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妙笔：沈括传

“里程碑”式的人物（另一种译法是“标志性”的人物），他的不朽著作《梦溪笔谈》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百科全书”，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看法。因为有了《梦溪笔谈》，西方人知道古代中国在许多科技领域曾遥遥领先于世界，比如活字印刷、石油的命名、磁偏角的发现、“百炼钢”的技术、日月蚀的推算等等，都改写了世界科技史。

“为世所用”，受到王族贵胄们的赏识。因此，他们讲的多是所谓“修齐治平”的政治学说，除了老子和墨子在论著中偶然提及少数物理现象佐证他们的观点外，基本不探讨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研究方法也和西方人大相径庭：满足于“述而不作”的直感的意象思维，只讲“然”不讲“所以然”。

“文”而轻“理”，重玄想而轻实践，致使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成果得不到理论的总结与提高，长期处于经验传承的阶段，终造成中国文明的停滞与落后。可怜中国历史上无数才高八斗的文人墨客，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上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像现在连小学生都爱问的问题“地球为什么是圆的”“猿猴怎么变成人”之类的问题，他们连思考都不思考，宁愿满足于“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等似是而非的见解终其一生。

“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他总是出现在当时朝政难、苦的岗位，总是取得许多成绩而得不到奖赏，但后却因为一个个偶然发生的错误被实实在在地放倒……他只好在身体和精神双重的压抑中写自己的书度过残年，六十四岁就离开人世。

“满肚子的不合时宜”，而与他相比，沈括更加“不合时宜”。苏轼的“不合时宜”，是缘于他清高、秉直的文人气质，而沈括的“不合时宜”，是他科学严谨的思维方法，与周围的文化环境不协调、不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沈括的“不合时宜”更深刻，他的逝世是他个人性格的悲剧，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矛盾的悲剧。与他的情况相似，汉代发明候风地动仪的科学家张衡，知识广博，思维缜密，才

——沈括生平钩沉》一书，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很大帮助。安先生本身就是一个石油科学家，他以严谨、细腻的科学态度对关于沈括的大量史料做了甄别和考证，把沈括的一生轨迹勾连起来，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没有见过这位先生，但在这里我要表达对他的敬意。

“变法”

“改革”和“变法”频繁的时代，起码在北宋前期，它的政治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开明，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施政水平也比较高，因此保证了宋代经济文化都达到唐以后的又一个新高度。也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下的种种尴尬和困惑，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恶习，儒家文化的弊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时，变法派与守旧派的矛盾，绝不可以用简单的人格道德评判来概括，加上三代皇帝意志的朝秦暮楚，已经演变成文人间“党争”的混战。沈括这种人身处于这种环境，他的内心必然是复杂、矛盾的，他醉心于科学，无意与人争，却又被裹挟进政治风云不得不与人争，这种彷徨和探求是有典型性的，我觉得，这恰恰能反映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命运。写出这些来会大大提高作品的深度，也能使得作品具有更广泛的现实意义。

“功夫”和“学问”，他却认为全无价值，毫不用心经营。连家庭的伦常之乐，他都看得很淡（所以他的家庭生活很不幸）。他沉醉在自己营造的科学探秘的精神氛围里，独自痴迷，不在乎曲高和寡、知音者少。他是超脱的，也是孤寂的，他永远没有陷入常人甩不脱的那些功利是非的旋涡，这是他的幸运，而他也注定了一辈子被误解、被中伤，甚至代人受过都无怨无悔，这也是他的悲哀。

“乌台诗案”中构陷了苏轼。历朝历代文人笔记中对此褒贬不一，而当代也有著名学者取一家之言，在自己的文章中采纳了否定沈括人格的观点，说沈括在科学上很伟大，在人格上很卑俗。此论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在青年中造成了一定影响。然而，这却是一个严重的误会。

“怯懦”的问题。有论家根据上述事件，认为沈括在权威面前不敢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在家庭中一直“惧内”，居然在吵架中让凶悍的老婆揪掉自己的胡子，说明他性格“怯懦”，是他人格上的缺陷。我觉得，从沈括在大的历史关头所表现出的行为，如在与敌国谈判中大义凛然、据理力争保护大宋领土，如率兵作战运筹帷幄，出生入死，不避钺斧等，丝毫也没有怯懦的表现。只是在朝廷权位和名利之争中表现淡漠谦和，和什么人都能合作，都采取“扶台”的态度，身居高位却不那么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这正说明他的胸怀阔大，不看重细微得失，不能就此认为他是“怯懦”。至于他对老婆张氏的态度，因为张氏的父亲曾先举荐他进入政坛，他一辈子感恩戴德，从而对其忍让再三，不和她一般见识，这正是他胸怀和教养的表现。我倒觉得，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沈括又不是决策者，即使表现出一些退让也是极正常的，我们没有理由要求他做道德上的完人。

“另一种面貌的知识分子”，是想要在当代的文坛、政坛里更多一些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这无论对于复兴中华的事业还是对于每个人的思想修养，都是很有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