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

这本书并不是蓄意写成的。初，它只是一个描述尼加拉瓜铁路运输状况的观察报告，在我前一本书中只占一个段落，即本书第4章的开头部分。一位评论家以一种宽以待人的方式对那一段落提出了批评：“其中，必定暗含着许多假定。”过了一段时间，我决定把这些假定从暗处“揪出”来，可没多久却开始了另一番饶有兴味的征程；我原打算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以悠闲思考的方式打发时光，没想到却为“揪出”这些假定而整整干了一年。
我锲而不舍的主要原因对读者而言是有心共鉴的：我所碰到的问题是分析某些经济过程，并有望在较大的范围内阐释社会、政治以及道德现象。为了将其它的内容也串联起来，本书并未以某一学科为分析工具。如附录所示，我所采用的概念不仅可以转换成传统经济分析的语言，而且还会使之更加丰满，但这些概念又决非仅限于传统经济分析领域。我的创作出人意料地轻松，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反而使我感到心里不踏实：“退出”、“呼吁”等概念是不是有些太宽泛了？面对这种担心，我失却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大大地缩减了这本书的篇幅。我思考的问题非常广泛，如竞争与两党制，离婚与美国人的性格，黑人权势，以及某些“不得志”的高官未因越战而下野，而且，我还能将这些问题捏合起来一并考虑，因而，总得稍稍地发挥一下才是。
研究中心为此类项目提供了一个极其惬意的环境。我经常“强拖硬拽”地“缠住”其他研究人员与我“谈天说地”。当然啦，这种方式也是该研究中心口头交流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人与我共度了一年时光，为我提供了很多知识源泉，对此，我深表感谢，并在本书的注脚参考中有所提及。我尤其要对以下各位致以由衷的谢意：G.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他自始至终是我研究项目的支持者，并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观点；R.罗汶索（Richard Lowenthal),是他的评论激发了我第6章的创作；T.库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与斯坦福商学院的R.威尔士（Robert Wilson），是他们的帮助使得本书中的技术分析论证更具说服力。
手稿完成后，A.伯格森(Abrarn Bergson)和A.弗斯洛(Albert Fishlow)通读了全文,并提出了犀利的评论和有益的建议。早期，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波士顿学院举办的学术讨论会为我交流学术思想提供了机会，使我受益匪浅。1967年，D.S.法兰兹(David S.French)就竞争问题寻察了大量的早期文献，幸而没有获得太大的成功。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P.G.津姆巴多(Philip G.Zimbardo)教授，觉得我书中的某些假定特别值得制定一个计划加以验证，我深表感谢。其研究计划参见本书附录。
H.覃尔海特(Hildegarde Teilhet)极富热情和技巧地为我反复打印手稿。
在前一本书中，我的妻子为我做出了大量的奉献；这次，她自作聪明地认定：我能在加州沐浴明媚的阳光。

A.O.赫希曼，1969年于加州，斯坦福

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作者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赫希曼认为：退出应当与呼吁相结合；呼吁机制作用于前，退出机制作用于后，消费者或成员被暂时“锁定”且手中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在敦促组织绩效回升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应当设计出一种制度，以提高人们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的成本；对企业或组织的忠诚具有延缓退出的功效，从而使呼吁在修复组织绩效衰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忠诚在退出与呼吁组合及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美籍德裔，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自1941年开始，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74年，赫希曼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85年退休；退休后任该研究院名誉教授。赫希曼的主要著述有：《经济发展战略》（1958）、《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1970）、《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1982）、《反动的修辞》（1991）等。

译者序
前言
章 导言以及学说背景
      引入“退出”与“呼吁”概念
      绩效衰减空间与经济思想的迟滞
      作为经济和政治化身的退出与呼吁
第二章 退出
      退出选择如何运作
      串谋式竞争
第三章 呼吁
      呼吁是退出的余韵
      替代退出的呼吁
第四章 退出与呼吁组合的难点
第五章 竞争能纾缓垄断吗
第六章 双头垄断与两党制的发展
第七章 忠诚理论
      激活呼吁使之成为忠诚的函数
      入会标准严苛及退出成本较高的忠诚者行为：一个改动的模型
      忠诚行为与退出公益（公害）品的难处
第八章 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退出与呼吁
第九章 退出与呼吁的组合：一个晦涩的模型
附录A：一个简单的退出与呼吁图形
附录B：呼吁与退出的抉择
附录C：逆转现象
附录D：消费者在面临几种鉴赏物品选择时对价格上涨与质量
下降的反应
附录E：一项实验设计：严格的入会条件对能动主义行为的影响
译后记

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程度不同地具备了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衰减迟早会发生。面对组织绩效的衰减，人们有两种选择，一是退出，二是呼吁。作者论述了这两种恢复机制的运作机理和方式，各自的优缺点，理想的运作次序及组合，二者间的交互作用及适用条件，以及忠诚对退出与呼吁的影响。赫希曼认为：退出应当与呼吁相结合；呼吁机制作用于前，退出机制作用于后，消费者或成员被暂时“锁定”且手中还拥有退出选择时，呼吁能在敦促组织绩效回升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应当设计出一种制度，以提高人们呼吁的意愿和效率，降低呼吁的成本；对企业或组织的忠诚具有延缓退出的功效，从而使呼吁在修复组织绩效衰减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忠诚在退出与呼吁组合及其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艾伯特·O.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1915—2012），美籍德裔，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自1941年开始，先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1974年，赫希曼前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社会学教授，直至1985年退休；退休后任该研究院名誉教授。赫希曼的主要著述有：《经济发展战略》（1958）、《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1970）、《转变参与：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1982）、《反动的修辞》（1991）等。

K．J．阿罗（Kenneth J. Arrow）：“赫希曼教授的书虽不是长篇大论，但却新意迭起。经济学家一直假定，终止需求可以抚慰人们对某企业产品的不满情绪，而政治学家们则倾向于在组织内部采取可能的抗议。赫希曼认为，这两种机制可以并行地发挥作用，并通过分析与举证，完美地论述了二者间的交互作用所具有的令人深感意外的含义。这一理论可以清楚地解释很多当代重要的经济与政治现象。赫希曼的通篇论述对很多社会和文化形态都极富参考价值。”

J．K．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th）：“这是一篇具有非凡洞彻力的论文，解释了当代某些引人入胜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钦佩的心情通读了全书 ，并与一个能一语破的的作者分享了更深层次的快乐。”

K．W．道伊茨（Karl W. Deutsch）在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就职演说中指出：“有些一流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较为率直地思考政治问题。我相信，阿尔伯特．O．赫希曼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将对政治理论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

S．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当然，赫希曼头脑所具有的创造性、趣味性、敏锐性和鲜活性，是无人能够取代的。”

J．克拉夫特（Joesph Kraft）：“我以一种完全不能自已的心情读完了《退出、呼吁与忠诚》。它把我以前朦朦胧胧、时隐时现、零打碎敲的诸多思绪井然有序地编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