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类稿续集（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前  言

先父徐一士一生的精力主要从事历史掌故的研究著述，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香港诸多报刊上发表文章以千万言计。作为一代掌故学家，他治学严谨，下笔必有实据。他的掌故文章，常常大量引用来自各方面的资料，经过科学的剖析、比较、论辨，尽可能展现真实的历史，对众说纷纭、难做定论之事，必以商榷态度分析，不作武断的一家之言。为文也深自珍秘，只在报刊发表，从不轻付剞劂。他曾对从事新闻事业的晚辈这样说过：“出书不像在报纸上登篇文章，别人看过就忘，出了书，就有人推敲了，我就怕有错误未能发现，个人名誉事小，谬种流传事大。”然而先父的写作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个阶段是1910年至1937年7月。在这二十七年中，他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香港等地十余家报纸刊物先后担任过通讯、编辑、特约撰稿人等。这一时期重要的著作是与胞兄徐凌霄合作，开始撰写《凌霄一士随笔》。其起因是1928年出版了《清史稿》一书，各界（特别是史学界）对这部史书普遍不满意，先父有意以掌故文章为撰写清史提供资料，并做了长期打算。1929年7月7日，天津《国闻周报》在第六卷二十六期开辟了《凌霄一士随笔》专栏，先父发表了篇文章，在“前言”中说：“居恒窃念，有清一代，专三百年中华之政，结五千年专制之局，为世界交通新陈代谢之关键，是非得失，非止爱新一姓所关，辄思爬梳搜辑，贡一得之愚。年来分载平、津、沪报章者，尚未尽其什一，继兹以往，当赓续前绪，以竟全功。”怀着这一宏愿，一般每周必在《周报》上发表文章，持续达八年之久，发表文章约四百篇。后一篇刊登在1937年7月19日第十四卷二十八期。由于“七七”事变爆发，日寇侵华，占领了北京，国府南迁，他无法再继续写下去，只好停笔，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辞书的编纂，每日都到位于中南海的大辞典编纂处上班。

哪知正在此时，祸从天降，在当年深秋的一天，日本宪兵队的几个宪兵突然闯进魏染胡同43号我们家中，当场逮捕了先父，关押在炮局监狱。全家惊慌，不知所措。后经五堂兄徐泽民（徐凌霄三子）多方打探，得知起因是先父在香港《大风》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内容涉嫌反日。在狱中关押近三个月，因未发现更多问题，又经多个有身份的文友努力营救，获释出狱。回家后，对狱中情况，先父闭口不谈，怕家人担忧。据堂兄泽民从先父的同狱难友中了解到真实的情况是：“犯人”入狱后，被责令面对着墙蹲在地上，不许说话。次提审，先父被四条壮汉分别拉着手脚，把人扬起翻个过儿重重掼在地下，当时昏厥，审讯中并用皮带抽打。先父本是一介文弱书生，经此一劫，终生留下腰腿疼痛的后遗症。此后若干年不再在报刊发表文章。

第二个阶段是进入20世纪40年代，先父在知心好友瞿兑之、谢刚主（国桢）、周劭（黎庵）、孙思昉等人的鼓舞下，遴选了一部分过去发表过的文章，认真审查订正，由上海《古今》杂志(自第九期始为半月刊）的周劭先生负责，先后出版了《一士类稿》和《一士谭荟》两个单行本。同时再度拿起笔来，先后在北京的《中和月刊》《逸经》《京报》《实报半月刊》，上海的《古今》等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掌故文章，直到40年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先父已年过花甲，身体衰弱，患有头痛病，虽然记忆力不减，但提笔写字已非常困难，一般不再发表文章。

近年来，中华书局恢复出版《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现本书收入《民国史料笔记丛刊》）希望我们提供先伯徐凌霄和先父徐一士生前的历史掌故著作，准备纳入出版。我们开始注意搜集资料。2007年以来，中华书局已先后印发了近年出版过的四部先父的遗著。近几年我们注意搜集先父未出版过的资料，首先是我的长子徐禾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协助提供了先父40年代左右发表的一些著作，其次是堂兄徐列搜集到先父30年代在北京《实报半月刊》发表的一些著作，此外是我平时从各方面搜集保存的资料，经过遴选整理后，总共有六十七篇文章，约四十余万言。经与中华书局欧阳红女士商议，即以《一士类稿续集》为名出版。这一时期先父有一些文章署自己的斋名，如亦佳庐、未冉庐、如如斋等，敬请读者注意。整理工作中若有不当之处，谨请方家斞正。

徐泽昱

二○一一年八月于京寓亦佳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