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华晴影

序

我们中华文献自古分四大类，名为“四部”“四库”，即经、史、子、集是也。经史不消多说自明，倒是子与集如何区别，值得弄个清楚。我引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与夏曾佑二先生合撰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的几句话：“书之实欲创教而其教不行者，谓之子。书之出于后人一偏一由，偶有所托，不必当于道，过而存之，谓之集。”可见集是够不上哲士贤人之言、没有足以创教济世的大道、而只记下些零星的一偏一隅之见的东西，——扔进字纸篓又觉心疼，于是“过而存之”罢了。

过而存之呀，怎不先就让人脸红。

我从初中时代十四五岁时喜弄笔墨，积习甚深。在报纸上发表小文，为时也是很早的，今皆难寻。以后作了“考证派”，写些“论文”，而诗词随笔等“非论文”实亦未曾停笔，所积数量实在不小，但大抵随缘信笔，寄兴抒怀，根本无意为文——也够不上“文”的真规格。信笔漫谈的“信漫性”太强了，就不免落于草率粗疏，很少是精心措意、经营缔造的用功之作。

但近年忽蒙《光明日报》的韩小蕙女士——散文创作、编集、评论专家——在报上发文，把拙文列入“高境界”等级内，与季羡林先生诸前辈“平坐抗礼”，可真使我汗颜而内愧！这实在是她的偏爱与谬许。我很感谢她，人都会因有赏音而欣幸喜慰，文人尤甚——于是我也因此进入了“文”坛。幸甚至哉，愧甚至哉！

这本集子收录的，有一部分是我早年写就的。因年深日久，自己赋性散漫，没有一点儿条理性，破书残稿乱极了，有些旧文是连记都不记得了，记得的也无法找全了。这就定会“遗珠”，而编收在此的更难免“滥竽”之叹。明眼高人自能鉴之。

此外，有一部分是在编辑时新写的，未曾发表过。

编时原则有二：一是不修饰“加工”，一一存其历史本真。例如《黄氏三姊妹》，把二姐与三妹两个人的芳名都弄颠倒了，以致有“饥凤”先生在成都报上为之补纠，我对此另加注，文中则不做改正——因为一改就失了真，而人家的纠补也落空了，那是不对的。

第二是“尽力”校正原刊时的错字、漏字与被人改坏了的字法句法、文理与音律节奏——汉字文章是要讲这些的。我平生所发文字，刊出时几乎百分之九十九是带错刊误植的，有的令人啼笑皆非，行家也会哂我“不通”。但“命”中注定，办法不多，常以为“恨事”。今次乘此机会，应该消灭补正那些了吧？

书名取《岁华晴影》，因为我很喜欢“岁华”二字，它就是人生的佳境。至于“晴”，我从幼年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开始自学作七绝诗就有一句“檐牙小雀噪晨晴”之句；后来把“词集”题名曰“晴窗语业”。近年给报纸写专栏随笔又叫作“响晴轩砚渍”。这番晴意，大约与生长在北国的晴空高爽的气候里大有关联。

岁华是流转不居的，秦郎少游的佳句“东风暗换年华”就写得特好。既然它是流转的“逝水年华”，所以只能用笔来叙写一些偶然可以捕捉的影子。既是影子，于是它总在清晰与模糊之间，似有如无之际。何况“文不逮意”，古人早有此叹了。就连曹雪芹也自称“未学无文”，则可见要想为岁华留影，谈何容易——须学，第二须文，而我之“学与文”，比之前代文星，那又该用何言何语来“自云”呢？

再有一点，不怕您见怪：我根本不喜欢胡适之先生平生至极得意的“白话文”，因为“白话”实不成“文”；而强名为“文”，尽失中华汉字文章之大美至味了，这种想法大约很“荒谬”吧？而自己也只好写些“白话文”，真是自相矛盾，“违心之文”，既可笑，又可叹。

这样写“文”，它能好得了吗？

但世上万事有缘，我这种无学不术的“文”，居然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瑜先生的谬识，他定要我选编一本“文”集。这真让我惭感交加，非常感谢他的至意高情，也益发“自惭‘文’秽”。

因双目俱损，工作艰甚，此一小册之编整缮录，亦须女儿助手伦玲出力，出版社责编以及校对、美工等位贡劳者，在此谨表谢忱。

校后记

病目校书，十分吃力，女儿又助校一遍，希望“基本上”消除了作稿、缮录、排字……等工序中出现的误字误句。“校书如扫落叶”，古语不虚，难保已无“漏网”的残“鱼”，深盼读者发现时赐示，以便改正。

在此附带解说几处并非误排的——或者说是“文义”上的事：

“掉书袭”，掉的本义是摇晃、摆动，引申为显示、卖弄一类意思。书袋，古时书是卷轴，分用袋装，叫作“帙”，俗呼书囊。掉书袋是显弄书多，与“掉进袋里”无关。拙文中有一处故意借用现今“掉”的另一俗义，不过是一种趣语，请勿误会。

“巴斗”，似多写作“笆斗”，我引用的是复印本原字。笆斗，柳条编的农具，个头儿很大，容粮米甚多，故以“大”显名。

“够呛”，北方俗语，呛是“吃”的打趣语，够呛犹言“够受的！”，即“难以消受”“苦于承当”之意，“汉文章”，语称“西汉文章两司马”，谓太史公与司马相如，皆前汉人也。若“汉文章”，应包两汉而言，故拙文举司马迁、班固为例，不必拘看。

《谈笑》篇写时本意在于借此小例以展示我们汉文的语汇之丰富而愿今之为文者能够多读些书而不致文词十分单薄贫瘠；但文体是半庄半谐的。未料后来选入中学教材书中。近一位教师惠函指教，指出此文的许多“文病”，如“证明了”须改“表明了”，“吧”后要用“？”，等等。他是善意的，但经他一“改卷”，文趣全失，话也死板了——这是不明“文各有体”之故，而要“规范化”。文字的风格与风趣，只在分寸之间，把它消灭了就不再可读了。

万安山访古刹，据同游的刘女士（现在日本教学）说，我把时日记得不尽准确。但已无法追查改正。

“红楼升官图”，近北京竟发现了宫内所传彩绘本，是一位满族老人之家藏。报纸上称之为“红楼梦棋”。附记于此，读者或感兴趣。

《太平湖梦华录》中提到一个石羊卧于古城墙与护城河之间的茂草之中。后来方知，西便门外的石羊，乃是北京九门古文物的一项名品，我们所见的，即此无疑了。

《雪芹遗物》中所叙旧砚，镌有“千山老芹”之疑识。假若此疑不是伪造，则必又有人据此“考证”曹雪芹祖籍了。按曹寅诗集曾署“千山”，实为当时汉人身隶满洲包衣旗籍（旗奴）的避讳含糊之设词隐语，并非实指某一地点，正如也署“长白”“满洲”，其义无异。已有学者指出，从古之辽阳籍人氏，绝无自称本贯为“千山”之例，岂可以此二字为实际地名？其说是。拙文是随笔，原不涉“论文”之事，但恐因此又生是非纠缠，故略为解说于此。

周汝昌

丙子重阳佳节前

编后缀语

这本书，初版于1997年初，至今已经过去了25个年头。如今蒙作家出版社厚意再次印制精美图书，不胜感慨系之。

那是1996年，父亲收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瑜先生的来函，告知东方出版中心拟推出一套《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因常读父亲文章，以为年高事繁，却能写出大量随笔，表示赞叹；还说父亲的随笔，深受读者的喜爱，因此希望能将文章选编，收入这套丛书中。父亲十分感谢王先生的这一番厚爱至意，就答应了下来。而这一任务，他的目力已难做到，就落在了我的肩上——当然这是责无旁贷的乐为之事。

父亲的“美名”是“红学家”，罩在他这“红学家”头上的，是一顶“考证派”的帽子。父亲为此遍尝了嘲骂与讥讽。他对红学的贡献，自有公论，不是二三人所能左右的。父亲的诗学、红学，在十几岁时就埋下了深深的种子，待根深叶茂，挺拔高大，直插云霄时，什么“桂冠”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然而不为人知的是，他在研红之外，还写了大量的信笔漫谈，寄兴抒怀的文章。五十年代，他就为《人民日报》《文汇报》写过一些这类文章，还写了一些例如《学书杂语》《退谷》《板桥逸文》等短篇文章，后刊载于《春游琐谈》一书中。六十年代，他又为《光明日报》《大公报》《中国妇女》等撰过文章。1962年陆续发表在《天津晚报》上的一组《沽湾琐话》，可以说是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多产”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三家村”时，吓得他把“琐话”交出来接受“审查”，万幸没有当成“黑话”。

进入八十年代，父亲的创作状态可谓“如日中天”，他不仅出版了几部专著，在极为艰难的目力下及繁冗杂事之中，写了几百万字的学术论文，还为几家报纸、杂志分别开辟了《响晴轩砚渍》和《七十二沽人语》等专栏。九十年代，又写出了一批很受读者注目的随笔文章。

父亲的这类文章数量很大，每一篇都是对中华文化的阐释、热爱，更离不开对“红学”的执著。 我从一个“先睹为快”的“读者”来看父亲的这些杂文，有一特点，即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信笔”，文章是从他笔下“流出”的，写得很快，很自如，不苦思冥索，更不打磨造作，如行云流水，而无“八股”气。这样行文，是他的主客观条件造成的习惯，也许不免一个“率”字：不精不细，但好处就在一个“真”字上。有一位朋友曾特言：过去之文是功力，近来之文是升华，父亲则说：岂敢当此！

我还清楚地记得1996年年末，父亲突然得了一场大病，来势凶猛而重，高烧不退。1997年1月28日，我们取到《岁华晴影》，送到父亲手边时，他很高兴，还写下一首诗：

丙子腊二十为五九第三日病始愈值沪寄《岁华晴影》文集亦到因赋诗纪之

五九六九河边柳，大化生机浩荡春。

我独病中吟好句，谁能枕上作闲人。

民间药物皆神圣，故里年光想焕新。

欣喜岁华晴影丽，刊成吉日贺良辰。

初版书原是作为父亲八十寿辰的庆典礼品。如今手捧这本精美图书，父亲的灵心神笔，他的喜乐哀怒，他的海纳百川……流连回转，难以逝去。

父亲逝世十周年，我把《岁华晴影》放在墓前，作为好的纪念。

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责编刘潇潇、单文怡两位女士，感谢为本书贡力之全体同仁。

周伦玲

壬寅二月十二花朝日

《岁华晴影》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集，全书辑选了作者随笔精品88篇，大致有读书治学、自我观照、讲“红”说“梦”、追忆故交、前尘往事、文化反思几方面的内容。《红楼梦》书迷之书，一本“满汉全席”式的散文集，满足你对古代传统节日吃喝玩乐的好奇。

《岁华晴影》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集，全书辑选了作者随笔精品88篇，大致有读书治学、自我观照、讲“红”说“梦”、追忆故交、前尘往事、文化反思几方面的内容。《红楼梦》书迷之书，一本“满汉全席”式的散文集，满足你对古代传统节日吃喝玩乐的好奇。

周汝昌，天津人，中国红学家、诗人、书法家，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

目录

随笔与掉书袋＿ 001

读书似水能寻脉＿ 006

文采风流＿ 009

对待书的方法和态度＿ 013

读书与治学＿ 017

艺术古今杂话＿ 022

八旗文赞＿ 028

漫话“工具书”＿ 031

诗文化＿ 033

文之思＿ 037

诗人什么样子＿ 041

悲剧性人物——漫画家＿ 044

潇洒意如何＿ 047

羡鱼＿ 051

谈笑＿ 055

谈哭＿ 058

挤和捧＿ 062

虚字和实＿ 066

念半边字及其他＿ 070

京剧之思＿ 073

缘话＿ 079

多少楼台烟雨中＿ 083

逢年到节系人思＿ 087

太原随笔＿ 090

女士颂＿ 094

四通八达百和祥＿ 099

新秋漫笔＿ 101

妙语与妙人＿ 105

毫厘之差＿ 109

不悔——知愧＿ 113

少年书剑在津门＿ 120

何限深情＿ 124

我和胡适之＿ 131

自家的癖性＿ 137

我与“红楼”有夙缘＿ 141

我的笔＿ 145

看画与观化＿ 149

《三国》补诗与《西游》骈语＿ 154

岂敢岂敢＿ 158

“恨水两埋肩”＿ 161

青石板的奥秘＿ 164

雪芹曾客“富儿”家＿ 169

长安·种玉及其他＿ 172

普度寺·福佑寺·克勤郡王府＿ 176

龙年与曹雪芹＿ 178

雪芹遗物＿ 183

红楼竟亲历＿ 187

上元佳节访芹居＿ 191

“红楼”本是燕京典＿ 193

从红楼到康熙＿ 196

绛珠草·文化教养＿ 199

不敢提芹字字清＿ 202

世事无如纠谬难＿ 204

“六朝人物”说红楼＿ 207

潘霍芬与太虚幻境＿ 210

雪芹·水星·红祠＿ 213

芹庙·芹像·红楼升官图＿ 216

藕香名榭在津门＿ 220

万安山访古刹＿ 223

太平湖梦华录＿ 227

字比巴斗大＿ 233

金陵红楼女＿ 242

翰墨缘＿ 245

什刹海边忆故交

——记张伯驹先生轶事＿ 248

黄裳·我·红楼梦·水西庄＿ 251

“真”亦可“畏”

——吴宓先生史片＿ 255

中华文化八千年＿ 260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

——悼亡兄祜昌＿ 264

黄氏三姊妹＿ 269

海外红友小记＿ 273

渊渊鼓音＿ 280

海大道·柳劫·皇会＿ 286

曹寅题画与天津鉴藏家＿ 291

王维·年画·美容院＿ 294

《岁华纪丽》与“热爱生活”＿ 298

图书馆·齐如山·《红楼》秘本＿ 303

哈门鸦儿的＿ 307

老掌柜的＿ 311

黄叶村·小蒸食·蒲包＿ 315

腊鼓催年  人天同庆＿ 319

因粽叶想到“人大”提案＿ 324

“对对子”的感触＿ 328

教学是一门艺术＿ 331

岂止“胜读十年书”

——读唐君毅先生论中西文艺精神之不同而有感＿ 337

翻译的慷慨和“乱来”＿ 342

深刻的不幸＿ 345

读“史”有感＿ 349

城·红楼茶社·三毛＿ 352

佳节话清明＿ 358

校后记＿ 360

编后缀语＿ 363

《岁华晴影》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的随笔集，全书辑选了作者随笔精品88篇，大致有读书治学、自我观照、讲“红”说“梦”、追忆故交、前尘往事、文化反思几方面的内容。《红楼梦》书迷之书，一本“满汉全席”式的散文集，满足你对古代传统节日吃喝玩乐的好奇。

周汝昌，天津人，中国红学家、诗人、书法家，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红学研究人，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

岁华晴影

随笔与掉书袋

随笔与掉书袋，好像天生不相合套，有点儿“矛盾”——在“子平学”中就是“犯六冲”的关系。既曰随笔，那何必诗云子曰，引经据典？若一繁征博引，那“随笔味儿”即使不变，也要大减了。它们两“家”难以并存是真的，虽然说不上“势不两立”。

有些人一听掉书袋就摇头——也许摇头是头疼的一种“表现”？所以愿意听“随笔”二字。更多的人是嘲笑掉书袋，连大词人辛稼轩都因此而“虚心接受”了岳倦翁的“批评”，真是其来尚矣！

那么，掉书袋这“东西”就注定是坏的了？

我看也不一定。谁叫咱们中华的文化如此悠久而丰富得惊人呢？从秦火焚烧，以后的无数的浩劫，到今日的书还装满了亿兆的“袋”，则又何怪乎一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只要不是为了卖弄炫耀，在需要的时候掉它一掉，应该是“无可厚非”，未必那么可笑甚至可怕，避之如洪水猛兽。

掉书袋，也不一定非具“形式”“体例”不可，比如列出某书、某题、某册、某卷、某页……一大串，清楚明确（也用以表示“目验”而非“转贩”，其实，标明出处的转贩更多）；不具“形式”“体例”的掉法儿也不胜枚举。胡适先生反对“用典”，就是反对掉书袋。但是当他自己说他当年的文学革命是“逼上梁山”，这又算不算掉书袋与用典？且不必说“梁山”一典，就说“革命”吧，如果不是汤周武很早“革”过桀纣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