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物 从身体的视点出发

人与物的关系是什么？身体如何改变这种关系？本书中，作者认为，从身体出发，而不是从物或人出发，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两者的地位。

从一开始，我们的文明就建立在严格、明确的人与物的区别之上，建立在人对物的工具性支配之上。这种对立源于古罗马，并延续至整个现代社会。在我们当下的全球市场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人与物的矛盾。尽管这一区别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明确和必要的，但在法律、经济和技术实践中，我们不断看到的是观点的逆转：某些类别的人正在被事物同化，而某些类型的事物则呈现出个人特征。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以其一贯的严谨态度，认为存在着一条从这一悖论中解脱出来的路径，这条路径由建立在身体上的新观点构成。无论是人还是物，身体都成为重新思考支配我们哲学、法律和政治词汇的概念和价值观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1950—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现任教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理论哲学教授，他对“共同体”“免疫”“人格”等概念的思考在当今生命政治哲学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著有《非政治的范畴》《共通体：共同体的起源和命运》《免疫：生命的保护与否定》《生命：生命政治与哲学》《人与物：从身体的视点出发》等。

译者：

邰蓓，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曾在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文化研究中心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及文学批评。

章

人001

占有001

区分010

一分为二019

用及滥用026

非人032

第二章 物040

物之虚无 040

Res[物]047

词与物054

物的价值060

Das Ding[物]069

第三章 身体077

身体地位077

身体之力 084

让身体存在095

物的灵魂106

政治身体116

人与物的关系是什么？身体如何改变这种关系？本书中，作者认为，从身体出发，而不是从物或人出发，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考虑两者的地位。

从一开始，我们的文明就建立在严格、明确的人与物的区别之上，建立在人对物的工具性支配之上。这种对立源于古罗马，并延续至整个现代社会。在我们当下的全球市场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关于人与物的矛盾。尽管这一区别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明确和必要的，但在法律、经济和技术实践中，我们不断看到的是观点的逆转：某些类别的人正在被事物同化，而某些类型的事物则呈现出个人特征。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以其一贯的严谨态度，认为存在着一条从这一悖论中解脱出来的路径，这条路径由建立在身体上的新观点构成。无论是人还是物，身体都成为重新思考支配我们哲学、法律和政治词汇的概念和价值观的决定性因素。

作者：

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1950— ），意大利当代著名哲学家，现任教于比萨高等师范学院，理论哲学教授，他对“共同体”“免疫”“人格”等概念的思考在当今生命政治哲学研究领域有很大的影响，著有《非政治的范畴》《共通体：共同体的起源和命运》《免疫：生命的保护与否定》《生命：生命政治与哲学》《人与物：从身体的视点出发》等。

译者：

邰蓓，淮阴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文学博士，曾在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文化研究中心访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及文学批评。

导言

如果人类经验初就有建立的基础，那么这个基础就是人与物的区分。物是人的对立面，因此我们不是物——这一信念在我们的感知和良知中根深蒂固，胜过其他一切信念。尽管这个观念对于我们来说似乎再自然不过，但是它其实是长期规训的结果。这个规训过程贯穿和塑造着古代与现代历史。古罗马时期的法学家盖尤斯（Gaius）在他的《法学阶梯》（Institutes）中，明确区分出人与物这两个范畴，并把它们与诉讼行为一道设定为法律议题。实际上，人/物之分是当时的人们早已普遍接受的准则，盖尤斯所做的不过是赋予此准则法律价值。自古罗马时期开始，到现代社会的各种法典，人与物的区分一再重现，成为奠定其他一切思想（不仅法律，还有哲学、经济、政治、伦理等）的隐含基础。这条分水岭划开了世界，把生命分割在相互对立的两个界域——要么在人的这边，要么在物的那边，此二者中间没有任何连接部分。

然而，人类学研究却告诉我们有不同的情况:有这样的社会，人与物是同一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相互依赖，相得益彰。在那里，人(humans)尚未受到人格装置（the dispositif of the person）的塑造，物也远不只是人们所拥有的工具或物品之类的私有财产，而更像是一层纱网，人们通过这层纱网相互发生关系。这样的社会不同于后来的社会。后来的社会生活被分割成了宗教、经济、法律等不同语言。而在人类学研究的这些社会里，人们在实践中相互连接，把物视为活生生的生命，认为物有影响人们命运的力量，值得人们特别的关爱。要想理解这样的社会，我们不能只从人的角度思考，也不能只从物的角度思考；我们需要从身体的角度来考量。这样的地方充满着情感，物与人水乳交融，物成为人的某种存在象征，成为人的物质延伸。要想象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你可以想想某些艺术作品，或者某些技术产品，想想它们对于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些物品似乎自身具有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可以和我们相通。

古代社会与当代经验的平行本身就证明一切都不会消失，都会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只不过它们会以不同的形态再次出现。同时，这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现代社会虽然汇聚传承了希腊哲学、古罗马法和基督教思想，却并未穷尽无限可能性。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长期对立，它们的二分模式现已日渐衰微，裂隙行将出现。随着知识进步，技术物（technological objects）更加服务于人，可是，它们越是体现出某种主体生命，我们就越无法压榨它们、奴役它们。与此同时，人类个体也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单子。如今通过生物技术，人的体内会驻留来自他人身体的物质，甚或是无机材料。因此，人的身体已成为流动的通道，或者精致的操作系统，通过它发生的连接越来越无法简化为二元逻辑。

长期以来，人类经验被压制（而且压制还会继续）在幽闭的二元关系之中。在从身体的视角探寻出看待人与物的不同路径之前，我们还必须重新勾勒出这个二元坐标。如此做的原因是，身体恰恰是被排斥在这个二元坐标之外的。当然，实践领域内没有发生这种排斥——践行总是身体在行动；权力领域内也没有发生这种排斥——衡量权力要看它有多大力量能够控制身体的生产。然而，在知识领域内（尤其在法律和哲学领域），身体是被排斥的——知识旨在消除身体的特异性。身体既不属于人的范畴，也不属于物的范畴。长期以来，身体摇摆于二者之间，找不到自身稳定的位置。无论在古罗马的法律概念中，还是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人从未与他的肉身——也即活生生的身体——同延共存。同样，在西方古代和现代哲学传统中，物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去肉体化”（decorporealized）,消散于理念或词语之中。上述两种情形中，人与物的基本区分一再出现，因肉体不同而彼此分离。

就“人”而言，自其希腊术语的源头之处，就显露出“人”与活生生的身体分离的断裂。正如面具从来不会与它所覆盖的那张脸完全黏合，法律概念的“人”也不会与其所指的人的身体吻合。古罗马法中“人(格)”（persona） “person”这个词既指“人”，也指“人格”。“人格”是人在社会或法律中的角色。本书在翻译中，基本将该词译作“人”，而对于法律甚或宗教中的person，本文会视情况译作“人（格）”或者直接就用“人格”。——中译者注就不是真正如其所指——人（human being），而是指个人的社会角色。基督教中的“人”则存在于精神内核之中，无法复原到身体维度。尽管 “人格装置”有以上诸多内在变形，但显然它从未将自己从初的断裂中解救出来。古罗马法先造成人的这种断裂：通过人格减等——从家父的身份到奴隶的物化身份——人被分割。基督教也造成同样的身体与灵魂的断裂。现代哲学中的断裂则是精神实体（res cogitans）与广延之物(res extensa)的区分。在上述所有情形中，生命（bios）被各种方式分割到两个价值相异的界域，尊卑有别。

如此做的后果就是造成相互对立而依存的 “人格化”（personalization）和“人格丧失”(depersonalization)的局面，而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翻新。比如古罗马时期，“人格”指那些不仅支配物，还支配他人的人，而那些被支配的人则沦落为物。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奴隶，而且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所有他权人（alieni iuris, 即从属于他人，非自身主人）的个体。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区分了“自权人”和“他权人”。“自权人”拥有自己的权力，而“他权人”则从属于他人。“他权人”又包括从属于支配权的人（奴隶、子女）、从属于夫权的人（妇女）和从属于财产权的人（可以被买卖的奴隶、夫权下的妇女、尊亲属支配权下的子女）。——中译者注 现代哲学到康德那里，甚或之后，这种支配关系再次得到复制，表现为主体身份分解为两个失衡的内核——其中一方遵循着自身固有的判断，注定统治另一方。不足为奇，在这种思想中，人被当成理性和动物性的混合体，只有能够控制体内的动物性才能称得上是“人”。动物性与身体一样，都天生地屈从于本能和情欲，因此也被祛除在人的本质之外。然而，这被祛除之“物”，因其处在人与物二项对立的外部，反倒能促成人与物对立双方的相互转变。实际上，整个人类如何可能将他人降到物的地位的呢？——除非他们使得后者的身体完全屈从他们的意愿。

以上只是本书系谱重构中的条路径。本书研究还会沿着相反路径展开，并以此作为路径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