许多社会上的严重缺陷。按说有荒灾，地方官吏应该负责，但他们却束手旁观，?不知耻。社区上户，也应当有动于衷，组织经常的团体，以应付当时以及日后类似的需要，然而并没有这种民间团体出现。在唐代救济的事多半由寺院担当。在宋代，宗教团体也渐就衰微，虽说是礼义之邦，太缺少社会组织了。不仅如此，连这样绝无仅有的大慈善家，中央政府也只在形式上褒奖他一下，并没有表扬他的榜样，让全国效法义举。
收集短篇写作本想到此为止。因为提到宗教，又加上第十九篇。严格说，这篇不在宋史范围之内，是谈整个中国式的信仰。它和西方不同，不以一元的信仰为主，相反的，中国式是复合的多元信仰。而多元信仰并存的基础，是行为规则的礼教，这模式在宋代已经确立。理学家其实已经放弃反佛，不再引用北宋欧阳修的“本论”。而在金代统治的北方，全真教就大张旗鼓地实行三教归一，礼教和宗教正式复合。
传统文化，因停滞而退化。因此“五四”运动时，有人痛斥吃人的礼教。礼教不合理的种种，应当痛改，而并不应当因噎废食，采取激烈主张，打倒礼教。试问破坏礼教之后，是否社会秩序混乱？又用什么制度，去培养社会道德？笔者身受日本侵略之苦，并非亲日，但眼看日本维新，也修改旧式礼教，而始终不放弃传统中好的礼教，包括当初从中国传过去的风尚。它是坚守复合式的途径的，很值得中国人反省。
说明了本书各篇，再赘上结语，大胆的假设，把“一”与“多”看作概念化的公式，以为理想的文化，端在“一”与“多”，谋求平衡。
君主集权是“一”，最好有“多”种士大夫来平衡。除了行政官，另有言事官，除了言官，其他士大夫也准许言事。国家是“一”，但士以天下为己任，当然看法不是“一”，要它“多”。除了士大夫，还得有武官参预。在传统中国，言事论政，类多限于高层，那还是“一”，谈不到“多”方面，较合理的制度是“多”层讨论，以求平衡。
思想学术亦复如此。王安石想“一道德”，是走不通的。理学高举道统，何尝不是“一”？自宋以后，这一统的大套子，又有多少新发展？应该在“一”尊之外，也重视“多”说，经过竞争重新综合。这样才能生生不已。学校更是如此，官学之外，应该多些私立的。“四书”、“五经”、诗、赋之外，还要多些书，不错，有启蒙的《三字经》，可是中级读物呢？不错，也有《千家诗》之类的，但是真不多。
社会组织，上面已经说过，太少了。政府高高在上，不愿老百姓结社，这是一个大原因。儒家思想是另一个大原因。从“齐家”一跳就跳到“治国”，在“家”与“国”之间，空了一大段。其实职业行会、业余结社、宗教团体、私人为公益的组织，愈多愈好，否则，只是一个大政府，压在社会上。
这种多元社会的想法，一半是因为现代化已经显示这大方向，一半也是笔者，用多元的观点，从宋代的史料里，得到的概念。至于是否言之成理，那倒并不“一”定，总希望大家“多”研究才好。

本书是美籍华裔宋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所收集的多篇主题文章体现了作者多元化的历史观。作者由封禅祭典、君主与言官的关系、政治上的包容性来观察宋代的君权和政治特色，由岳飞、秦桧、王安石、曾布、梅尧臣等人来观察宋代士大夫与武将的风格类型，由地方官学私学的消长、考场弊端、道统之成立来观察宋代的教育与道学，由马球、启蒙书、乡绅赈饥来观察宋代的文化与社会，视野宏大，剖析入理，为读者描绘出有宋一代更清晰的图像。

刘子健(James Tze-chien Liu，1919-1993)，笔名“半宾”，祖籍贵阳，长于上海，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专治宋史、比较政治史，著有中英学术论述多篇。其有关宋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论文和专著在宋史领域具有开风气的地位,近些年来,国内外对他的“中国转向内在”观点多有讨论和阐发，特别是在唐宋变革论的视角之下去看待“中国转向内在”值得深入研究。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学术环境,加之个人的人生经历,深刻影响了刘子健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塑造了他的中国情怀。

引言

君主与政情
  封禅文化与宋代明堂祭天
  南宋君主和言官
  北海立国与半壁山河的长期稳定
  包容政治的特点
  略论南宋的重要性
文武的形象
  讨论“北宋大臣通契丹语”的问题
  讨论宋代行政难题
  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
王安石、曾布与北宋晚期官僚的类型
秦桧的亲友
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
岳飞——从史学史和思想史来看
教育与道学
  略论宋代地方官学和私学的消长
  宋代考场弊端——兼论士风问题
  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
文化与社会
  宋代文化变迁之一——马球
  比《三字经》更早的南宋启蒙书
  刘宰和赈饥

附录  中国式的信仰——用类别来解释

本书是美籍华裔宋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所收集的多篇主题文章体现了作者多元化的历史观。作者由封禅祭典、君主与言官的关系、政治上的包容性来观察宋代的君权和政治特色，由岳飞、秦桧、王安石、曾布、梅尧臣等人来观察宋代士大夫与武将的风格类型，由地方官学私学的消长、考场弊端、道统之成立来观察宋代的教育与道学，由马球、启蒙书、乡绅赈饥来观察宋代的文化与社会，视野宏大，剖析入理，为读者描绘出有宋一代更清晰的图像。

刘子健(James Tze-chien Liu，1919-1993)，笔名“半宾”，祖籍贵阳，长于上海，美国匹兹堡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专治宋史、比较政治史，著有中英学术论述多篇。其有关宋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的论文和专著在宋史领域具有开风气的地位,近些年来,国内外对他的“中国转向内在”观点多有讨论和阐发，特别是在唐宋变革论的视角之下去看待“中国转向内在”值得深入研究。中国和美国两种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学术环境,加之个人的人生经历,深刻影响了刘子健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塑造了他的中国情怀。

刘子健先生是试图将全数的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社会科学所发展出来的知识工具结合起来的人物。——牟复礼

子健先生熟悉东西方的多种文字, 并攻治过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历史, 所以他的视野广阔, 思路开廓。 在这样的基础上, 他对于中国历史特别是宋代历史的研究, 不论就其取材的广博, 见地的精到和剖析的透辟来说, 都是超出侪辈, 而卓然自成一家的。——邓广铭

（刘子健先生）显示出一种对任何政治学家来说都必要的敏锐的问题意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 所有制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者都会欣然承认。——杨联陞

现代的宋史研究 ，早期以邓广铭享誉最高……而刘子健后起 ，有识力 ，有裁断 ，尤能推陈出新 ，突破考证史学的樊篱 ，故厚此薄彼，奉之为“新宋学”的代表……刘氏治史的特色 ，在于兼有比较政治学的素养 ，且深具问题意识 ，故于史料文本不仅就事论事地考订与梳理 ，而能多方观察 ，超出纸面 ，见其立体。——胡文辉

（刘子健先生）在辨别宋代史料中的许多曲笔和多层内涵方面, 有着令人吃惊的娴熟技能。 在这方面, 他表现出历史与人文方面令人羡慕的判断力, 而这种天赋绝不亚于他的渊博知识。——戴仁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