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学衡社会史丛书)

中译本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项关于天地会（三合会）仪式与神话的庞大研究，其由来纯属巧合。1991 年初，我获得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奖助金，去研究南宋及元代江南地区的世俗佛教，这跟我以前的研究主题颇为不同。这项奖助金由荷兰皇家科学院授予，包括一笔可观的薪水以及研究旅行津贴，当时在学术界颇受推重。而当时我正好在截止期之前接到邀请，要我代替一位同行去出席即将在新奥尔良召开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并在一个与“秘密社会”有关的小组会上发言。一切似乎都很让人激动，刚刚获得的奖助金将能支付我这次旅行的费用。

结果，我开始“潜入”一些关于天地会（三合会）的文献资料当中，并且惊奇地发现，天地会的历史起源神话，与我此前所了解的明清时期某些救世传统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当时我自己的生活出了点乱子，次年夏天过后，我已经有点沉迷于自己那项关于世俗佛教的研究了。此后我又多多少少停下了自己那项研究计划，转而去完善那篇提交给新奥尔良会议的关于三合会的长文。由于工作单位变换、再婚以及两个孩子的出生，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到了1998 年初，终成果终于正式出版。

本书采用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更具批判性的路径来处理相关历史资料，从而对天地会的起源这一棘手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我的核心观点是，应该把作为社会群体的天地会的历史起源与其仪式和神话知识的形成区别开来。本书的全部观点读者自能领会，在此不必赘述。我认为关键在于认识问题：我们今天将其区分为“社会”、“政治”（或者帝国）和“宗教”的那些内容，在传统中国却基本上是相通的。或者应该这么说，尤其是帝制政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是一个宗教组织，承担着祭祀天地这一严肃的仪式任务。我常对自己的学生们说，任何一个希望持续存在下去的社会实体都是围绕某种宗教崇拜而组织起来的，不管是地方性的神灵、祖先、导师、天地，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家族是一种宗教单位，根据祖先崇拜来界定。村庄（部分）是一种宗教单位，根据地域性神灵来界定。这种崇拜的范围通常称为“境”。城市有更多的各种类型的城市神灵，其中城隍为著名，而东岳大帝则往往重要得多。类似地，兄弟组织也通过神圣的盟誓来缔结，这种盟誓的常见形式则是在天地面前起誓。因此，这种盟誓并非天地会（三合会）的专利。

我的一个发现是，天地会的历史知识实际上具有叙事或者神话的性质。这种知识有其自身的历史，但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叙事，即客观如实地描述天地会的真实历史。相反，这种神话性的叙事当中吸收了一些源远流长的救世传统。基于这一认识，我考察了19 世纪40 年代末至50 年代初华南地区众多叛乱中呈现的准历史信息，发现这些事件中出现的那些被认为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很可能就是天地会神话的一部分。历史与神话的混淆，正是我的天地会研究的基本要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神话就不那么重要，或者不那么有趣。实际上，如果不是通过一个群体的创始神话，我们或许无从了解关于该群体的某些独特内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一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该书采用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秘密社会史研究路径，即文化人类学，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在阐释这些元素如何建构起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简单来说，田海笔下的天地会，文化建构才是核心。田海精通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仔细爬梳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史料。他细致梳理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救世论，并概括为“神魔救世范式”，即末世灾劫 神魔救世 器物。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终跳不出这个框架。这些仪式和神话的意义是为原本缺乏如共同家族、邻里、职业而结成的天地会创造了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既要说明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与其成员的知识背景相适应。田海除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天地会之外，他还赋予给天地会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这当是此书一大贡献。

田海（Barend ter Haar），1958年生于荷兰，著名汉学家。他精通汉语，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间宗教、地方宗教文化史，著有《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The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E.J. Brill, 2000）、《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E.J. Brill, 2006）等。

《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一书，可以说是近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关于天地会、中国秘密结社以及民间文化史研究的一部杰出著作。该书采用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兴起的另一种秘密社会史研究路径，即文化人类学，本书主要从文化人类学而非政治的角度来解读天地会的仪式、符号和话语，重在阐释这些元素如何建构起天地会作为一种共同体的内部认同。简单来说，田海笔下的天地会，文化建构才是核心。田海精通中文，这大大有利于他仔细爬梳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史料。他细致梳理了民间宗教和迷信文化中的末世/救世论，并概括为“神魔救世范式”，即末世灾劫 神魔救世 器物。天地会的种种仪式和神话传说，终跳不出这个框架。这些仪式和神话的意义是为原本缺乏如共同家族、邻里、职业而结成的天地会创造了一种原本并不存在的认同，这种认同既要说明天地会作为一种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又要与其成员的知识背景相适应。田海除了给广大读者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天地会之外，他还赋予给天地会浓厚的民间宗教色彩，这当是此书一大贡献。

田海（Barend ter Haar），1958年生于荷兰，著名汉学家。他精通汉语，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民间宗教、地方宗教文化史，著有《天地会的仪式与神话：创造认同》（The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E.J. Brill, 2000）、《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Telling Stories: Witchcraft and Scapegoating in Chinese History, E.J. Brill, 2006）等。

三合会血盟的基本程式由起誓和诅咒两部分组成，它们要在充当见证者和应验者的天地神灵面前举行。起誓诅咒的同时要饮一杯掺和了禽血和/ 或人血的酒。誓约可以（但不一定要）写成文书，起誓完毕即烧毁。钻过一道刀剑架起的门关是仪式的一部分。

早期的证据来自于1786—1787 年林爽文起义之后的审讯资料，这些资料证实了起义参与者起过“誓”，但明确提到采用了“歃血”这一古老做法的仅见于1786年底在台湾发现的盟书。稍后才发现了一则关于歃血为盟的完整描述，它出自三合会师父陈信的一名徒弟。这名师父早在1787年就开始在台湾活动，但在林爽文叛乱被镇压后一直隐匿起来。在此期间，他教会了谢志如何举行盟誓仪式，并给了谢志一份盟书。

1790 年，谢志及其门徒在户外设立了一座祭桌，并向神灵供奉一只童子鸡。他们钻过了一道刀架门，随后谢志拿出陈信给他的那份旧盟书，所有人都跪伏在祭桌前，谢志对天宣读了如下口头誓约：“一人有难，大家帮助，如若负盟，刀下亡身。”接着谢志在桌前焚化了那份盟书，每人都饮下掺和着子鸡血的酒，仪式随即结束。后来谢志及其大徒弟被审讯时，他们只记得那份盟书的部分内容：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人有难，大家帮助。若是不救及走漏消息，全家灭亡，刀下亡身……总要同心协力，若是负盟，刀下亡身。

师父们总是向徒弟许诺好运以换取他们的效忠。他们还教给徒弟传统的三合会暗号—左手伸三指朝天。“同心”一词让我们想起前一章中提到的一些血盟仪式中的“同心酒”。陈信的盟誓与当时保留下来的另一份盟书之间有些差别，这表明陈信在台湾时与卷入林爽文起义的网络并不相干。

血代表着生命的力量，因而在起誓之前饮血，便使誓约具有强大的可能效力。一起饮酒则在参与者之间营造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相当贴切地表现在三合会内部的一种说法上，即把酒说成“家和兴”。大多数三合会会众的供词都具体提到了血和酒的使用，只有很少一些案例提到不用血和酒就起誓，而提到只传授会内知识但不需发誓的案例则更少。考虑到三合会团体普遍采用歃血为盟这一事实，上述这些偶尔的例外肯定是由个别师父的怪癖所致，甚至有可能是由于我们手头资料的疏漏造成的。我们只在江西—闽北地区三合会初几十年的历史上发现了不采用血盟就传授三合会起码知识的事例。但是，即使在这些地区，也不可能不经起誓即传授更详细的会内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