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历史与传承

     时至今日，法国贵族对独树一格和卓越品质的追求是否仍有意义？还是与当下颂扬的社会公正和追求平等的主流文化背道而驰？贵族，以承袭原则为基础，致力于习俗的传承从而延伸某一特权的历史。

     为了理解这一看似业已失去官方地位的“阶层”如何适应他们身边的社会和文化，二十五年以来，历史学家埃里克•芒雄-里高收集了各种资料，并不断接触、观察、访问名门贵胄。在抵抗和妥协之间，法国的贵族依旧在继续着某种传承。尽管他们的家族是一段必须维护的集体记忆和共同历史的守护者，然而他们的传承却超越了纯粹意义上的家族。

     《贵族》一书，既是社会学论著，又是历史研究，不仅带领着我们去认识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吸引着我们去领会它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关联，而这又间接地揭示了我们和历史的关系。

     埃里克•芒雄-里高是巴黎四大-索邦大学研究当代社会文化历史的史学教授，他致力于研究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社会精英。在他发表的众多著作中，有2007年由佩林出版社出版的《贵族和大资本家》，以及2011年由法亚尔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亲王的朋友》。

序言

部分　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

章　门第至上

第二章　记忆之匣

第三章　传承的危机

第四章　传承的挑战

第二部分　权利的诱惑

第五章　忠于职守的阶层

第六章　从身份的丧失到投身于金融活动

第七章　当下的贵族法则

第三部分　品位的仲裁人

第八章　品位的原则

第九章　贵族：礼仪的守护者？

第十章　文化品位是否仍然有意义？

结论　地位的失落？

参考文献

     时至今日，法国贵族对独树一格和卓越品质的追求是否仍有意义？还是与当下颂扬的社会公正和追求平等的主流文化背道而驰？贵族，以承袭原则为基础，致力于习俗的传承从而延伸某一特权的历史。

     为了理解这一看似业已失去官方地位的“阶层”如何适应他们身边的社会和文化，二十五年以来，历史学家埃里克•芒雄-里高收集了各种资料，并不断接触、观察、访问名门贵胄。在抵抗和妥协之间，法国的贵族依旧在继续着某种传承。尽管他们的家族是一段必须维护的集体记忆和共同历史的守护者，然而他们的传承却超越了纯粹意义上的家族。

     《贵族》一书，既是社会学论著，又是历史研究，不仅带领着我们去认识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也吸引着我们去领会它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关联，而这又间接地揭示了我们和历史的关系。

     埃里克•芒雄-里高是巴黎四大-索邦大学研究当代社会文化历史的史学教授，他致力于研究法国大革命以后的社会精英。在他发表的众多著作中，有2007年由佩林出版社出版的《贵族和大资本家》，以及2011年由法亚尔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亲王的朋友》。

     如果说贵族把优雅的教养视为重要的身份标记，那是因为这一标记赋予他们一项基本的职责：牢记历史。一切良好的行为举止，无论它们是从属于旧时礼节的组成特征，还是属于马赛尔·普鲁斯特细致分析的沙龙社交规矩，都构成了有助于贵族发现同类和识别异类的众多符号。因此，贵族教育在确保他们掌握高贵的言行举止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在外人中自我分辨的敏锐力。

宫廷社交的传承：对于礼节的迷恋

     在贵族的文化中，长期的宫廷生活和高官显爵的地位使得礼仪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围绕这一观念的是权力和对于外交礼仪的讨论的兴趣。王公贵族喜欢探讨座次的尊卑、礼节的微妙，以及优雅迷人的社交等诸如此类的话题。这些话题在常人看来却空洞无益。19 世纪爆发的多次革命，尽管让豪门贵胄从君主政体里独立出来，然而它们并没有终止这一阶层所沿袭的宫廷习俗。法国的皇室生活也一直延续到第二帝国末期。此外，19 世纪，法国的波旁家族和后来的奥尔良家族，在欧洲争夺王位的同时，也注重维护宫廷惯例。

     从19 世纪末期持续到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美好时代：保皇运动日渐分裂；1880 年之后保皇派恢复君主制的愿望也不断减弱；出于务实的想法而归顺共和国则被认为是理性之路；1894 年至1926 年觊觎王位的奥尔良公爵有时候又因为生活中的丑闻引起流言蜚语。然而，这一切都没有阻止法国的王公显爵继续向王室宣示他们的忠诚。他们沿袭习俗，先是朝觐移居在英国伍德·诺顿庄园（Wood Norton）里的亲王，后来又拜谒从1913 年起定居在布鲁塞尔附近的安茹城堡（manoir d’Anjou）内的奥尔良公爵和1926 年继承了该座城堡的吉斯公爵（le duc de Guise）。贵族们还轮流担任亲王们的随从，因为他们认为这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职责。对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王室的社交框架的研究表明，贵族的身影无处不在。在20 世纪许多年间，王室发生的事件对于贵族而言，依然是激动人心的重大时刻。譬如，1926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奥尔良公爵的葬礼，吉斯公爵夫人出席了葬礼，并在吕内公爵位于伊耶纳广场（Place d’Iéna）的官邸里接见了那些愿意向她表达敬意的贵族；1931年，吉斯公爵的长子亨利·奥尔良王子（le prince Henri d’Orléans）和奥尔良- 布拉干萨的伊莎贝尔公主（la princesse Isabelle d’Orléans-Bragance）在巴勒莫大教堂（la cathédrale de Palerme）举办的婚礼；1950 年，流亡法案的废止；王室子女在德勒的婚礼；1960 年在阿尔及利亚阵亡的弗朗索瓦王子（le prince François）的葬礼……除了几个拥护安茹公爵（le duc d’Anjou）的极其正统派的家族之外，法国的贵族一如既往地向巴黎伯爵夫人（comtesse deParis）表达和她的身份地位匹配的敬意，直到2003 年她离开人世。他们敬佩她在家人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时的沉稳平和，敬佩她坚决“呈现给众人一副光彩四溢的容颜”——这一容颜表明了她的“一切于我都是幸福”的座右铭——以及敬佩她的一举一动完全符合公众“期待在一位王室殿下身上看到的品质”①。在达尼埃尔·阿列维（Daniel Halévy）的作品《显贵的终结》（La fin des notables）里，他把法国贵族对于君王的这种忠诚解释为某种努力。他们力图通过接近倒台的王室或者国外的王公显侯带来的骄傲，来弥补他们不再拥有的优势。不过，经常接触皇亲国戚也徒然无益，因为正如马赛尔·普鲁斯特做出的精确注解一样：“成为巴黎伯爵（comte de Paris）的朋友并不代表着什么。这些没有得到门禁森严的沙龙接待的‘亲王的朋友’，一共有多少呢？王公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亲王陛下，他们不装腔作势、不冒充高雅。另外，他们坚信相对于那些不入流的人士，他们是如此的高高在上，以至于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无论是大爵爷还是资本家，几乎都在同一级别。”无论如何，王公们的不拘礼节实际上只是一种礼貌……因为事实是，对于他们而言，恭敬的态度从属于礼仪观或礼法，而非忠义观。一般的名门世家，出于担心和普通的有钱人家混为一谈，十分注重礼节。这也就是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鲜有古老世家的勒芒（le Mans）地区，拥护旧制度的是那些“历史短暂、也是寻常”的贵族家庭。这些家族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怀念很可能他们就没有怎么享受过的特权”。

     贵族在对于宫廷生活和世俗惯例的追忆中，把三项原则当成社交生活的基本模式：自我把控、严格遵循礼节和审美追求。让·德·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写过：“一个通晓宫廷的人能够掌控他的举止、他的眼神和他的脸色。”就像在某一沙龙里一样，在“这个地方”，社交礼数催生出某种规范化的反应，要求严谨的体态和优雅的肢体表现：极简的肢体表达能让言行显得沉稳、大气。因此，贵族的教育首先是一种苦修，它强加于身的是束缚和限制。它意味着学*种批判的准则，这样的准则摒弃不拘礼节、自由放任、过于随便以及情绪化等，也就是说一切让人掉价的举止。此外，贵族教育在被制定成某一精准的运作机制下，要求控制本能冲动或抑制一时的心血来潮。贵族懂得“忍耐和自制”，也就是说懂得忍耐、克制和过滤他的感受。无论是默不作声，还是保持足以表达出责难的高冷的礼貌，他都能娴熟地运用沉默。遵循“沉默是金”的法则——王室规矩，尤其是勃艮第王室规矩的传承，把这一规则发挥到极致的查理五世则背负了背信弃义的骂名——能让他尽可能地掩饰自身的意图。与此同时，良好的教养让他在日常生活中注重仪表的美感，而这意味着以高雅、精美的形象示人。

     我从未见过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不刮胡子的时候。即使是生病住院，他们在会客时依然穿戴整齐。其中的一位教会我每天中午进餐时必须用银制餐具，而且餐桌的摆放要完美无缺。（男，1974 年）

      一切散漫的仪态都要摒绝。一个“不知道如何摆放双手和手提包或者叉腿而坐的”（男，1934 年）女人，会立马被判断是“外人”，也就是说她不属于圈内人士。关于上层社会，吉尔·德勒兹（GillesDeleuze）写道：“没有哪一个社会阶层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能以如此迅疾的速度发出或汇聚这么多的符号。”事实是，在贵族的教育下，保持优雅高贵的思维在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行之有效。一位豪门贵胄，如果他拥有良好的教养，那么他就懂得坐有坐相、吃有吃相，懂得举止得体地致谢、表达他的敬意或问候，也懂得牢记某位见过面的人或者回礼。在任何场合，他都应该坚强和克制，也就是说有分寸感。既不自怜自弃，也绝不自怨自艾，因为保持快乐也是一种礼貌。总之，在任何情形下，他都善于应变，在任何环境下也要落落大方。

     礼貌，指的是身处不同环境的能力。在一个同学家里，我的言行举止不同于我在某一位公爵家里的表现。我记得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们去夏洛莱（Charolais）的农户家里走一圈，我先提醒你，你无权回绝任何一道饭菜。”在每一户农家，我每次都不得不添菜，并吃完所有的菜。两天里，我的体重涨了两公斤，但是必须大吃特吃。（男，1974 年）

     此外，对于一位“有良好修养的”贵族而言，语言框架必不可少，因为这一框架能筛检他的遣词造句和用语。过去，传统的贵族教育注重凸显法语语言的精妙入微。重视语言的端正得体便是这一教育的遗留物，而1908 年成立的槲寄生协会（La société du Gui）则证明了贵族对于语言的关注。该协会汇集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经完成了扎实的高等学业，尤其是在高等政治学院或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学业。此外，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要加入骑师俱乐部的，即巴黎尊贵的圈子。他们每年的一月至六月，每个月聚餐一次，探讨各种各样的话题。次世界大战中断了他们的聚会，三分之一的会员在此期间阵亡，其中包括一名匹莫丹（Pimodan）家族的成员、一名拉罗什富科家族的成员、一名沙瓦尼亚克（Chavagnac）家族的成员、一名格拉蒙家族的成员、一名科钦家族的成员……1920年，协会的聚会重新恢复。聚会上发表的演说在表达拥护对于一切良好的社交习惯的同时，还赞美精神文明，并颂扬对于精美、优雅的语言的热爱。总之，一位教养良好的贵族在沙龙的会话中能亦雅亦俗，也就是说能谈论一切话题，以便每个人都有话可说。他既懂得让谈话继续下去，又懂得转换话题。任何话题，他都不做深入讨论，以避免尴尬和无聊：一切话题都似蜻蜓点水，一带而过。在必须给人以好感的要求下，话题要轻松，回答要得体，话题的转换要令人愉快，对于细枝末节的叙述要吸引人，要巧妙地赋予玩笑话严肃感，然而即使是严肃的话题，谈论起来也要有某种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