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

导言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一位喜欢在他的作品中安插一个提问者，以帮助他以一种不那么正式的、直接的和个性化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思想的作家，曾经借他“想象中的访谈者”之口说过如下的话：“读者不大高兴……这是我的错；我本该对你有更好的提问。如你所说，你的思想在你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访谈者的任务就是要闯入你的隐私；那就是要让你谈一些你自己不会提到的事情。”

    我进行这些访谈的部分目标正是如此：让在这些书页里聚集到一起的每一个史学家都能流露出一些东西，而那是阅读他们的著作所看不到或者不会这么清楚地看到的；激励他们将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是隐而不显的或者是假定的，并且因此相对而言读者不大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明确地表述出来。正如“访谈”（interview）一词本身所表示的——它来源于古法语中的entrevoir一词，意思是瞥视、短暂的或突然的观看，或者是模糊的认识和理解，这是一种以某种非正式的约定俗成为基础的流动不居的文体，造就出来的是相对而言结构散乱而不成系统的终端产品。因而，与完备的、前后一贯的学术论文适成对照，访谈可以看作是某种多少介于思想和严整的写作之间的文体，某种能够捕捉运动中的观念的文体，并且因此应该将它视作更加结构谨严的文本的补充物而非替代品。访谈给读者提供的是一系列的快照，是各个历史学家在某个特定场合甚至是某个特定时刻的所思所想的图景。

    将享有国际盛誉的史学家们在一本书中聚集到一起来非正式地谈谈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著作，这样的念头出自偶然。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一部著作的葡萄牙文译本出版之时，他正暂住在牛津，圣保罗一家报纸的文化副刊让我去采访他，访谈并不一定集中在他那本被翻译的著作上，而是要讨论若干更加广泛的问题。那份材料中的一部分一经刊行，我的许多同事、学生和朋友都建议说，对其他历史学家做类似的访谈，不仅有益于那些对他们的著作已有所了解并期望更进一步探骊得珠的人们，并且对那些对历史事物只有朦胧兴趣的更加广大也更加纷繁复杂的受众也有所裨益。

    本书所汇集的这些学者之所以被选入，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同行公认为他们各自领域的权威，同时也因为他们在所谓的“新史学”（New History）中所占有的显赫地位。他们全都是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领域——新史学的革新中最为显著的领域——卓尔不群、富于创新精神并且影响深远的历史学家。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他们可说是发布“权威话语”的人，并被认为在他们各自专长的领域定立了标准。即便是作为人类学家更加知名的杰克·古迪，也被视作新史学主要人物中的一员，并因为他的才智和胆略而受到崇敬。换句话说，这里所访谈的九位史学家不仅仅是原创性的——所有优秀的历史学家理所当然都是原创性的，而且在他们的风格和思想取径上都尤其有所创新。话虽如此，不可否认的是，按照此种标准，还有许多其他的史学家可以入选。

    给他们提的问题并非总是一样的，因为我的意图就是要显露出这些史学家身上某些个性化的东西，让他们有机会表达出严格的学术文本所必定要普遍压制的那些思想和情感来。问题都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做的，一般而言旨在让回答者谈论他们的生活所选取的方向、他们的思想选择、他们的著作对于学界内外所具有的蕴涵，以及他们对当今思想潮流和运动的反应。这些问题照例都没有事先发给过受访者，除非他们提出要求，而那样的情形只发生过一次。可以想见，倘若我采取的办法是对他们所有人提出同样的问题，那么，他们对历史主题和方法的共识和分歧之处将会体现得更加鲜明；目前的办法是对这样一些目标——自发性、灵动性以及对他们各自个性的尊重——的折中。无论如何，我们可以饶有兴味地观察到，与受访者们的共识和分歧之处相关的是，某些显要的人名如何被反复提及——或者是对他们自身的专业发展，或者是对一般而论的历史学家而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别的一些人名却没有露面。虽然绝大部分受访者都自动地提及马克·布洛赫和雅各布·布克哈特，却只有昆廷·斯金纳提及托马斯·库恩，只有卡洛·金兹堡提及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奥尔巴赫和雅各布森，并且唯有斯金纳才将福柯描述成对于历史学家的训练而言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对于历史编纂学普遍问题的反思，往往自发地出现在这些历史学家谈论他们自己研究的时候，并且人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们是在相互探讨这些问题。然而，当这样的情形没有顺其自然地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试着采用稍微逊色一些的办法，那就是试图推动他们向着这个主题走，并且甚而在有的时候引入某种对话的因素，那不仅是他们和我之间的，也是这些受访者彼此之间的对话。在这样的情形下，我力图不仅将我们之间的对话引入“预制”的问题，而且也引入由他们的某一位同行所提出的更加普遍的主题，那取决于他们所能排开的时间，以及他们是否乐意来反思这样一些话题，比如说，心态史、微观史、自下而上的历史、比较史学、妇女史、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相关性等等。

    所有访谈都是我亲自进行的，并且有两次——凯斯·托马斯和丹尼尔·罗什——我的丈夫彼得·伯克也参与进来，他也是我所访谈的史学家中的一位。我必须承认，我的好奇心并没有限于受访者的思想方面：还另有一个更加凡俗的方面。研究时尚的史学家、“衣着文化”的专家丹尼尔·罗什穿的会是什么呢？布里格斯勋爵和凯斯爵士的头衔会使得他们与其他常人的表现有所不同吗？在罗伯特·达恩顿——他本人在做《纽约时报》的记者时就是一名出色的访谈人——的面前扮演记者会有多么困难？

史学家们给出的对单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九个访谈本身的篇幅长短不一。这样一些差异大都缘于他们所能给出的谈话时间和他们各自的个性，那当然也就决定了对话的调子有着何种程度上的个性化和亲切感。他们中的几位，包括杰克·古迪、昆廷·斯金纳和（出于显而易见的缘由）彼得·伯克与我数次晤面，加起来谈到了八个小时；其他人，如阿萨·布里格斯，我只见到了两次，加起来谈了不超过两个小时。在剑桥，杰克·古迪开朗随和的个性与昆廷·斯金纳的审慎严谨和有节制的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凯斯·托马斯在牛津的小心和精致的反讽，与卡洛·金兹堡在博洛尼亚的热情洋溢和甚至有些鲁莽的生气活力正好相反，仿佛他们的言谈是特地要来展示和对比拉丁与不列颠的性情一样。罗伯特·达恩顿轻松活泼的谈话经常被他独具特色的笑声所打断，他是最愿意谈论自己家庭生活的人之一，在这方面只有他在普林斯顿的朋友和同事纳塔莉·泽蒙·戴维斯能胜过他。作为唯一被访谈的女性，纳塔莉·戴维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在谈论自己研究时的温馨和她即便是在谈论纯粹学术性的事情时表达自身情感的天赋——那也许是一种重要的女性的特质。阿萨·布里格斯总是来去匆匆，他的回答似乎早已准备好了从舌尖吐出，他同时也是受访者中最直接、最少个人色彩的一位。在这方面他与丹尼尔·罗什颇为相像，后者以其平和、安详而又不动声色的语调，令自己显得惊人地、超乎情理地谦逊。丹尼尔·罗什新近刚刚入选声誉卓著的法兰西学院——这是一个国际知名的机构，建立于16世纪，近年来吸收了诸如费尔南·布罗代尔、米歇尔·福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皮埃尔·布尔迪厄等显赫人物，进入那一群特选的教授之列，他的谦逊与通常和法国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大相径庭。

    从口头到书面的介质的转换带来了一些问题。书面文字在多大程度上捕捉住了原先口头文字的表达？在多大程度上，手势、表情、外观和音调的阙如会扭曲这里所要转换的东西，并且使它容易被误解？毫无疑问，当你无法目睹金兹堡独具特色的意大利式手势，听不到纳塔莉·戴维斯快速而温馨的声音，在聆听斯金纳滔滔不绝的言谈时看不到他脸上的表情，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下，肯定有某些东西会丧失掉。在从我们面对面对话的一字不差的全部录音素材中编辑这些访谈时，我关心的是，不仅要忠实于谈话者的思想，而且也要尽可能地保存他们各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和语调。出于这个缘故，当我试图传达在对话中我所听到的强调声调，并保存一些在有的时候具有高度表情达意功能或激情洋溢的说话方式时，我就使用感叹号。这些感叹号比我搞文学的朋友们所允许的出现得更为频繁，虽然比之我原来的文本出现得更少一些，因为有少数几位受访者声明他们没有“用”感叹号——即便是在说话时！类似的是，我尽了一切努力来尽可能地保留这些访谈作为非正式的口头对话的本来风格。当然，我不得不介入其中，将最明显不过的重复、停顿、赘语删除，浓缩片段，重新排列整理句子，等等；也就是说，我所做的编辑工作是作为听众（而非读者）在自己头脑中自动就会做的事情。然而，我还是最大限度地在没有重大改变的情况下，保持了诸如犹豫不定、不明确、重复、主题的迅速转换或者模糊和不完备的回答，只要它们没有影响到对于所表达思想的理解。

    访谈时的情境和访谈者—受访者之间的关系都会存在一些问题。自从一个世纪以前访谈的刊行成为一个相对普及的文化活动以来，对于访谈和访谈者的不信任一直是个不断重现的话题，而历史上有的是不情愿的受访者的例子。他们对于自己同意要承担的角色心怀不安，许多人对于访谈人，甚至是访谈本身如实地展现他们的能力疑虑重重——有时候他们的确有很好的理由。比如说，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就因为他“对于访谈人的厌恶”而从不接受访谈，而柯南·道尔(Conan Doyle)曾经发誓“绝不再见一个访谈人”。其他的许多人，比如曾经把访谈说成是“煎熬”的韦尔斯(H. G. Wells)，和将访谈视作一种“不道德”的活动的罗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却扮演过他们显然很憎恶的角色，韦尔斯访谈过斯大林，吉卜林则访谈过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晚近以来，磁带录音机的运用似乎提供了摆脱访谈者的控制和保障访谈准确性的手段。于是，像演员沃伦·贝蒂、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和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等人，就坚持自己对他们的访谈录音。

     数十年以前，作家和记者韦德·梅赫塔以对几位著名的英国史学家的访谈为基础出版了一本极其成功的书。当时，那些史学家正在卷入一场有关史学理论的大论战中。梅赫塔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决心要更好地了解作为思想家和个人的这些史学家，他常常是到这些人的住所去与他们会面。他回忆说，他们之间的对话并非总是很友好。比如说，有一次，从A. J. P. 泰勒那里，他受到了被他看作是“分别时的一击”：在他正要搭上出租车离开那位大名人的家时，后者说的话颇为犀利：“当你与书籍一起生活的时间像我这么长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更加喜爱它们而不是人。”

    在这里汇集的访谈中，我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形，所有的访谈都具有一种非常友好和温文尔雅的气氛。当然，有的历史学家会比别人紧张得多，更加担心不小心说了什么话的危险，更不情愿回答某些问题，并且更加关切地去审查原来语种或葡萄牙语和英语的转换文本。然而，他们中没有人表现出害怕他或她的言辞和思想遭到歪曲，并且在审查葡萄牙文本时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改动。即便是小心谨慎的凯斯·托马斯（他有好几次说“请关掉录音”，从而打断了录音），也没有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动他所说过的话。英文本中则有几位受访者重新改动了某些段落，以此来表达他们过后不同的想法。

    以下的访谈是按谈话人的年资来安排顺序的。杰克·古迪最为年长，而昆廷·斯金纳最为年轻。既然没有其他标准可循，要将一门主要是研究时间流逝的行业的从业者安排出场，这条标准似乎最适合，而且也能表明过去这几十年历史著作的发展轨迹。每一次访谈的引言仅仅旨在给读者提供该史学家的背景信息，那也许对于理解随后的讨论有所助益。每份访谈后面都会有该受访者著述的选目。

最后，我希望我作为编者的介入——将谈话转化成书面语言——能够使得读者与我一起分享这些丰富多彩而又动人心魄的对话，它们表明，严肃和深刻能够与轻松和幽默毫无芥蒂地共处并存。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访谈录中，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通过与九位引领了“新史学”写作的学者的深入对话，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考察了所谓“新史学”的特性。在访谈中，阿萨·布里格斯、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兹堡、杰克·古迪、丹尼尔·罗什、昆廷·斯金纳、基思·托马斯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其他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访谈者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具有吸引力。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Maria Lúcia Pallares-Burke），巴西圣保罗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员，专长为文化史研究。著有The Many Faces of History等。

译者简介：
彭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 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等。

致　谢
导　言
杰克·古迪
阿萨·布里格斯
纳塔莉·泽蒙·戴维斯
凯斯·托马斯
丹尼尔·罗什
彼得·伯克
罗伯特·达恩顿
卡洛·金兹堡
昆廷·斯金纳
索　引
译后记

在这本别开生面的访谈录中，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通过与九位引领了“新史学”写作的学者的深入对话，探讨了历史写作的新路径，考察了所谓“新史学”的特性。在访谈中，阿萨·布里格斯、彼得·伯克、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兹堡、杰克·古迪、丹尼尔·罗什、昆廷·斯金纳、基思·托马斯和娜塔莉·泽蒙·戴维斯，就他们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们与其他重要史学家和理论家之间的关系，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访谈者促使每一位历史学家说明他们的方法的合理性，反思自己的思想轨迹，将历史学家们原本可能深藏不露的经历和思想清晰地展现出来。这些访谈为当代史学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和关注点提供了新的洞见。这样一部生动而予人启迪的著作，对于学生和研究者而言都具有吸引力。

【英】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Maria Lúcia Pallares-Burke），巴西圣保罗大学历史学教授，剑桥大学拉美研究中心研究员，专长为文化史研究。著有The Many Faces of History等。

译者简介：
彭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著有《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考察》、《精神、自由与历史：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A Critical Hist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合著）等，译有《自然权利与历史》《德国的历史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