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 中国创新型企业的诞生

本书着眼于中国企业及制度层面的战略转型，深入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和通信设备行业中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在历史上，正是这两个行业中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帮助中国开启了产业政策转型的社会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中国产业政策范式向“自主创新”转型。
本书通过对吉利、奇瑞、比亚迪、华为、中兴和大唐电信等企业开展案例研究，尝试阐明它们与那些“市场换技术”企业的行动差异，并着重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本书将帮助那些对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帮助他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创新转型需要完成哪些重要任务。

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博士，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工学学士。长期从事中国工业和中国创新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近百篇论文，出版了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和《国家的双重角色：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专著。与路风教授合著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及相关的工业研究工作对推动我国自主创新政策转型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国内外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政策研究和政策对话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引言 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1．自主创新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对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3．写作动机：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业人的历程

第一章 从“市场换技术”到“自主创新”
1．政策转型：打造“自主创新”概念
2．关键因素：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3解释支点：创新型企业的组织系统
4．世界体系变化：中国工业发展的脉络
5．产业选择：为何还要讨论汽车和通信设备产业？

第二章 中国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1．“市场换技术”企业和自主创新企业
2．生产能力：追赶及赶超
3．产品开发能力：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4．基于专利的比较
5．熊彼特式的竞争

第三章 “市场换技术”政策中创新的缺席
1．迷雾中的探索：寻找引进外国技术的新方案

2．“北京吉普风波”：合作伙伴？ 
3．预料之外：生产本地化成为中心任务
4．外方的战略：不培养潜在的竞争对手
5．本土企业的转型：努力和挣扎
6．被放弃的自主开发

第四章 本土工程师主导
1．探寻自主创新企业崛起的原因
2．破局者：为自主创新开路
3．后继开拓者：狭路求创新
4．主导国际合作项目
5．创建学习型组织
6．能力构建的关键
7．工程师主导型企业的崛起

第五章 工业转型的社会条件
1．运动与整顿：早期的探索
2．改革与转型：突破困局
3．改革与“市场换技术”的相互影响
4．重新认识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

第六章 从创新企业到创新系统
1．自主创新企业组织模式的扩散
2．系统性问题浮现
3．系统性问题的根源
4．“逆潮流”的一体化尝试
5．新型举国体制推动“再组织化”
6．历史视野中的自主创新
后记

本书着眼于中国企业及制度层面的战略转型，深入分析了中国汽车产业和通信设备行业中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路径。在历史上，正是这两个行业中自主创新企业的崛起，帮助中国开启了产业政策转型的社会大讨论，并最终促成中国产业政策范式向“自主创新”转型。
本书通过对吉利、奇瑞、比亚迪、华为、中兴和大唐电信等企业开展案例研究，尝试阐明它们与那些“市场换技术”企业的行动差异，并着重分析它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本书将帮助那些对中国创新型企业崛起感兴趣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并帮助他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创新转型需要完成哪些重要任务。

封凯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中心(SPRU)博士，清华大学管理学硕士、工学学士。长期从事中国工业和中国创新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近百篇论文，出版了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和《国家的双重角色：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等专著。与路风教授合著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及相关的工业研究工作对推动我国自主创新政策转型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国内外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政策研究和政策对话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

引言 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一、自主创新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2022年比亚迪以186万辆的销量（其中新能源汽车占比为99？4%），不仅超越了年销量131万辆的特斯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超越了年销售量182万辆的一汽大众，成为中国本土市场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若干年后的中国读者可能会对类似的新闻习以为常：在作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的经济体的中国，一个来自本土的轿车品牌成为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领头羊。然而大量长期关注中国自主创新、关注中国汽车工业的人在2022年至2023年岁末年初见证这一事件时，毫无疑问是心潮澎湃的。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采用“市场换技术”战略以来，长期以来没有本土自主品牌能够在销售排行榜上拔得头筹，甚至自主品牌的汽车企业长期都被消费者认为是主要靠低价来谋生存的边缘厂商；轿车产业中，“老三样”“中三样”“新三样”这些合资企业生产的引进车型长期主导中国国内市场的记忆似乎还并不遥远。在不少其他产业中，如通信设备制造业（程控交换机和手机等），外资品牌也曾长期在中国市场上具有统治力，甚至一度在数字局用交换机设备市场上造成了“七国八制”的奇葩格局；华为和中兴等企业经历了长期的追赶和竞争，才逐步扭转这一局面。可以说，中国汽车市场在2022年的变局终于为2005年国家所确立的“自主创新”发展战略画下了一个阶段性的胜利标志。它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强音。
然而，通过自主创新来构建中国本土产业竞争力的历程并没有就此胜利结束。自2016年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无理地制裁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并在2018年正式打响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单方面强行对中国实施科技“脱钩”。其中，自2018年3月开始到2022年年底，美国合计将近千家中国企业和科研机构列入了各种管制与制裁清单，包括美国工业和安全局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未经验证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非特别指定国民中国军工复合体企业清单等，蛮横地阻断了这些实体参与全球供应链与国际科技交流的渠道。特朗普政府还于2018年发起“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对被美方认定向中国输出科技信息的科研人员开展调查。尽管这一计划在2022年2月由美国司法部宣布终止，但它给部分科研人员造成的困扰依然存在。
对于习惯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年通过外贸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并且在潜意识里一直视其为常态的评论家们来说，过去五六年中美关系的实质性变化更像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特殊情况。然而，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即便不去历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复杂变化，哪怕只是将目光投放到特朗普上任之前的美国政府，我们也可以发现美方针对中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部门的投资活动的打压早就开始了。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FIUS）就一改此前重点关注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竞争对手的做法，开始特别关注来自中国的并购申请，自此之后对与中国相关的并购否决持续成为每年CFIUS否决的案件之最。在美国2011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谈及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科技竞争压力时，甚至直接使用了“卫星时刻”（Sputnik Moment）这一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具有特别意涵的术语，来刻画中国科技和产业的崛起给美国带来的重大危机。事实上，奥巴马政府也毫不犹豫地在2012年就禁止美国本土电信运营商采购华为的电信设备，正式拉开了美国政府打压华为的大幕。
“中美贸易战”“中美科技脱钩”可谓21世纪迄今为止全球最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事件之一。美国单方面的打压严重扭曲了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外部环境，而且这一局面很可能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大量高新技术企业无法依靠国际分工、通过贸易从国外获得技术产品与技术服务，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面临关键技术被“卡脖子”、供应链遭遇“断链”的困境。这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中国创新发展所面临的新的严峻挑战，它也要求中国工业的自主创新不应也不能在阶段性的成绩面前停下脚步，我们亟须在新的环境下继续自我革新，通过构建自立自强的创新体系来成功地突破外界的强行限制。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2023年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又专门做了针对性调整，并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吹响了新征程的号角。
二、对自主创新的历史透视
事物普遍带有两面性。一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单方面打压为中国工业创新发展塑造了极其不利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如果从美国的视角来看打压中国是符合美国核心利益的，那它恰恰就说明中国的崛起的确挑战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

未来10~20年，中国企业都将面对一个不太友好的外部环境。如何在逆境中实现技术突围，《潮起》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答案。

——周路明

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CEO

本书从工程师主导的中国自主创新型工业组织的角度，梳理和展示了中国产业崛起和科技创新突破的历程，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真实总结，也是对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诠释与弘扬。

——秦朔

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发起人

《潮起》所揭示的是，中国创新型企业涌现的必然性来自中国企业对自主技术学习的努力探索，来自决策者在关键历史节点抓住机遇推动的政策范式转型，更来自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追求自立自强的社会共识和精神面貌。

——李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研究员

本书作者长期关注我国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在过去20年间访谈了500多人次的工程师、企业管理者、工人、学者和政府官员。正是在系列访谈中的亲身体会，驱使作者带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去研究创新型企业与创新政策。本书通过介绍我国创新型企业的成长和奋斗历程，告诉读者正是战略层面的坚定信念推动这些企业走上创新之路，而不是跨国公司的恩惠与发达国家的施舍。

——眭纪刚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