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责论

以德国人精神状态为主题的大学系列讲座导论

德国人必须进行精神层次的沟通，目前全民缺乏基本的共识，我们应该努力开展交流和对话。
我的讲课稿最初是由我和身边的人在各自社交圈的谈话衍生而出。
每个人都应该以自己的方式看待本文的思想——不要简单接纳，而要认真思考——也不要粗率反驳，应该努力思索、回顾和审视。
我们应该学会对话。也就是说，不要一味地谈自己的想法，应该多倾听对方的心声。我们不要坚持己见，应该考虑到社会和时代背景，了解种种原委，敞开心扉接纳新的认知。我们应该学会换位思考，与自我认知矛盾的那一部分正是我们应该探索的部分。在矛盾中寻找共性比匆忙摆明立场更为重要——后者总是导致对话无望的结束。
慷慨激昂的审判并不难；难的是平静的回顾。固执己见、中断交流并不难；难的是超脱个人立场、坚持不懈的探索真相。抓住和坚持一个想法，对其他思想嗤之以鼻并不难；难的是循序渐进的进步，永不抗拒新的质疑。
我们必须做好思考的准备，不再沉溺于骄傲、绝望、愤怒、不甘、复仇和蔑视等种种感觉，应该让这些情绪冷却下来，睁眼看现实。
但我们的现状正好与全民对话的期望相反——人们惯于认为，一切都与己无关，不愿做出任何决定；他们很难经过全面坦诚的思考，用明澈的头脑做出真正的抉择。人们惯于通过言辞逃避责任，很难在不固执己见的情况下坚守个人的抉择。在任何一个时代，人们惯于毫无反抗地顺应时势，很难通过灵活坚韧的思考做出彻底的抉择，并以此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如果我们真的开始全民对话，就要把问题追溯到根源。我们心中肯定有一些想向别人诉说的或者值得诉说的故事。让我们在对话中安静下来，共同倾听那些真实发生的事。
我们不应该对彼此发怒，而应为对方寻找解决之道。感情用事只会妨碍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没必要捶胸顿足地指责对方，借以抬高自己的道德优越感，事实上这是对别人的情感伤害。但也不必体贴入微地谨守社交分寸，以沉默显示温存，虚情假意地安慰对方。你可以提任何问题，不必顾忌虚文俗礼，不必顾忌情感或者世俗的教条，但是你也绝不可挑衅式地、毫无理由而又轻率地做出判断，无礼地做出当面羞辱的事。
在这场全民对话中，任何人都不是他人的审判者，每个人都既是被告也是法官。这些年来，我们对损害他人的事情听之任之，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但上述要求只可能部分的实现。我们总是习惯于自我辩护，控诉一切貌似与我们对立的势力。今天，我们应该比以往更加严厉地审视自我。我们应当明确一点：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是幸存者有理，胜利者才有话语权，上位者总是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和公理，但对于失败者、无权者和历史大事件中的受害者而言，这之中蕴含着深深的、盲目的不公。
古往今来，各个时代无不如此。1866年至1870年普鲁士德国的民族主义喧嚣曾让尼采感到恐惧，那时情况如此，1933年后狂热的纳粹主义尘嚣日上，情况也同样如此。
因此我们现在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又陷入了另一场喧嚣，是否在自以为是，自认为幸存者和受难者的身份就让我们获得了合法权力。
让我们搞清楚一点：大家能够存活下来、幸免于难，并非仰仗自己；我们之所以能在可怕的大毁灭中获得新生的机会，不是依靠自身的力量。我们无法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不配得到的合法权力。
现在德国领土上的每个政权都是盟军授权建立的政府，我们中的每个人，每一个德国人的行动空间都取决于盟军的意志或许可。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内心的诚实强迫我们始终牢记这个事实。它教会我们远离傲慢、学会谦逊。
但就像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现在，愤怒的人们认为他们拥有一切权利，他们认为自己被他人所累，理应获得补偿。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我们在对自己发火。我们应该去除心中的愤怒，清理自己的灵魂。
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不仅要运用头脑，还要用到自己的心。你们这些听课的学生，也许会与我产生共鸣，也许会对我产生反感，内心深处，我也难免有情感的波动。在单向交流的讲座中，由于无法进行事实上的对话，我难以避免地会让某些人产生受到人身攻击的感觉。开始讲课之前，我有个请求，假如我有侮辱性的言辞，请你们原谅我！那绝非我的本意。但我已经下了决心，不惮以最审慎的态度提出最激进的思想！
如果我们开始学着对话，我们将获得亲朋好友之外更多的人际关系。长此以往，我们将建立一个日后与其他民族对话时不可或缺的全民共识。
在彻底的坦率和真诚中才能找到我们的尊严——即使在无权的状态，其中也蕴藏着我们唯一的机会。每个德国人都应该问自己，他是否愿意走这条可能通向彻底失望、继续受损、被当权者轻易盘剥等种种危险的道路。答案是，这是唯一一条能让我们不至于沦落为灵魂贱民的道路！路的尽头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走着看。它是悬崖边一场精神和政治上的冒险。即使取得成果，也是在很久以后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别人不会信任我们。
也许在短时期内，保持骄傲的沉默是合理的态度，人们躲在面具后喘息和思考。但是长此以往，它会变成自我欺骗和对他人的谎言，让人们执意隐瞒，回避真相和逃避现实。这种骄傲是把沉默当作无权者仅剩的抗争手段，自以为刚强，实则是在逃避。
目前在德国进行对话是十分艰难的，但它却是当务之急，因为我们曾经的经历、感受、愿望和行为千差万别。在强制的共同体表象之下，掩藏着丰富多样的可能性，现在应该让它们表达出来。
我们应该看到与自身截然不同的处境和态度中包含的难处，并且学会同情。
今日的德国人也许只有一个负面的共同点：我们都属于一个被彻底打败的民族，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胜利者是否肯宽恕；我们没有联系彼此的共同基础，社会四分五裂：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每个个体又都那么无助。我们的共同之处就是缺乏共性。
过去十二年，在千篇一律的舆论宣传下，我们保持着缄默，内心却有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德国人并没有一致的灵魂状态、价值观和愿望。由于我们曾经信仰的、信以为真的、被视为生命意义的东西完全不同，现在每个人的内心转变方式也必然完全不同。我们都在转变。但我们将通过不同的心路，走向内心追寻的、建立在真相认知之上并让我们再次团结起来的、新的民族共识。人人都能在这场大灾难中重铸自我、再获新生，而无需担心失去尊严。
过去十二年，德国不存在公开的讨论，即使人们持反对意见，也只敢和亲近的人私下里谈论，甚至有时在朋友面前也有所保留，这种局面造成的后果是，现在人们的不同观点一下子都暴露出来。公开的、全面的舆论宣传具有诱导性，对于过去十二年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来说，纳粹主义的思维和说话方式几乎成了不假思索的本能。
现在当我们又能自由地发言时，我们发现大家好像来自不同的世界。但我们毕竟还都说着德语，都在这个国家出生，都以此为家。
我们应该互相适应，学着对话，试着说服对方。
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大相径庭，几乎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有的人在1933年看到国内的可耻罪行之后，内心已经与之决裂了，有的人从1934年6月开始清醒，还有一些人从1938年大规模排犹开始，许多人在1942年看到德国可能失败或者在1943年确信德国将战败时才清醒过来，另一些在1945年德国真的战败后才大梦初醒。对于前一类人来说，1945年意味着通向新未来的解放，而对后一类人来说则是所谓德意志帝国的终结。
一些人早就看出极端思想将是肇祸之因，且预见到了后果。他们从1933年开始就渴望西方国家的介入和干涉。德国监狱的大门已经被关上，只能指望外来的解放。德国灵魂的未来取决于这次解放。如果同种同文的欧洲诸国从欧洲人的共同利益出发，及早施以援手，德国的本质尚不至于被全然摧毁。但我们没有盼来解放，就这样到了1945年，直到我们的现实和道德世界遭到了可怕的毁灭。
但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同意以上观点。除了那些曾经和依然把纳粹统治视为黄金时代的人之外，还有一些德国人认为，纳粹德国取得的胜利并不会带来德国本质遭到破坏的后果。相反他们还从胜利中看到德国光辉的未来，他们认为，只要希特勒一死，胜利后的德国能立刻摆脱纳粹党。他们忘记了那句老话：一个国家政权只有依仗建立政权的力量才能维持下去，他们不相信，胜利后的德国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恐怖主义，当战后军队被解散之后，党卫军统治的德国将成为一个荒凉的、毁灭性的、没有自由的世界强权，人民被奴役和控制，令所有德国人感到窒息。
从外在形式看，今天我们个人的苦难完全不一样。每个人都有着身心的烦恼和苦痛，受到严重的限制，但形式各有不同：有人还有房子和财产，有人却在大轰炸中失去一切，有人在前线作战、在家中受苦，有人却在集中营里受难，有人被盖世太保迫害，有人却是政权的受益者——当然他们也生活在恐惧中。几乎每个人都失去了至亲好友，但不同的原因——死在战场上，死于轰炸，死在集中营里，被纳粹屠杀——却导致截然不同的想法。我们有着不同类型的苦难，对于多数人来说，只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才有意义。每个人都把自己遭受的巨大苦难和损失看作是一种牺牲，但为什么牺牲，人们对此却有着极为不同的认识，这些分歧引起了人群的分裂。
信仰的缺失导致了巨大的分歧。只有超验的宗教或者哲学信仰才能让人扛过这场大灾难，世俗的信仰是脆弱的。纳粹信徒们目前的想法比纳粹当政时更荒谬，惟其如此，他们才能抓住逝去的梦想。民族主义者则站在他早就看穿的纳粹主义的堕落本质和德国的现状之间，不知何去何从。
以上种种差异不断导致德国人的内部撕裂，且愈演愈烈，因为我们缺乏民族性和政治性的共同基础。事实上我们只是生活在共同的政治阴影之下，团结的表层下有着深刻的分歧。我们极度缺乏对话交流和彼此倾听。
很多人根本不想思考，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他们只需要口号和服从，从来不提问题，也从来不作出回答，只会重复着学来的套话。他们永远固执己见和盲目服从，从来没有反省和觉悟，因此也谈不到被说服。如果那些人根本不想内省和思考，也不想借助理智和信念找到独立的自我，对话又从何谈起呢？
只有我们德国人在交流中彼此适应，德国才能找回自我。只有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才能真正学着进行对话。
强迫式的统一是不可取的，在大灾难中它将如幻影般消逝。唯有通过交流对话和互相理解，取得一致的意见，我们才能建立一个稳固的共同体。
讲课稿中列举了一些典型事例，请大家不要据此评判别人。如有人对号入座，作者概不负责。

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至1946年冬季学期，雅斯贝斯在海德堡大学作了关于德国的罪责问题的主题演讲，后集结成书出版。本书对于德国战后清算历史、反省战争罪责、促进国民对历史的理解和判断、重塑其道德和政治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雅斯贝斯对德国人的战争责任所做的法律、政治、道德和灵魂四个层面区分的论断，被认为是关于集体罪责问题分析最为经典的伦理框架之一，不仅影响了德国战后几代人，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916年任海德堡大学心理学教授，1921年被聘为该校哲学教授。1937年被纳粹政府解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职。1948年至1961年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3卷，1932）、《生存哲学》（1938）、《论真理》（1947）、《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哲学导论》（1950）等。

《罪责论》中文版序  徐贲

罪责论

前言
以德国人精神状态为主题的大学系列讲座导论
罪责论

A 罪责分类提纲
1 四个罪责概念
2 罪责的后果
3 权力，权利和宽宥
4 审判者，被审判者和审判对象
5 申辩

B 德国问题
I 对德国人罪责的区分
   1法律罪责
2政治罪责
3 道德罪责
4 灵魂罪责
5 综述：a) 罪责的后果
         b) 集体的罪责

II 辩解的可能性
   1 恐怖主义
   2 罪责和历史背景
   3 他人的罪责
4 所有人的罪责？

Ⅲ  自我反省
   1 对反省的逃避
   2 反省之路

1962版《罪责论》后记

德国联邦议院关于纳粹德国大屠杀罪行追诉时效的辩论
（1965年3月10日与25日）

参考文献

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至1946年冬季学期，雅斯贝斯在海德堡大学作了关于德国的罪责问题的主题演讲，后集结成书出版。本书对于德国战后清算历史、反省战争罪责、促进国民对历史的理解和判断、重塑其道德和政治意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雅斯贝斯对德国人的战争责任所做的法律、政治、道德和灵魂四个层面区分的论断，被认为是关于集体罪责问题分析最为经典的伦理框架之一，不仅影响了德国战后几代人，也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卡尔•雅斯贝斯（1883—1969），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1916年任海德堡大学心理学教授，1921年被聘为该校哲学教授。1937年被纳粹政府解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职。1948年至1961年受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普通精神病理学》（1913）、《世界观的心理学》（1919）、《哲学》（3卷，1932）、《生存哲学》（1938）、《论真理》（1947）、《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1949）、《哲学导论》（1950）等。

【在线试读】
1962年版《罪责论》后记

这原是一篇写于1945年的讲课稿，我在1946年1月和2月的大学课堂上宣读了讲稿，后来它又被正式出版。这篇文章让我们回想起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德国人每天面对着暴风骤雨般的指责。除非谈公事，美国士兵被禁止和德国人交谈。德国民众现在才完全了解纳粹德国的罪行，当时我对纳粹罪行的计划性和规模性也认识不足。那时大家都活得非常辛苦，不管留守在家里的人，还是后来被送往各地的战俘们，或者被驱逐的人。老百姓束手无策，沉默无语，心中压抑着愤懑，在某个时间段里也许还显得麻木。许多人想从战胜国那里为自己捞点好处。有人抱怨悲叹，有人铤而走险。人们只能从家人和朋友身上得到些许温情。
我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个人的思考成果：在承担业已明确的罪责的同时，德国人应该怎样维护自身的尊严？文章还提到了战胜国应该承担的罪责，提及这一点，不是为了帮德国人脱罪，而是为了维护真理，捍卫个人的合法权利，使德国人免受政治上的迫害。这篇文章能在盟军占领区公开出版，本身已经证明，同盟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具备自由的精神。一位著名的美国人曾经对我说，我的文章不仅适合德国人看，也适合让同盟国的国民看。我曾经努力帮助德国人找回自我，让他们能重新呼吸清新的空气。这篇文章也有助于德国人和战胜国的人民重新建立起友谊的纽带。
虽然那时资料匮乏，但愿意了解真相的人都很清楚纳粹政权的基本特征：狡猾的策略，彻头彻尾的谎言，罪恶的企图。重获新生的德国人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书中的论述大体是正确的，只有一处例外，那就是在看待当时刚建立的纽伦堡法庭的问题上，我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理念是伟大的。那时我们已隐约看见，改变人类世界的某种东西似乎在未来闪烁着微光——世界各大强国团结起来，对罪名确凿的战争罪行施以严惩，从而确立了国际公理，创造了新的世界格局。从此之后，任何政治家、军队将领和官员都不得以国家利益或者命令为借口。所有的国家行为都必须通过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个人——可能是领导人和各级官员——来完成。国家元首的职权归于国家，其本身仅是一个神圣而非凡的象征。现在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国家犯罪由某些特定的人承担罪责。命令和服从包涵着必要性和荣誉感，但服从命令的人不能在明知它是犯罪的情况下执行命令。国家层面的政治誓言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特征，那就是它必须以宪法为基础，或者针对某个有自身的目标和理念并已向公众宣布的团体，不能把政治和军事机构的某些人作为效忠对象。个人的责任永远不会终结。虽然世界上存在激烈的冲突，但犯罪事实是很容易辨明的。当我看到犯罪的可能性和犯罪开始的迹象，犯罪事实上已经开始了。当人们在某个地方听到这样的呼喊声：“德国觉醒，犹大去死！”“现在要有人头落地！”当希特勒向波滕帕谋杀案 的凶手发出贺电时，即使犯罪尚未成为事实，公众尚未参与进来，人们的良心就应该发出警告了。按照新的理念，凡下命令或者执行命令造成犯罪的人，都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审判。以这样的威慑手段维护和平，人类以通俗易懂的道德为纽带团结起来。这样人类才不会再重复我们的遭遇：在自己的国家里被剥夺尊严，失去人权，被驱逐和谋杀，却无法得到国际社会的保护。自由国家竞相讨好希特勒却背叛了德国人民，自由国家的公民成群结队地来到柏林参加奥运会，各国在经济会议和文化活动中接待纳粹德国认可的人，而拒绝接待受纳粹德国排斥的人——这样的历史才不会再重复。在德国发生的一切不会再次出现：当1933年尤其1934年德国发生大量暴行后，其他自由的欧洲国家没有团结起来，使用和平的武器进行对抗，反而以“不干涉内部事务”为借口百般容忍。当一个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与其他欧洲邻国相差无几的国家陷入极权主义的灾难——即使有咎由自取的成分，欧洲诸国不应坐视不理，任其国民落入恐怖主义的暴君手中，它们应该伸出援手，就像邻国遇到自然灾害时一样。
新的时代开始了。法庭已经成立了，我们期待它的发展。人类永恒的愿望将要得到实现。也许这种想法是天真的，虽然我年龄不小了，对政治有相当的了解，但我仍寄予期待。我已经明白了那时我尚不清楚的东西，在此我更正从前的判断。
苏联也参与了法庭审判，就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而言，它与纳粹国家并无区别。也就是说，有一个审判者事实上并不承认纽伦堡审判的立法精神。法庭的调查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区的已知罪行，而是针对被告人的具体行为。法庭上的起诉不包括“不知犯罪主体的罪行”，这个规定并不会引起麻烦。法庭的审判对象局限于战俘。西方国家在战争中没有军事目的的破坏行为也没有受到法庭的调查。
1945年我曾经思考过一个问题，但没有表达出来。虽然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遭受了相当过分的破坏，我仍对自己说，战争双方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全心全意为纳粹国家卖命的民众不要指望得到仁慈的对待。当年，来自被压迫民族的数以百万的奴工被运送到德国；把犹太人送往集中营毒气室的火车每天都在运行；西线战役打响后，鹿特丹的市中心遭到损毁；考文垂遭受毁灭式轰炸，按照元首的话，“我要彻底摧毁他们的城市”；全世界受到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恐怖政权的威胁。面对上述种种肆无忌惮的暴行，盟军的基层机构很难保持分寸。执行机构——也许在未经本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有计划地实施了没有军事必要性的行动，对德国民众进行恐怖打击，以报复德国政府的暴行，这并非来自自由国家高层的授意。如果此类罪行也能得到审判，它将作为伟大的事件载入史册，纽伦堡审判的历史意义也将随之改变。从前我就应该表明我的这一看法。
在英美的法治思想指导下，起初纽伦堡审判的程序是令人信服的。对被告人的第一场庭审是无懈可击的（我不想谈论剩余的几场庭审）。法庭想要找出真相、伸张正义，犯罪行为有明确的司法定义。法庭只对犯罪行为——而非遭人唾弃的道德行为——做出审判。因此沙赫特（Schacht）、巴本（Papen）和弗里奇（Fritsche）被无罪释放，虽然法庭也宣读了对其行为的道德审判的判词。有意思的是，来自苏联的法官提出了异议，他反对无罪释放的判决。他低劣的法律意识使他无法区分司法和道德的区别。这位法官只是作为胜利者进行审判，而其他国家试图限制战胜国的权力并付诸于行动。
但是希望落空了。像从前一样，伟大的理念仅止于理念，而没有成为现实。纽伦堡审判并未通过国际法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格局。
由于纽伦堡审判没有遵守它的承诺，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我曾经写道：“……那么纽伦堡审判将不是一次赐福，而是引发灾难的一个要素。这场审判是不是一场装模作样的虚假审判，世人自会做出判断。后一种可能性不应该成真。”现在我不能收回当时的判断，虽然纽伦堡不是装模作样的表演，它在法律形式上无懈可击，但它仍是一场虚假的审判。它事实上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它不是建立在各战胜国共同的法权状态和法律意志基础之上。因此它走向了自身意愿的反面。法制没有建立起来，反而增长了人们对法制的怀疑。对于伟大事业的怀疑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坚持伟大的理想，但不能脱离过去的经验。当今世界，缺乏法治精神的政权正在日益强大。世界还远未像纽伦堡法庭设立之初所期望的那样获得安宁。世界的安宁有一个前提，它依靠法律的保障，需要甘愿屈居法律之下的世界大国倾力维护。它不会从寻求安全和消除恐惧的动机中自动产生。只有通过不懈的勇敢行动，保持对自由的向往，人们才能不断重建世界的安定。世界的长治久安必须以有身份和尊严的精神道德生活为前提。这是它的基础，也是意义所在。

当在迷惘之中出现了惊骇与惭愧,沉默骤变为隐藏的愤怒之时,雅斯贝斯的《罪责论》尝试着进行一些深层次的理性思考,这些思考对于当时的德国和德国人都是绝对必要的雅斯贝尔斯的这一立场是对战胜国所谓德意志集体罪责这一论点的第一个回应,这一回应,以其真实性,丰富了具有现实意义的讨论。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李雪涛

《罪责论》的目的不是给德国人定罪，而是要唤醒战后他们的灵魂与良知，因为承认国人的集体罪责乃是德国政治和道德重生的一个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德国人是没有办法面对灾难和邪恶的过去，并进行反思的。对于发生在德国之外的邪恶和灾难，这个认识也同样具有普遍的意义。——徐贲

【读者评论】：
在德国战败后的贫困之中，他构建和发展了一种易于理解的关于战争罪行的理论，精力令人惊叹。 虽然摧毁人们日常生活的战争状况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这个问题在今天却依然极为重要。 仅部分领导人赎罪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