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难题: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类精神的信念?

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之作。传统评论家却认为这部小说顶多能算一部“有瑕疵的杰作”，因为其实质上是由绝望而生，表现出病态的悲观主义，否定了人类为自由斗争的价值；进而认为奥威尔因绝望而患上了癔症，因此在写下小说不久后便郁郁而终。

对“奥威尔绝望”的指责来自心理学、政治学、女性主义、人道主义等多种批评理论。本书直面这些传统论点的强劲攻势，提出一种全新解读：《一九八四》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应在20世纪人道主义的文学杰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埃丽卡·戈特利布另辟蹊径，适度拓展批评视野，将小说置于“讽刺作品”、“奥威尔所有的文学作品”和“当代著名心理学理论”三个语境中进行考察；精读文本，关照小说中易被忽视却是解码奥威尔思想关键的《戈斯坦因的书》和《新话原则》两段说明性文字；并创新地提出，小说成功地融合了讽刺和心理现实主义两大文类，并非属于单一文类。在她的努力下，本书还原了奥威尔坚守的“人类精神”信念。

作者简介

埃丽卡·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1938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年少时辗转布达佩斯、维也纳和蒙特利尔学习视觉艺术，后于麦吉尔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并定居加拿大，直到2007年去世。

她曾任教于麦吉尔大学、康科迪亚大学、道森学院、塞内卡学院、瑞尔森大学；执教之余，还坚持绘画创作与文学创作，著有《天堂废墟的失落天使：浪漫主义悲剧中的普遍冲突主题》（Lost Angels of a Ruined paradise：Themes of Cosmic Strife in Romantic Tragedy）、《东西方的反乌托邦小说:恐怖和审判的宇宙》（Dystopian Fiction East and West: Universe of Terror and Trial）和《成为母亲的女儿：一个幸存和重生的故事》（Becoming My Mother’s Daughter:A Novel of Survival and Renewal）。

译者简介

陈毓飞，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现为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目 录

导　读　“即使是被打败，也要充满勇气”                   ——徐　贲

部分　是绝望的呼喊还是对“人类精神”的信念？

章　奥威尔难题

第二章　奥威尔的散文：对手的诞生

　  第三章　奥威尔的小说：从心理现实主义到政治讽刺

　　第四章　《一九八四》：政治讽喻和心理现实主义的调和

第二部分　《戈斯坦因的书》：解码讽刺作品的钥匙——极权主义的“世俗宗教”

　　第五章　反乌托邦讽刺作品中作为主题与结构的时间

　　第六章　无产者、知识分子和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奥威尔的讽刺技巧

　　第七章　双重思想

　　第八章　恶魔世界大洋国：对撒旦式反对者的迫害

　　第九章　恶魔世界大洋国：对“神圣”领袖的神秘谄媚

第三部分　直面极权主义恶魔：奥威尔及其同时代人

　　第十章　恶魔般的螺旋：心理历史学的阐释

　　第十一章　普通人反抗极权主义邪恶势力的现代道德剧：托马斯·曼、加缪、萨特、奥威尔的背叛主题

　　第十二章　是什么将乌托邦变成了反乌托邦？科学的恐怖和恐怖的科学：赫胥黎和奥威尔

第四部分　奥威尔的悲剧人道主义

　　第十三章　“人类精神”：奥威尔对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现实主义者的存在主义的回应

　　第十四章　奥威尔的悲剧概念：19 世纪道德理想主义和20 世纪现实主义的融合

第五部分　穿过另一面：从悲剧反讽蜕变为蕴含才智的激进讽刺——对“人类精神”的终极信仰

• 新话的结构功能：讽刺的宣泄

　　第十六章　新话的主题功能：由悲剧反讽反转到蕴含才智的激进讽刺——结束语

参考文献

索引

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是乔治·奥威尔的传世之作。传统评论家却认为这部小说顶多能算一部“有瑕疵的杰作”，因为其实质上是由绝望而生，表现出病态的悲观主义，否定了人类为自由斗争的价值；进而认为奥威尔因绝望而患上了癔症，因此在写下小说不久后便郁郁而终。

对“奥威尔绝望”的指责来自心理学、政治学、女性主义、人道主义等多种批评理论。本书直面这些传统论点的强劲攻势，提出一种全新解读：《一九八四》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美学整体，应在20世纪人道主义的文学杰作中占有一席之地。

埃丽卡·戈特利布另辟蹊径，适度拓展批评视野，将小说置于“讽刺作品”、“奥威尔所有的文学作品”和“当代著名心理学理论”三个语境中进行考察；精读文本，关照小说中易被忽视却是解码奥威尔思想关键的《戈斯坦因的书》和《新话原则》两段说明性文字；并创新地提出，小说成功地融合了讽刺和心理现实主义两大文类，并非属于单一文类。在她的努力下，本书还原了奥威尔坚守的“人类精神”信念。

作者简介

埃丽卡·戈特利布（Erika Gottlieb），1938年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年少时辗转布达佩斯、维也纳和蒙特利尔学习视觉艺术，后于麦吉尔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博士学位，并定居加拿大，直到2007年去世。

她曾任教于麦吉尔大学、康科迪亚大学、道森学院、塞内卡学院、瑞尔森大学；执教之余，还坚持绘画创作与文学创作，著有《天堂废墟的失落天使：浪漫主义悲剧中的普遍冲突主题》（Lost Angels of a Ruined paradise：Themes of Cosmic Strife in Romantic Tragedy）、《东西方的反乌托邦小说:恐怖和审判的宇宙》（Dystopian Fiction East and West: Universe of Terror and Trial）和《成为母亲的女儿：一个幸存和重生的故事》（Becoming My Mother’s Daughter:A Novel of Survival and Renewal）。

译者简介

陈毓飞，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现为大学教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

节选自 章 奥威尔难题

乔治·奥威尔是文学天才吗？

他的代表作《一九八四》被拿来与赫胥黎、沃（Green­blatt）和斯威夫特（Reilly）的讽刺作品（satire）做比较，并与反乌托邦作品一较短长，如戈尔丁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Gulbin）、扎米亚京的《我们》（We）（Beauchamp），以及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Calder，Fink）。奥威尔作为作家的地位被拿来与不少同时代的人对照衡量，从萨特（Wilson）到T.S.艾略特（Good），以及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许多幻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如库斯勒和西洛内（Weintraub）。

莱昂内尔·特里林盛赞奥威尔拥有“非天才的美德”（Introd. HC x）；然而，库斯却提出，我们应把奥威尔视为“两次大战之间参与社会抗争的文人中的天才作家”，而且是“卡夫卡与斯威夫特之间缺失的一环”（Rebel’s 4—5）。

《一九八四》算不算得上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小说？虽然极为巧合地，不仅批评家们独因其重要的文学成就而给予其高度关注，而且公众对这部小说经久不衰的兴趣使其空前畅销，但大多数学术研究者认为，这是部有缺陷的作品——姑且视作一部“有瑕疵的杰作”（flawed masterpiece）。在这部小说繁忙的“标题年”——1984年到来时，此论断甚至已在欧美国家举办的一大堆致敬奥威尔的座谈会、研讨会上受到支持。因此，在1984年一场关于这部小说的讲座上，莱斯利·菲德勒指出奥威尔的“纸板人物”（cardboard characters）就是西里尔·康诺利1965年时提出的，应该拒斥的那种傀儡似的人物（89—94）。虽然1984年举办的诸场会议根据拉康、新兴语言学、维特根斯坦 、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批评等理论，重新审视了奥威尔，但会议不断反刍许多早先的指控，认为奥威尔缺乏想象力，他只能是个“小艺术家”（George Elliot 152）；认为他的小说存在缺陷，由于“缺少真正的张力，缺少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Dutsher 312），而且奥威尔对于“真实”和“过程”的痴迷，使得想象力没有时间来发挥作用——简而言之，奥威尔头脑刻板乏味，因而是个微不足道的艺术家。

问题在于，如果奥威尔不是天才，《一九八四》不是杰作，那我们要如何解释这部小说持久的影响力、对其核心概念的认可，以及奥威尔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

首要动力也许是绕开这一困局，求助于伯特兰·罗素（5—7）、乔治·伍德科克（293），或者新近的伯纳德·高夫曼（Bernard Gorfman），他们都认为《动物庄园》（Animal Farm）是奥威尔伟大的作品，而非《一九八四》。关于这一点自然也存在争议。W.H.奥登 认为无论是《动物庄园》还是《一九八四》，都不能算是“成功的”（86）小说杰作。罗伯特·李（Robert Lee）认为《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是一部重要的过渡性作品，而约翰·韦恩（John Wain）在1954年所做的一项极具影响力的研究中指出，我们对作为小说家的奥威尔重视不够，而青睐作为随笔作家和时事评论家的奥威尔，因为“作为小说家（奥威尔）并非天赋卓绝，但是作为一位颇有争议的随笔作家和时事评论家……（他）是极好的，可与英国文学中的任何一位大家媲美”（71）。

当然，有很多人认为《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扛鼎之作。菲利普·拉夫、E.M.福斯特 、彼得·斯坦斯基（Peter Stansky），以及新近的奥威尔批评家威廉·斯坦霍夫（William Steinhoff）和伊恩·斯莱特（Ian Slater），都视《一九八四》为奥威尔创作的峰。达芙妮·保陶伊 在《奥威尔的奥秘》（The Orwell Mystique）一书中认同斯坦霍夫和斯莱特的观点，即在奥威尔的作品中，《一九八四》意义重大，但他们也指出奥威尔的悲观主义和终极的绝望使其美中不足。

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他的著作《奥威尔传》（Orwell：A Life）和论文《〈一九八四〉批判性导论和注释》（“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Annotations to Nineteen Eighty-Four”）中，比其他任何批评家都更为接近对奥威尔作品的整体综合，但连他也倾向于认同流行的“有瑕疵的杰作”这一观点。虽然他承认，奥威尔写了“一部思索政治的杰作，（而）《一九八四》之于20世纪，正如托马斯·霍布斯 的《利维坦》（Leviathan）之于17世纪”，不过，他接着说道，“这是部文学上和政治思想上都有缺陷的杰作”（Life 398—399）。

甚至克里克富有同情性的观点也一直存有分歧，且逻辑也会不断反转，而这正是奥威尔研究的特征。鉴于其传记作者的身份，这种情况情有可原，克里克绝非一个在其解读中流露出这种奇特的反常现象的人。这似乎是一种对奥威尔的钦佩，这钦佩出自他作家地位之外的其他东西。似乎多数批评家都会同意，恕我直言，虽然这个极为出色的男人也许已经获得了作家的名声，但遗憾的是，他的作品中缺少了应该有的东西，非常不幸地缺失了。［1］我认为，这种分歧和“有瑕疵的杰作”理论的源头，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假定，即奥威尔的后一部小说传达了一种绝望的图景。

温斯顿的绝境不代表奥威尔的绝望，极权统治下人的绝境确实构成了对奥威尔的心理考验。奥威尔经受住了这个考验，他选择的是反抗而不是接受那个陷温斯顿于绝境的极权世界。即使在*黑暗的时候，也不放弃期盼光明的权利。

——徐贲

一部对理解乔治·奥威尔的思想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品。

——威廉·克里斯蒂安，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政治研究系教授

通过极为合理而又富有创意地编排文本证据，戈特利布出色地迎接了挑战……她的观点既有说服力，又具启发性。

——帕特里克·雷利，《乔治·奥威尔：时代的对手》一书作者

戈特利布将尖锐的评判与卓越的洞见、敏锐的分析与恳切的激情结合了起来。

——丹尼斯·罗哈廷，圣迭戈大学哲学教授，《奥威尔研究》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