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纳·海森伯传

       在1945年横扫了德国和欧洲其他部分的盟军，带来了盼望已久的纳粹独裁制度覆灭。他们的到来也带来了德国核研究的结束和德国核科学家的被俘。5月V-E（欧洲胜利）日的三个月后，日本在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的阴影下投降了。

海森伯和许多其他德国人在战争以前和战争期间接受的感觉和理论，使他们能够在战时德国的条件下继续工作和生活。一旦那种条件不可复得，感觉和理论就突然不再起作用了。它们被换成了一种在过去的基础上针对他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建立起来的新结构。尽管很多德国人在战败中感到震惊和困惑，但他们也开始构建一个新逻辑来适应新世界，并且对自己的过去做出解释。

战后阶段带来了两件可怕事实的被认识。件事实随着纳粹体制的罪恶向全世界的披露而被认识，例如纳粹集中营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怖。第二件所要面对的事实就是核武器那惊人毁灭的暴怒，一种通过科学研究而被释放出来的暴怒。两件事实都有一些远超直接战争经历的分支，永远改变了我们对人类进步和潜势的感受。它们教会了我们对不论有多高文化的所谓现代文明社会保持怀疑，并对不论多有前途的现代科学保持担心。当每一个人，特别是每一个核科学家在战后尽力用自己的方式和这两种可怕的教训相适应时，有多问题需要解释的海森伯在公开发表一流德国科学家的反应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当全世界的报纸大肆宣传了盟军在1945年春揭露出来的纳粹暴行时，公众还不知道核武器，直到它们在8月对日本的使用。德国核科学家本来认为他们的研究如果不超过也是等于盟国的研究的。他们假定，5月初将他们捉住的阿尔索斯派遣队只是盟国汲取德国先进知识的一种尝试。海森伯在到达海德堡阿尔索斯驻地的同一天，就受到了他过去的同事，阿尔索斯派遣队的科学首脑撒母耳·A.古德斯米特的审讯。

海森伯和古德斯米特在战前不久在安娜堡见过后一面。从那以后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现在古德斯米特面前的这个人，是他还是一个青年物理学学生时曾经景仰过的人，但也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出力援救过他父母的人。在他看来，这位德国物理学家似乎可卑地自高自大和自私自利。在海森伯那一面，他似乎很欢迎盟方为了他富有核知识而对他给予的注意。帕沙为了逮捕他而作出的那种非凡努力，无疑加强了这种自大感。当被问到他的核研究时，海森伯对研究的重要性如此自信，甚至于提出要向美国人传授核裂变知识。¹古德斯米特知道盟方的进展，虽然并不知道原子弹即将制成；他有礼貌地感谢了海森伯的建议。

一时冲动，古德斯米特重复了他六年前的问题：“您现在愿意不愿意到美国来和我们一起工作？”海森伯重复了他从前给出的答复：“不，我不愿意离开，德国需要我。”²在古德斯米特看来，这似乎是海森伯将自己看得过于重要的进一步证据。但当德国变成一片废墟而经济濒于崩溃时，古德斯米特也几乎不能指望一个如此爱国，在过去的整整12年间一直坚守自己位置的人作出别的回答。

海森伯受到了拘留。在阿尔索斯的一阵忙乱突击中被捕到的14名德国一流核物理学家中，有4个人——自愿或非自愿地——被送到了美国来协助美国的研究。古德斯米特把其余的人，包括哈恩、劳厄、魏茨泽克、博特、哈特克、维尔茨和霍尔斯特•科尔兴（HorstKorsching）押送至美国军事当局，当局将他们拘留了在法国和比利时一系列战俘营中两个月，不许和外界接触。虽然哈恩和劳厄没有参与核计划，但也被关了进来，旨在希望他们能对战后德国的科学重建产生正面影响。他们所有的家庭成员不得不自谋生计了。

海森伯、迪布内尔和盖拉赫在凡尔赛附近的一个名为“垃圾桶（Dustbin）”的营地里和他们的七个同押犯会面了。尽管有这种不幸的预兆，盟军方面还是惊人客气地对待了这些科学囚犯，向他们提供了适当的食物、英文报纸、每周一次的物理学讨论会和一条慢跑用的路线。³尽管如此，在这些科学家们看来，起初拘捕他们的理由（让盟方科学家“赶上他们”）却似乎不足以说明为什么把他们拘留这么久。劳厄尤其不能理解为什么没有从事裂变工作的他竟然也会被违背了他的议员而被拘留。当他们问起时，英国负责此事的官员，T•H•里特纳（T.H. Rittner）少校仅仅回答他们的被拘是因为“国王陛下高兴”。⁴从那以后他们就将自己称为“被拘者”了。

英国空军参谋部情报首脑和阿伯丁大学自然哲学教授，苏格兰物理学家R•V•琼斯（R.V. Jones）自从战争伊始便已追踪德国科学，而且当阿尔索斯派遣队在欧洲着陆时就曾在两种场合下帮助了它——次在意大利，第二次在英国。但美国在战争的后几个月中错误地决定派遣队的原子掳获物不能和其他盟国分享，这就使得琼斯和他的部下开始留意自己的利益。当一位美国将军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据说他认为德国核物理学问题的解就是将所有德国核物理学家都枪毙时，琼斯采取了行动。⁵不但只是处决，甚至连战犯审判都不能考虑，英国人似乎对有威望的被拘者颇为敬重。琼斯很有礼貌地提出愿意为美国人解除物理学家们这些责任。美国人显然不需要这些物理学家本人而是需要他们的沉默，因此就同意了——条件是这些科学家不能落入俄国人或法国人的手中。俄国人，特别是法国人，在对待被占领的德国的政策方面已经和英国人及美国人有了分歧。

担心若将犯人留在欧洲大陆会使他们会被其他盟国抓走或送往美国，琼斯计划将他们移至英国。作为一位情报长官，他知道在剑桥和一个盟军大飞机场附近的小村高德曼彻斯特（Godmanchester）中有一栋乡下空房。这栋房子曾被M16情报组用作空降到德占区时的停留站。7月初，当在房子瑞安装了秘密的窃听器后，琼斯就在严密的军事保护下用飞机将他的十位德国科学家从他们在比利时境内的营地运到了英格兰的新住所。在琼斯想好要拿他们如何前，他们都将留在那里。

英国人知道自己不能永远保留这些科学家，但也不愿意在英国释放他们，因为怕他们从一些保密意识较差的同行们那里得悉太多的英国研究的情况。英国人在年底前已经决定，只有英国占领区中的德国经济的复苏和一种政治及文化的自主方略才符合于英国的许诺和德国社会及政治的稳定。科学和技术被看成了这种计划中的复苏的关键因素。现在原子爆炸的尘埃已经落定，而且英国区也已经处于英国人的牢固控制之下，于是在1946年1月3日，一架英国运输机就把被拘者们送到了英占区中德国北部一个城镇上的较宽松的管制中。在那里，他们白天可以随意活动，但是夜间必须回到英国人的住处。在几个月内，他们全都被释放了。多数人，包括海森伯在内，都定居在未受干扰的大学城哥廷根，英国人打算把该地当作复兴西德科学的一个结晶点。

科学家们在农庄馆的整个滞留期间，一个英国的双语小组担负了所谓的“艾普希隆计划”任务，通过窃听器监视科学家们的谈话。用树胶金属碟记录的仅仅是他们认为有特殊情报价值的谈话，内容延伸到了关于士气、政治倾向、对盟国的忠诚方面的情况；在广岛核爆之后，又包括了对核裂变的知识。记录下来的谈话被转成文字并翻译成英语。没有迹象显示科学家们知道窃听器的存在，尽管他们想到了这个可能性。里特纳少校每周或者每隔一周给上级的汇报包括对这些谈话的内容的总结，以及的英语翻译过的长篇引述。个副本直接送给曼哈顿计划的军事头目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这些保密报告的存在一直是个秘密，到了1962年格罗夫斯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才为世人所知。这个回忆录的名字《现在可以说了》（Now It Can Be Told）起得恰如其分。⁶为了争取公开这些报告的内容，相关学者和其他人士进行了30年的努力，使得英国和美国副本终于在1992年2月得以解密。这些报告经过编辑和未经编辑的版本很快就被出版，并翻译回德文。⁷不幸的是原始的德文抄本已经丢失，原始的金属牒也在农庄馆被重新涂胶后再次使用。

尽管如此，包含农庄馆交谈原话引述的里特纳少校报告还是提供了一个独特而有价值的材料，可以洞悉德国科学家在广岛核爆之前的精神状态，他们对广岛核爆的反应，以及在意识到和想象相反，自己的研究进程事实上远远落后于盟国时的震惊。如何向自己，同胞和以前的敌人解释这一点？当返回战后德国社会时刻临近，他们如何准备重建战后西德的科学？

在里特纳所写的个报告中，被拘者们“满意他们受到的待遇，但对他们的未来感到非常迷惑”⁸他们豪华的英国乡下庄园，位于一大片草地上，周围有开着花的树篱、高大的树木和一道不显眼的铁丝网。为了供他们消遣，房子后面有几个网球场；一部调好音的钢琴放在客厅中；而且他们有书籍、报纸、棋牌用品和一部收音机——甚至还有《物理学评论》。犯人们通过游戏、相互讲述他们非核的工作以及在附近散步来消遣他们的光阴。里特纳及其官员幕僚和家庭劳作者——因其对盟国研究一无所知而被精心选出——管理着犯人们，提供新衣服、新鞋子和可口的英国饭菜。高级的待遇使一个不那么文雅的官员评论说，这些犯人们正过着比中等英国家庭还要好的日子——更不用说中等的德国家庭和受到战争破坏的大部分欧洲中等家庭了。⁹

被拘留者们的抱怨是不许他们和自己的妻子或家人通信。和外界的一切接触都被禁止，直至1945年8月6日的晚上，那里的人突然使他们明白了“国王陛下高兴”的原因。里特纳写道，当晚，他通知裂变的共同发现者哈恩，英国广播公司（BBC）宣布向日本投掷了被称之原子弹的炸弹。心烦意乱的哈恩后靠服用“大量的醇性兴奋剂”才终平静下来。然后他与其他科学家一样像平常一样在庄园的餐厅进晚餐。晚饭准时在下午7：45开出。当哈恩告诉他的同事这条消息时，出现了大混乱。震惊而又不相信的科学家在9点时挤到了收音机周围，去听一篇BBC更详细的报道——但那些零散的消息只加深了他们的困惑。如果盟国科学家们已经成功了，而且看来他们正是已经成功了，那么德国的核优势就只是一种幻想了。“无论如何”，哈恩告诉海森伯，“你都只是二流的，你可以打包回家了”。他回答道：“我相当同意。”

这个消息令人沮丧。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反应。帝国核研究的后管理者瓦尔特•革拉赫表现得有如一位战败的将军，并显然发作了各种的神经破裂症。同住在革拉赫隔壁一个房间中的海森伯和魏茨泽克担心盖拉赫会试图自杀，那天夜里就去看他以确保他的安全。在权力等级下层长期愤怒的年轻一些的物理学家责备他们的长辈举措失误；起初大吃一惊的哈恩和劳厄表示自己没有插手这件事。

海森伯很快开始计算，引起了后世争论的某些焦点：在农庄馆之前，海森伯是否知道只需要50公斤极其稀有的可裂变铀235就能达到原子弹爆炸所需临界质量？如果是这样，他为何没有继续努力？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答案仍不明朗。近发现的苏联文件表明，在缴获的德国文件中曾有海森伯做过的这个计算，但是一直没有发现。根据报告原文引述，广岛核爆之后哈恩和海森伯马上讨论了这一点。

海森伯：对于这个核爆我一个字也不信，但我可能错了。我觉得他们完全可能有10吨浓缩铀，但是不可能有10吨纯铀235。

哈恩：我以为只需要一点铀235就够了。

海森伯：如果他们只是进行一些浓缩，只能建成成一个会运转的反应堆，但他们用这些让不了炸弹会爆炸——

哈恩：但如果他们拥有，比如说，30公斤纯铀235，难道他们不能用它制造出一枚炸弹么？

海森伯：但它仍无法引爆，因为（中子）平均自由程还是太长。

哈恩：为什么你以前跟我说只需要50公斤铀235就够了。现在你又说要2吨。

海森伯：现在我不敢打保票……

从英国广播公司晚间报道得知更多关于核爆和曼哈顿计划的细节之后，他们继续讨论。

哈恩：1939年他们只生产了零点几微克[的铀235]。235的原子量就是通过这些样品的放射性确定的。

海森伯：那意味着每年能生产30公斤。

哈恩：你觉得他们需要那么多吗？

海森伯：当然是，不过老实说我从来没有算过，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得到纯铀235。

这次谈话后不久，海森伯试图计算得出产生报道的广岛原子弹能量所需的铀235的临界质量的一个粗略估计。他得到的结果是“大约1吨”。正如一位作者指出的，这一粗略计算充斥着错误和不正确的假设。¹⁰正如哈恩的记忆那样，如果海森伯以前曾计算得出只需要少量铀235，那么这个计算应该是在1939年和1940年初准备关于这个主题的两份初始报告时完成的，或者是为1942年会议做的。如果是这样，海森伯一定是忘记了；或者说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计算。几天后海森伯做了一个好得多的计算，结果也精确得多。从他给农庄馆的同事展示的情况来看，这是他次做这个计算。总的来看海森伯可能以前并未做过这个计算。三到五年的战争时光不至于让他彻底忘记。

一个成功的盟方原子弹的消息在几个意义深远的问题上向德国人显示了眩目的亮点。正如劳厄在第二天向他儿子表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