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文集10卷套装

本套文集集冯尔康先生治学成果之大成，共10卷，即《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清代宗族史论》《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清史专题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徽学研究》《文化史散论》《史料学研究》《师友述怀·序跋札记》。本套文集收入冯尔康先生的学术论文、读史札记、序跋书评、回忆文章等，共403篇，460余万字，内容涉及史学理论、清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族史、徽学等领域，极具学术价值。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本科暨研究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后一直任教南开，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荣退后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冯先生于改革开放之初首倡中国社会史研究，是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冯先生治史60年，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史、清史、宗族史和社会结构史、史料学，从1985年至2017年，出版著作60余部，著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清代人物三十题》《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等。冯尔康先生是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和史学名家，是南开史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本书编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是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历史悠久，师资雄厚。

《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

《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

《清代宗族史论》

《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

《清史专题研究》

《雍正帝及其时代》

《徽学研究》

《文化史散论》

《史料学研究》

《师友述怀·序跋札记》。

本套文集集冯尔康先生治学成果之大成，共10卷，即《社会史理论与研究法》《古代宗族与社会结构史》《清代宗族史论》《近现代海内外宗族史研究》《清史专题研究》《雍正帝及其时代》《徽学研究》《文化史散论》《史料学研究》《师友述怀·序跋札记》。本套文集收入冯尔康先生的学术论文、读史札记、序跋书评、回忆文章等，共403篇，460余万字，内容涉及史学理论、清史、社会史、文化史、宗族史、徽学等领域，极具学术价值。

冯尔康，1934年出生于江苏仪征，本科暨研究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学系，1959年毕业后一直任教南开，为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荣退后被授予南开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冯先生于改革开放之初首倡中国社会史研究，是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冯先生治史60年，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史、清史、宗族史和社会结构史、史料学，从1985年至2017年，出版著作60余部，著有《雍正传》《清史史料学》《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史概论》《清代人物三十题》《去古人的庭院散步》等。冯尔康先生是中国史学界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和史学名家，是南开史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本书编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是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研基地”，历史悠久，师资雄厚。

学无止境，是我治学的座右铭（自序）

“学无止境，是我治学的座右铭。”这是我在2016年6月9日拙作《尝新集·自序》中写的话。“学无止境”，激励我习史治史永不停步。如今承蒙天津人民出版社之情，梓刻我的文集，这是在几部专著之外的文章汇编，是我史学研究成果的一种结集，但是我仅仅视它为我的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只要身体允许，我将继续从事史学研讨，希望有新成果的产生。这就是我理解的“学无止境”，我的座右铭。

表达我的治学态度，这是本自序的一方面内容，而更多的篇幅将用于说明文集本身，即所收文章的内容和学术价值，文集表达出的我的历史观，史学研究成绩和缺陷，文集的选编原则，对友人的鸣谢。

一、我的史学研究的关注点、建树与缺憾

我于1955年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1959年毕业，留校做助教，到今年从事史学研究整整60年，从读本科算起，是习史治史64年。我研讨了哪些历史课题，又是用什么态度和方法治史的呢？自我感觉有哪些成绩和遗憾呢？借着出版文集的机会，作了一番思考，不妨陈述如下：

（一）史学研究史的关注点和成绩

我在多个史学领域进行耕耘，重点在中国社会史学、清史、中国宗族通史和史料学四个方面，我的研究成果也主要在这些方面。

1．明确社会史的研讨方向，并致力于推动社会史的研究

什么是社会史，它有怎样的内涵与研究法，对史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对此我的认识经历了三个历程：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是不自觉地从事与社会史有关的课题研讨；80年代前期，探索社会史研究是怎样的学科，写出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方法、研究价值及其资料的论文，自觉地进入它的领域；从80年代后期起，持续进行社会史研讨，进一步探讨社会史研究的理论问题。

60年代初，在阶级斗争观念的主导下，研习佃农与地主、族人与族长、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史，即主从关系、压迫与被压迫关系，但并不是将其作为社会经济史、社会结构史来认识的。如我于1962年12月写出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清中叶苏南地租形态与商品经济研究》，是从阶级关系史角度观察的，实际探讨的是社会经济史范畴的内容。1964年4月15日在《天津日报》发表《祠堂——地主阶级压迫、剥削、欺骗农民的工具》，也是使用阶级分析方法为宗族社会属性定性。1963年写出《清代的婚姻制度与妇女的社会地位述论》。那时学术界没有社会史的概念，只有阶级斗争理论，但是我实际做的是社会经济史和社会结构史的研讨。

到了70、80年代之交，国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倡思想解放，我感到机械的、教条式的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史学研究，使得历史成为干瘪的、缺少血肉的躯体，历史学成为推行阶级斗争理论的工具，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研讨的主佃关系、宗族、妇女史，属于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与西方史学界流行的年鉴学派倡导“向下看”的研究法相契合，于是我明确认识到要进行社会史研究，于是在1985年面向南开大学全校学生开设中国社会史课程，同时写出文章《开展社会史的研究》（《百科知识》1986年第1期），这标志着我自觉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开始。从此我集中精力进行社会史课题的研治，自知一时写不出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乃围绕其应有内容，于1988年写成《古人社会生活琐谈》（1991年）。此书以古人社会生活为范围，叙述古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人口再生产、死亡、丧葬、迁徙和社会救济，社会结构中人们的群体生活、衣饰的规制与风尚，以及文化娱乐；我注意到古人社会生活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变化，有传承性，也有变异性，变化中有量变和某种程度的质变；我留意于人们社会生活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希望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与同事合作编著《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1988年），述说中国社会史研究对象、研究状况及社会史资料，先秦至近代社会史研究综述，中国社会史研究专著简介和书目，以及中国社会史论文索引。

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我甚为关注社会史理论的探究，写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986年）、《三论开展社会史研究》（1989年）、《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1993年）、《迈向未来的社会史研究》（1999 年）、《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2000年）、《关于社会史研究“基本建设”的若干思考》（2001年）、《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2001年）等论文。2004年出版《中国社会史概论》，对社会史理论、中国古代社会史历程与史料三方面作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说明，成为高等学校教材。

我在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同时，与南开大学历史系同仁一道致力于推动社会史研究在史学界的开展，1986年联合《历史研究》杂志社、天津人民出版社举办（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开展社会史研究》的主题演讲。此次研讨会被学界视作拉开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序幕，自此之后，社会史研究蓬勃开展，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前几届我都参与筹备，并出席研讨会。

总之，在改革开放初期我提出了开展社会史研究的倡议，组织社会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在复兴社会史研究发轫期起到某种推动作用。

2.清史研究是我的史学研究根基

我的研究生学习方向是明清史，毕业论文又是清史内容的，对清史的研治，为我的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60年来一直在史学领域里摸爬滚打，始终没有离开这一领域。我对清史的探究，涉猎面较为广泛，但在人物传记、史料学之外，没有对清史进行系统的综合研讨，只是在基础性研究中，在某项课题中起到发凡起例的作用，如撰写《清代社会史论纲》（1987年），据以拟出《清人社会生活》一书的纲目，并和常建华教授合作写出（1989年）。专著则有《雍正传》（1985年）、《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2017年）、《清代人物三十题》（2012年），随笔《清人生活漫步》（1999年），合作编著《康熙事典》（2010年）。

3.中国宗族通史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史研究

中国宗族通史是我着力研讨的领域，从先秦到近现代，乃至海外华人的宗亲会，都有所关注，著有《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998年；日译本2017年）、《18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2005年）、《中国宗族制度与谱牒编纂》（2011年）；主持并纂写《中国宗族社会》（1994年；2009年增订为《中国宗族史》），撰有数十篇论文。在论著中试图理清中国宗族演变史的脉络，提出宗族发展史的三条标准：宗族领导权掌握在何种社会身份集团手中，宗族的内部结构及其成员的民众性，宗族生活中宗法原则的变化。据此认为宗族发生五个阶段的演变，即先秦典型宗族制，秦唐间世族、士族宗族制，宋元间大官僚宗族制，明清绅衿富人宗族制，近现代宗族变异时代，异化为向俱乐部方向发展的宗亲会。宗族制变化的特点是宗法性逐渐削弱和民众化，政治功能减弱、社会功能增强。秦汉以降社会是变异型宗法社会、拟制血亲史的提出、近代移民与宗族、现代社会的宗族组织的研究，都具有原创性的价值。

在进行社会结构理论探讨的同时，从事中国社会结构史的研究，邀约同仁撰著《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1994年），我写出将近20万字的“绪论”，叙述先秦至近代前期（1912年）的社会结构演变史，就中，探讨了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斗争和社会变化的原因。

4.史料学研讨

我对史料学的研讨可以说是乐此不疲，写出两部专著《清史史料学》（1993年；2013年增订版）、《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2000年）之外，倾心于社会史史料、视觉史料研究，以及对具体史料文献的解读。我的史料学文章除了说明史籍的作者、内容和版本，关照作者的著述态度和史观，更在于：（甲）考辨史料的真伪，如作《〈雍正朝起居注〉〈上谕内阁〉〈清世宗实录〉史料异同——兼论历史档案的史料价值》（1988年），指明起居注的真实性高于实录。（乙）说明图籍的收藏和利用情况，向读者提供利用的信息，以利运用，就中特别介绍了档案文书的利用方法。（丙）在史料学局部领域的开拓性：社会史史料的系统说明、视觉史料学刍议、人物传记史料来源的扩充——书信、题铭、像传。

从以上的叙述，读者不难明了我的研治历史，即不忘“求新”的要求，立意开拓新方向、新领域的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先生于《光明日报》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特刊倾情推荐图书，“疫情来袭，顺时应变，借机读书，不负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