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对话周黎安 实践社会科学

序一

黄宗智

2018年偶然看到周黎安先生的《“官场 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引起我诸多共鸣，遂继而看了他许多著作，觉得他的论析和我的“第三领域”与“集权的简约治理”概括有众多亲和的方面。同时，也因此想起十多年前他导师(长期执教于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的)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教授曾经来信表示希望和我建立交流，但我当时全神贯注于在中国看到的一系列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和伴之而来的巨大研究动力，无意与“别人”交流。事后思之，颇感遗憾。但如今机缘巧合，结识了周黎安先生，自然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弥补之前遗憾的机会。因此，积极与黎安先生联系。

见面之后，又惊讶地发现他思路和表达的清晰度之强烈，使我联想起自己的导师萧公权先生，倍感亲切。遂建议我们进行一次学术界罕见的亲和性对话，之后发表于《开放时代》和我主编四十多年的《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吸引了许多读者。那次对话之后，我们两人分别发现，自己还有许多后续的思考，既有进一步的赞同或推进，也有批判性的反思，便很自然地继续撰文与对方进行对话。在两年之中，形成了后续的(等于是)两轮新对话，并且，最终都是朝向建立一种新型的、依据中国的实践经验来建构的“实践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路。虽然，里面也包含众多与对方不同的见解，但结合起来却成为一个既有亲和性也有批评和不同见解及不同前瞻倾向的“二元合一”体。我们分别认识到，这是一桩学术界罕见的美事，值得汇集成书，作为我们围绕“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的既有分别又有合作的思考成果。

是为序。

    本书收录黄宗智、周黎安两位教授有关中国研究的代表作15篇，囊括了两位顶级学者的重要经验发现和理论概括，如黄宗智教授的“内卷化”“第三领域”“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用道德主义”、周黎安教授的“晋升锦标赛”“行政发包制”“‘官场 市场’模式”等等。在本书中，黄宗智、周黎安两位教授各自围绕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议题，在西方理论的“话语丛林”中穿梭往来，既与之对话，又面向实际，试图还中国一个本来的面目。他们的对话并非一问一答，也不是直接对应，而是在各自独立的探索中遥相呼应、相映成趣，书中也不乏争论碰撞。两位教授还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对有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等。

    周黎安，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斯坦福大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bu“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顶级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黄宗智/导论：建立前瞻性的中国实践社会科学

第一编 “第三领域”与“官场 市场”

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

周黎安/如何认识中国？——对话黄宗智先生

第二编 国家、国力与社会

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治理：华北与江南地区的百年回顾与展望

周黎安/“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

周黎安/行政发包制与中国特色的国家能力

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

黄宗智/从“土地的资本化”到“资本的社会化”：建立基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新型政治经济学

第三编 国家与市场经济

黄宗智/市场主义批判：中国过去和现在不同类型的市场交易

周黎安/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周黎安/经济学的制度范式与中国经验

周黎安/地区增长联盟与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

黄宗智/农业内卷与官僚内卷：类型、概念、经验概括与运作机制

黄宗智/从简约治理的第三领域到党民结合的第三领域

第四编 建立新型的政治经济学

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本书收录黄宗智、周黎安两位教授有关中国研究的代表作15篇，囊括了两位顶级学者的重要经验发现和理论概括，如黄宗智教授的“内卷化”“第三领域”“集权的简约治理”“实用道德主义”、周黎安教授的“晋升锦标赛”“行政发包制”“‘官场 市场’模式”等等。在本书中，黄宗智、周黎安两位教授各自围绕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议题，在西方理论的“话语丛林”中穿梭往来，既与之对话，又面向实际，试图还中国一个本来的面目。他们的对话并非一问一答，也不是直接对应，而是在各自独立的探索中遥相呼应、相映成趣，书中也不乏争论碰撞。两位教授还结合自己的研究经验，对有志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

   黄宗智，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主要著作有《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等。

    周黎安，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斯坦福大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bu“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顶级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

编者按：最近十年，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本土化和历史化转向。在由《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合开展的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结果中，黄宗智教授“倡导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社会科学”位列其中。以下节选的，是黄宗智教授新作《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一书“导论”的部分内容。

导论  建立前瞻性的中国实践社会科学（节选）

本书从笔者近三十年来最主要的理论—方法著作中精选了21篇论文，分为不同主题的六编。它们足可代表笔者60年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主要经验发现，以及基本方法—理论概括。

一、中国经验的悖论性

本编开篇是开启笔者理论—方法思考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此文是笔者在完成最早的关于华北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的两本专著之后的后续思考。由于认识到中国经验实际与现有几乎全部主要社会科学理论相悖，提出中国研究必须摆脱现有主要理论的框框和局限，从历史经验实际出发来认识中国和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也就是说，要将一般的认识路径颠倒过来，不是从现有理论出发去认识中国实际，而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将现有理论当作问题而不是答案，通过与现有理论对话并对其进行修改、推进和重构来建立符合中国经验的概括。不然，将陷于诸多源自某种理论性错误预期的无谓争执。

此文发表于1991年。当时，中国研究的主要分歧是美国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中国改革之前的(经过一定程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孰是孰非。两者一方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乃是普适的经验，另一方则坚决批评伴随资本主义而来的阶级矛盾和帝国主义。两者固然壁垒分明，但仍然有一定的共识，尤其是认为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这主要是伴随工业化而来的规模经济效益。正是两者之间的这一基本共识突出了中国经验的悖论性。十四世纪以来长江三角洲大规模从水稻生产转入棉花—纱—布的生产，后者每亩需工180天，相对前者的10天扩大了18倍，但只给予农户数倍的收入。那是“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的总产出增长”，也是“没有发展的商品化”和“过密型/内卷型商品化”，并且只导致畸形的城乡单向贸易(仅有乡村输出优质产品给城镇，较少逆向的交易)。由于单位土地价格(地租和地价)伴随内卷型农业而上升，完全消灭了之前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雏形——那是因为小农户使用廉价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力来协助生产(笔者称之为农业生产的“家庭化”)，使经营式农场无法与之竞争。以上现象都是与两大主流理论预期相悖的中国实际。

当时，此文在国内引起比较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包括几大主要学刊(《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所组织的围绕此文和笔者《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书的学术会议和多篇专题讨论。如今回顾，此文所指出的中美在理论上的分歧，与其在分歧之中仍然存在的共识，以及其所引发的“规范认识危机”仍然在主宰着中国研究；其不同不过在于，1990年之前的分歧和共识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已经不再是西方学术和大部分中国学术间的分歧，而是广泛存在于中国国内在改革期间兴起的学术间的分歧，也仍然是新古典自由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分歧。两者间的前提共识，尤其是规模化生产必将替代小农户生产，仍然是与中国实际相悖的。我们需要直面这样的悖论。

本编第二篇文章一方面延续了上一篇文章的思路，探讨的问题仍是为何与如何建立比西方两大主要理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但加上了几个前文所没有的维度。它是“悖论”文16年之后的著作，当时笔者已经完成1990年开始做的从法律诉讼档案出发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及其近现代演变，试图从法律的实际运作(“实践”)出发来认识和概括中国法律传统的两本专著。其与之前的《华北》和《长江》的不同，既是由于题目(法律)本身的影响，也是由于受到新理论潮流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集中考虑到之前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没有的重要维度——法律的“表达”(或“话语”)与司法实践之间的关联。

同时，由于中国法律话语/表达与西方十分不同，笔者认识到，两者在思维习惯方面也带有深层的不同——一个比较注重逻辑上的一致性(“形式主义”逻辑的思维)，并因此具有比较强烈地将其理论推向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下面还要讨论)；另一个则相反地强烈倾向二元互动合一的思维(在法律方面，特别是长时期的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的二元并重)笔者将其称作“实用道德主义”。这种二元互动合一的思维，与西方的二元对立思维习惯形成鲜明的对照。

由此，笔者认识到，中西方的不同不仅是经验实际和理论概括方面的不同，更是话语和实践之间关系的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仅是认识到中国实际与西方理论间的“悖论”，更要认识到两者在表达和思维习惯上的不同。要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括，不仅要照顾到双方经验实际之间的不同，更要照顾到双方表达方面的不同。不仅要认识到二者在话语和运作两维任何单一维之间的不同，更要认识到两者在对待两维之间如何相互关联的不同。

中国长期习惯于两者的互动合一，西方理论思维则多侧重依赖演绎逻辑来达到逻辑上的统一，使其理论成为单一面化的建构，甚至是不符合实际的理想化建构。它不仅对待中国如此，对待西方自身的历史经验也如此。因此我们不仅要照顾到中国实际与西方理论间的背离和差异，更要考虑到西方的理论概括与其自身的实际和实践间的差异和不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笔者之后长期探索的一个重点。

由于该文是笔者为国内青年学子开设的“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课程(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所写的总结性介绍，在表达的层面上更直白简约，并加上了一些有关学界动态的比较实用的具体说明和细节，也许要比一般的学术论文更简约易懂。笔者后来将其纳入2007年出版的第一本理论—方法书《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作为代结论。它足可代表和总结笔者当时对于如何处理理论与经验实际之间关联的总体性思考。当然，也是对之前“规范认识危机”一文的推进和更新。

本编最后一篇文章是笔者2015年出版的第二本方法—理论书《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的导论。以上总结前两篇文章的重点在于中国的经验证据和西方的理论概括之相悖。《实践与理论》中包含了之前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相悖的内涵，但同时也明确地聚焦于实践与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受到布迪厄实践理论影响的概念，即用“实践”来超越西方理论界普遍倾向主观与客观、普适与特殊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将其看作二元互动的领域。譬如，“实践”既带有客观的阶级“习性”的一面，也带有临时、紧迫的主观抉择的一面。又譬如，“资本”同样既带有物质的一面，也带有主观“象征(资本)”的一面，两者可以相互转换。这些是超越主观和客观、能动和结构、物质和象征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的重要洞见。

但与布迪厄不同，笔者关注的不仅是横切面中的实践与理论的关联，更是纵向的长时段历史演变中两者既背离又合一的关联。这是布迪厄理论中所没有的维度。笔者聚焦于此的原因，是新近完成三卷本中国法律体系的研究专著。正是在高度道德化的理念和实用性的法律实施(实践)的长期共存和互动中，形成了中国正义体系演变的基本动力，也组成了其“实用道德主义”的核心，即其“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一回事，但合起来又是另一回事”的特征。这不仅是中华法系长期以来的基本特征(和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法律传统十分不同)，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

此文所采用的论析方法是通过中国实践的经验证据，与韦伯的形式主义理论、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及康德的“实践理性”理论等之间的来回对话，来澄清笔者所形成的“实践历史”“表达与实践”“实用道德主义”等主要研究进路和概括。一方面，它是之前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悖论”概括的延伸；另一方面，该文后来成为笔者迄今六七年中的一些进一步思考的主要出发点，尤其是从主要是回顾性的“悖论”文章进入对现实的关怀和研究。它伴随笔者近15年从主要为英语读者写作转为主要为国内读者写作，从对中国现实的“想而不写”到积极关怀，更进入对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前瞻性问题的探索。

二、选择与综合西方不同理论传统

上一编的三篇文章是以与西方理论对话为给定前提的。笔者从自身的阅读和学习经验(从35岁开始认真关注西方理论)中逐步形成的进路是，我们必须掌握西方不同的主要理论传统。其原因，首先是通过它们之间的争论或相互批评来推进并深化自己对各理论传统的认识；同时，借助西方不同理论关于中国的洞见来推进自己关于中国的悖论经验和实践的概括，目的是创建最符合中国实际和最强有力的理论概括。本编聚焦笔者带着以上目的学习西方理论的一些经验和思考，包括对各大理论传统，从其是否具有对中国的实际洞见的角度来进行论析。笔者将此项工程称作“选择与综合西方不同理论传统来认识中国”，对西方不同理论进行有选择的取舍和重构。

笔者自始便多聚焦于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和意识形态，以及比较“另类的”实质主义理论，尤其是“小农经济理论”。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兴起之前，它们堪称西方三大主要学术理论传统。在笔者1990年从农村社会经济转入法学研究之后，则更多关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并同时将自己所较多借助的“实质主义”理论推广到笔者认为与其具有高度亲和性的实用主义和实践主义理论。笔者一直以来的做法是将各家各派理论都视作问题而不是答案，用关于中国的经验证据来对其做出取舍、修改、推进和重构。

本编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98年，此文是笔者经过二十多年的积极学习和使用理论之后的回顾和反思。文章首先说明，理论绝对不是给定真理而仅是可用资源，使用理论的最好方法是按照经验证据来对其做出取舍，并且绝不限于单一理论传统，而是借助所有可用理论资源来形成关于给定题目或相关经验证据的最符合实际和最强有力的概括。本文回顾自己对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实质主义理论的使用之外，还突出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贡献及其偏颇。文章同时指出，我们需要避免、防御学术界四大常见的理论运用陷阱：不加批判地盲目使用、意识形态化地使用(为的是权力和控制而不是求真)、出于某种感情因素(如民族感情或西方VS. 中国中心主义感情)地运用，或功利性的赶时髦地理论运用。其中关键在于真诚的求真学术动机——尤其重要的是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诚挚关心。

本编第二篇文章《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与高原合写)，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普遍显示的“科学主义”偏颇的论析，说明社会科学理论大多试图模仿18世纪牛顿力学所追求的普适和绝对真实理论(可以在实验室证实的理论)。但是，两者的研究对象——人间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不同的。人是具有意志、感情、理念的实体，不可等同于简单的一对一的可以在实验室中重复的牛顿物理世界。虽然这是明显和基本的道理，但社会科学迄今仍然带有追求普适科学规律的强烈冲动。然而，实际上，即便是物理学，如今也已经从简单的牛顿力学转入充满不确定性、相对性的量子力学的认识。但是，今天的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和法学，仍然坚决追求普适真理和规律。譬如，形式主义法学，特别是美国的“古典正统”法学，仍然坚决将法学设定为类似于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从几个设定的基本公理(axioms)出发，然后演绎出一系列普适的定理(theorems)，坚决要求采用同样的形式化推理来设置、论析人间世界的法律。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及法学的“个人权利”这两大被设定的前提性公理，相对实际而言，也明显是比较片面化和理想化的建构，但它们迄今仍然主宰着“主流”经济学和法学。

在方法层面上，笔者特别指出，除了传统的演绎和归纳这两大科学方法，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实用主义理论鼻祖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所提出的合理推测方法(abduction，区别于演绎[deduction]和归纳[induction])。它是如今医学诊断中常用的方法，既不同于归纳也不同于演绎，而是在有限的经验证据之上，逐步做出合理推测，逐步排除错误的推测，最后得出最终的诊断。对社会科学来说，它其实比传统的(形式主义的)演绎和(经验主义的)归纳更为适用。其实，灵活的、有限定经验边界的结合演绎、归纳和合理推测的研究方法，要远比简单地主要依赖演绎逻辑的形式主义论析更强有力，更可能得出符合经验实际的概括。

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所提出的学术理念——“中层理论”，即有限定经验范围的可资论证的，区别于宏大的不可论证的(只会导致众多无谓争论的)普适理论。笔者认同默顿的这部分思路，但并不认同其意图凭借中层概念的堆积来达到全面的普适理论的追求。

正因为如此，如果能够恰当地界定适用范围，有的理论家确实能够通过对几个关键要素的论析来得出充满启发、带有解释力的局部性理论。笔者在这里以经济史理论界的瑞格里(E. Anthony Wrigley)、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和恰亚诺夫(A. V. Chayanov)为实例，指出他们的理论对认识中国历史实际的有力洞见，以及他们和更高度科学主义化和意识形态化，主要追求普适理论的理论家们(如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科斯[Ronald H. Coase]、诺斯[Douglass North]等)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