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死亡 只有法医知道的身体秘密

序 言赵白生真正的自信，敢于自暴其短，甚至自我污名化。传记，一方面大红大紫、洛阳纸贵，成为纸媒时代的救命稻草。今年销量首屈一指的《备胎》，即是显例。另一方面，它官司缠身、备受诟病，里外不讨好，就连故纸堆里觅生活的文学史家也不拿它正眼相看，而是一股脑儿把它打入冷宫。这些文学史家往往是失败的传记家，在文学史里不惜笔墨大写特写文苑传，岂不怪哉！深而思之，其实不怪。存在决定本质，作家决定作品，“传记原教旨主义者”似乎一锤定音，但“解构分子”并不买账：传记是“英国文学的病”。（75）“弗洛伊德之所以厌恶传记，是因为它表现了一个人如何声称自己了解另一人，这主张危险且具有误导性。”（92）“传记是一场血腥运动”。（104）传记是一种“强奸……是对自我犯下的不可原谅的罪行”。（104）诚哉斯言？文坛巨擘，如乔伊斯和纳博科夫，更是火上浇油，无不发挥其“毒舌”的强大本领，纷纷给传记家打棍子、戴帽子，措辞无不用其极：传记家是“传记鬼”（101）、“心理剽窃家”。流风所及，现代主义者和新小说家对传记避之唯恐不及，就不难理解。“恐传症”弥漫西方，埃尔米奥娜 · 李（Hermione Lee）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步传记大师霍尔罗伊德（Michael Holroyd）的后尘，专辟一章，清算西方历史上的文类偏见与歧视。1999年，上个世纪末，霍尔罗伊德就敲响了清算的钟声，写了一篇反“恐传症”的檄文：《反对传记案》（“The Case Against Biography”），并置于《纸上文章：传记与自传的手艺》（Works on Paper: The Craft of Biography and Autobiography）之首，目的不言自明：但我真正想一探究竟的是，我的传记作家同行们将如何为自己辩护，如何为传记伸张正义，如何发动反击。But what I really want to find out is how my fellow biographers would defend themselves, what claims for biography they would make, and in what style they might launch their counter-attack.（19）埃尔米奥娜·李的反击，虽然不能把诸如弗洛伊德、乔伊斯、纳博科夫等巨头一拳击倒，但她的组合拳断非花拳绣腿，而是步步为营，拳拳攻心。组合拳的首招——史的轮廓，线条飘逸，颇有穆罕默德 · 阿里之风：“飞如蝴蝶，叮若蜜蜂。”（Float like a butterfly, sting like a bee.）虽然埃尔米奥娜·李开头声称，她无意把这本通识书写成通史书，但贯穿始终的线头依然是史。榜样传记，是按史的脉络梳理的；国家传记，缘史而作；偶像传记，依史而书；甚至全书的整体结构，也是按照传记史的内在逻辑而分主题勾勒的。纵通，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组合拳的重招，论的切口，洞中肯綮。通识书，即概论书的最大弊端在于，连篇累牍充斥着清单式罗列。作者的好意，用知识的火箭炮来密集轰炸，但读者并不领情，觉得吃了满口的鸡肋。埃尔米奥娜·李的《传记》，也有清单式罗列，而且还不少。但作者辅之以过渡性专题，如梦露专题、莎士比亚专题；更聚焦于里程碑研究，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流传》。这样，清单式罗列相当于群众演员，过渡性专题略等于配角，专题性研究无异于主角。如此有层次感的通识书，自然让人像看了一部传记大片，余韵悠长，回味无穷。但最关键者，无论是清单式罗列、过渡性专题，还是里程碑研究，串起这些组合拳的是作者的史识——掷地有声的论断。例如，作者一一论述了“传记的十大规则”，而最后抛出的一条规则却是：规则十：传记没有规则（19）传无定法。横亘在面前的九条规则，似乎烟消云散。横通，令人自由附体，豁然开朗，充满着创造的冲动。史的纵通，识的横通，有史有识，纵横交贯，让这部通识读本指向传记之本——传史之“赤裸裸”，记识之“坦荡荡”。

七岁女孩的尸体出现在公园里，这是离家出走导致的意外，还是凶手处心积虑伪造了现场？
密码学家在公寓中离奇死亡，所有线索都已中断，第三次验尸能够带来转机吗？
丈夫身中数刀，抵达现场的急救人员看见妻子手握凶器，这又是一桩激情杀人案吗？
对法医病理学家理查德·谢泼德来说，每一次验尸就是一次解谜。他努力寻找死者的死因，也在无意中揭开了他们生前的秘密。
在本书中，谢泼德回顾了职业生涯里令他难忘的案件。他笔下的死者分别处于生命的不同阶段，他们是婴儿、儿童、少年、青年、中年人、老年人、年迈者。谢泼德从法医的角度，探究他们因何而死，并探索人在七个阶段的身体变化。结合丰富的统计数据与调查研究，他向读者描绘在每个阶段，我们可能面临的健康隐患。
我们的身体是造物的奇迹，既美丽又脆弱。我们要尽可能规避风险，活得更久、更健康；当死亡最终降临，我们也无须恐惧，因为这将是人生最后一次伟大的冒险。

理查德·谢泼德（Richard Shepherd）
谢泼德就读文法学校时，他的同学偷偷把一本医学教科书带到课堂传阅，这让谢泼德第一次了解到犯罪与谋杀的世界，也是他立志了解人类各种死亡形态的起点。谢泼德于1977年取得行医资格，1987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之后，他加入伦敦盖伊医院的法医部，这是当时英国最好的法医部门之一。谢泼德曾参与调查巴厘岛爆炸案、伦敦七七爆炸案、戴安娜王妃车祸案等国际要案。执业数十年来，他已检验超过23000具尸体。谢泼德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使其至今拥有国际声誉。
他的其他作品包括回忆录《非自然死亡》。

致? 谢　
? 小? 引　
第一章? 传记频道　
第二章? 榜样传记　
第三章? 如实描述　
第四章? 国家人物传记　
第五章? 陨落的偶像　
第六章? 反对传记　
第七章? 公众人物　
第八章? 讲述故事　
? 索? 引　
? 英文原文　　

七岁女孩的尸体出现在公园里，这是离家出走导致的意外，还是凶手处心积虑伪造了现场？
密码学家在公寓中离奇死亡，所有线索都已中断，第三次验尸能够带来转机吗？
丈夫身中数刀，抵达现场的急救人员看见妻子手握凶器，这又是一桩激情杀人案吗？
对法医病理学家理查德·谢泼德来说，每一次验尸就是一次解谜。他努力寻找死者的死因，也在无意中揭开了他们生前的秘密。
在本书中，谢泼德回顾了职业生涯里令他难忘的案件。他笔下的死者分别处于生命的不同阶段，他们是婴儿、儿童、少年、青年、中年人、老年人、年迈者。谢泼德从法医的角度，探究他们因何而死，并探索人在七个阶段的身体变化。结合丰富的统计数据与调查研究，他向读者描绘在每个阶段，我们可能面临的健康隐患。
我们的身体是造物的奇迹，既美丽又脆弱。我们要尽可能规避风险，活得更久、更健康；当死亡最终降临，我们也无须恐惧，因为这将是人生最后一次伟大的冒险。

理查德·谢泼德（Richard Shepherd）
谢泼德就读文法学校时，他的同学偷偷把一本医学教科书带到课堂传阅，这让谢泼德第一次了解到犯罪与谋杀的世界，也是他立志了解人类各种死亡形态的起点。谢泼德于1977年取得行医资格，1987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之后，他加入伦敦盖伊医院的法医部，这是当时英国最好的法医部门之一。谢泼德曾参与调查巴厘岛爆炸案、伦敦七七爆炸案、戴安娜王妃车祸案等国际要案。执业数十年来，他已检验超过23000具尸体。谢泼德的专业知识与技术使其至今拥有国际声誉。
他的其他作品包括回忆录《非自然死亡》。

第一章 传记频道
传记的比喻
传记常常被比作其他各类事物，仿佛很难将它套入单个精准的定义中。用于描述它的名词包括生平、生活史、生平写作、回忆录、传略。传记被比作历史（口述史和书面史），被比作探索或旅程、侦探工作、刑事审判、戏剧中的场景或剧院的后台、讣告、颂文、八卦、心理分析、纪录片、阴魂、入室行窃、遗体防腐保存、遗迹发掘、恋母冲突、背叛、复仇、断桥、渔网、虚构作品。
在这么多用于描述传记的比喻中，有两个可以作为实用的出发点。一是尸检（这是个令人不安的意象），也就是当死因异常、可疑或含混不明时，对死者遗体进行的法医学检验。受过法医病理学专业培训的验尸官剖开遗体（有时要把面部皮肤从颅骨上剥下来），利用他或她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专业知识来调查、理解、说明和解释看似费解、离奇或不可思议之事。正如一位写验尸的作家所说：“在死亡的那一刻，死者对自己身体的财产权就终结了。”这一过程或许并非确凿无疑。 虽然验尸官所学的是科学的方法和对证据的解读，但这一专业技术或许也不能“完全抹除主观性……”，“尸体不会说谎——但死亡原因或许仍然难以捉摸”。
尸检的比喻将传记视为一种死后细察的过程，实施对象是一位无能为力的传主，已经不再拥有生命——或灵魂，如果你相信灵魂存在的话。这个过程无法再伤害到已经过世的传主，却肯定会改变后世对他们的看法，取决于考察确定的结论是什么。它还会使在世的亲朋好友心如刀割。将传记比作一种法医学程序也暗示了它的局限性，因为验尸可能根本不会或不大会揭示有关传主的想法、才智、情感、气质、天赋或信念的任何讯息。它甚至可能无法就死因得出确切的结论。
这一比喻难免有些恐怖。当传记的评说者希望强调它的残忍或侵害性质时，会用到这样的比喻。亨利 ? 詹姆斯去世前不久就曾对侄子（他的遗嘱执行人）说，他“唯一的遗愿”就是烧毁自己的大量文件，“让压榨死人者沮丧到无以复加”。他那一类人的典型特征就是认为传记是“加诸死亡之上的恐怖”，还把“压榨死人者”与盗墓贼的比喻联系起来，说自己“一直想在我的遗嘱中制定一则条款，对那些胆敢移动我的尸骨之人施以诅咒，其直白和恶毒不逊于莎士比亚”。
另一个比喻与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肖像。尸检暗含着临床调查乃至侵犯之意，而肖像却让人想到共情、复活、捕捉人物。肖像画家会通过刻画细节和表现技巧来模拟温情、活力、癖好和个性。然而这两则比喻的确不乏共通之处。源于生活的肖像和死后进行的尸检都是对传主的调查研究，会影响后世对他们的看法。 二者都要精准地捕捉细节。二者都有揭秘性质。二者的成功都取决于从业者的专业技巧和明智决断。
1814年，黑兹利特说“肖像绘画是用铅笔写就的传记”时，用的就是一个常见类比。对一幅肖像（或半身像，或塑像）的最高赞美，莫过于“她的唇间仿佛有了滋润的气息”，大概会有微温的触感，“看起来充满生气”。于是关于传记作家试图实现的目标，一个通常的说法就是“捕捉相像之处”。“如实描述”是另一个流行的说法，表明最忠实的传记作家理应呈现这样的作品。与肖像人物一样，传主也应该看起来充满生气，呼吸着，全身心地在场，给人以现场感及其存在的真实感。
传记作家总是用人物肖像来比喻自己的工作。普鲁塔克说他的工作方法类似于肖像画家对肖像人物的面部特别是眼神的专注。博斯韦尔对他们共同的朋友、画家乔舒亚 ? 雷诺兹谈到约翰逊时，说后者“拥有描画人物的高超技艺，那种技艺像优秀的肖像绘画一样超群绝伦”。在撰写自己那部《约翰逊博士传》时，博斯韦尔借鉴和利用了雷诺兹为约翰逊所绘的肖像，称自己的著作是“我献给友人的佛兰芒绘画……其中……突出了最细微的特点”，一时传为佳话。这一比喻表明，传记需要捕捉到人物传主的“生命活力”，也就是济慈所说的“这东西有灵，它的双眸因之而闪亮”。托马斯 ? 卡莱尔在1830年代写到人应该凭借同情心写出一部理想的传记时，也提到要捕捉构成人物特性的“光线”。 肖像的意象总算比尸检要顺眼一些，但也暗示出传记可能出现的问题——恭维、理想化、扁平化、失真、曲解。它也提醒我们，观者无论如何需要依赖艺术家的视角和技艺。 另一幅肖像或许会使我们对画中人物产生全然不同的观感。对某个自我的呈现方式有着无限迥异的可能。
这个比喻本身也有失偏颇。肖像与传记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传主……很少是静止不动的。”他们会说话，会改变，会衰老，会死去。

极富洞见，无所畏惧。
——《泰晤士报》

每一章犹如一个精巧的侦探故事……主题（沉重），却仍有不少令人捧腹的段落。
——《每日电讯报》

引人深思，意外地振奋人心……书中最后一章关于死亡，极具美感与启发的沉思使读者可以从全新的角度看待前文中的暗黑部分。
——《每日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