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之力：现代意大利史，从拿破仑时代到21世纪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为世界送来了现代民族主义。与法国近在咫尺的意大利半岛马上感受到了这股风潮。1796年，为了对付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盟友，拿破仑率军进入半岛。自此，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了意大利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优先考虑的议题。
彼时，意大利半岛政治破碎。北部是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小邦，中部是教皇国，南部是波旁家族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东北部还有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1802年，拿破仑在半岛北部成立意大利共和国。可法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帮助意大利建国，而是掠夺意大利的财富。1815年拿破仑倒台后，意大利重新回到四分五裂的状态。
不过，旧势力的复辟挡不住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流行。威尔第的歌剧、曼佐尼的小说、莱奥帕尔迪的诗歌和阿耶兹的画作仍在启蒙着人民。马志尼等革命者仍在不断发动革命，企图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统一意大利。可是，革命不成，启蒙太慢。意大利精英终选择了由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领导意大利统一运动。1861年，在拿破仑三世的帮助下，经过一系列战争，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
然而，意大利只是实现了政治统一，并未实现精神统一。人民的民族认同依然淡薄，地区之间尤其是南北之间的裂痕并未弥合，加上工业化导致的阶级斗争等新问题，意大利并未因统一而再次伟大。为了摆脱困境，意大利滑向了对外扩张和法西斯统治的邪路，在二战中历经劫难。
二战后，意大利通过加入欧共体实现了经济飞跃。如今，它是发达国家俱乐部G7的成员，拥有菲亚特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但同时，黑手党在南方依然活跃，主张分离的政党北方联盟声势日大，人们开始质疑统一，意大利仍然是个未完成的民族国家。
本书紧紧围绕“意大利民族国家建构”这个主题，以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建构国家、凝聚国民的努力为主线，从拿破仑时代一直讲到贝卢斯科尼当政，书写了一首现代意大利国家从诞生到崛起、从沉沦到重生的命运史诗！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为世界送来了现代民族主义。与法国近在咫尺的意大利半岛马上感受到了这股风潮。1796年，为了对付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盟友，拿破仑率军进入半岛。自此，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了意大利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优先考虑的议题。
彼时，意大利半岛政治破碎。北部是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小邦，中部是教皇国，南部是波旁家族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东北部还有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1802年，拿破仑在半岛北部成立意大利共和国。可法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帮助意大利建国，而是掠夺意大利的财富。1815年拿破仑倒台后，意大利重新回到四分五裂的状态。
不过，旧势力的复辟挡不住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流行。威尔第的歌剧、曼佐尼的小说、莱奥帕尔迪的诗歌和阿耶兹的画作仍在启蒙着人民。马志尼等革命者仍在不断发动革命，企图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统一意大利。可是，革命不成，启蒙太慢。意大利精英最终选择了由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领导意大利统一运动。1861年，在拿破仑三世的帮助下，经过一系列战争，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
然而，意大利只是实现了政治统一，并未实现精神统一。人民的民族认同依然淡薄，地区之间尤其是南北之间的裂痕并未弥合，加上工业化导致的阶级斗争等新问题，意大利并未因统一而再次伟大。为了摆脱困境，意大利滑向了对外扩张和法西斯统治的邪路，在二战中历经劫难。
二战后，意大利通过加入欧共体实现了经济飞跃。如今，它是发达国家俱乐部G7的成员，拥有菲亚特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但同时，黑手党在南方依然活跃，主张分离的政党北方联盟声势日大，人们开始质疑统一，意大利仍然是个未完成的民族国家。
本书紧紧围绕“意大利民族国家建构”这个主题，以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建构国家、凝聚国民的努力为主线，从拿破仑时代一直讲到贝卢斯科尼当政，书写了一首现代意大利国家从诞生到崛起、从沉沦到重生的命运史诗！

克里斯托弗·达根（Christopher Duggan，1957—2015），英国雷丁大学历史系教授，雷丁大学语言与欧洲研究院原院长，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牛津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意大利史。他的代表作有《剑桥意大利史》《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从国家到民族主义》《法西斯的声音》《法西斯和黑手党》等，其中《法西斯的声音》荣获了2013年的沃尔夫森历史奖。2008年，意大利总统给他颁发了“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勋章”，这是意大利给予外国公民的高级荣誉之一。 

序 言 I
第 一章 觉醒，1796—1815
1 拯救，1796—1799 
2 寻觅民族之魂 
3 阴谋与抵抗 
第二章 布道，1815—1846
4 复辟、浪漫主义与叛乱，1815—1830 
5 分裂的过去与分裂的当下 
6 使徒和烈士：马志尼和民主派，1830—1844 
7 教育者与改革者：温和派 
第三章 诗歌，1846—1860
8 革命，1846—1849 
9 皮埃蒙特和加富尔 
10 统一，1858—1860 
第四章 散文，1861—1887
11 新的国家 
12 通向罗马之路，1861—1870 
13 来自南方的威胁，1870—1885 
14 国民教育 
15 权 威之源：国王、教会与议会，1870—1887 
第五章 战争，1887—1918
16 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与“欧洲新秩序”，1887—1891 
17 19 世纪末危机 
18 信仰之争：社会主义与天主教 
19 民族主义 
20 大战，1915—1918 
第六章 法西斯主义，1919—1943
21 内战与法西斯主义的来临，1919—1922 
22 独裁的确立，1922—1925 
23 法西斯的道德国家 
24 信徒共同体 
25 阳光之下，1929—1936 
26 堕入深渊，1936—1943 
第七章 政党
27 共和国的基石，1943—1957 
28 经济奇迹，1958—1975 
29 通往“第二共和国” 
注释 

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声炮响，为世界送来了现代民族主义。与法国近在咫尺的意大利半岛马上感受到了这股风潮。1796年，为了对付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盟友，拿破仑率军进入半岛。自此，意大利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了意大利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优先考虑的议题。
彼时，意大利半岛政治破碎。北部是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小邦，中部是教皇国，南部是波旁家族治下的两西西里王国，东北部还有独立的威尼斯共和国。1802年，拿破仑在半岛北部成立意大利共和国。可法国的真正目的并不是帮助意大利建国，而是掠夺意大利的财富。1815年拿破仑倒台后，意大利重新回到四分五裂的状态。
不过，旧势力的复辟挡不住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流行。威尔第的歌剧、曼佐尼的小说、莱奥帕尔迪的诗歌和阿耶兹的画作仍在启蒙着人民。马志尼等革命者仍在不断发动革命，企图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统一意大利。可是，革命不成，启蒙太慢。意大利精英终选择了由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领导意大利统一运动。1861年，在拿破仑三世的帮助下，经过一系列战争，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
然而，意大利只是实现了政治统一，并未实现精神统一。人民的民族认同依然淡薄，地区之间尤其是南北之间的裂痕并未弥合，加上工业化导致的阶级斗争等新问题，意大利并未因统一而再次伟大。为了摆脱困境，意大利滑向了对外扩张和法西斯统治的邪路，在二战中历经劫难。
二战后，意大利通过加入欧共体实现了经济飞跃。如今，它是发达国家俱乐部G7的成员，拥有菲亚特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但同时，黑手党在南方依然活跃，主张分离的政党北方联盟声势日大，人们开始质疑统一，意大利仍然是个未完成的民族国家。
本书紧紧围绕“意大利民族国家建构”这个主题，以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建构国家、凝聚国民的努力为主线，从拿破仑时代一直讲到贝卢斯科尼当政，书写了一首现代意大利国家从诞生到崛起、从沉沦到重生的命运史诗！

克里斯托弗·达根（Christopher Duggan，1957—2015），英国雷丁大学历史系教授，雷丁大学语言与欧洲研究院原院长，牛津大学博士，曾任教于牛津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意大利史。他的代表作有《剑桥意大利史》《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从国家到民族主义》《法西斯的声音》《法西斯和黑手党》等，其中《法西斯的声音》荣获了2013年的沃尔夫森历史奖。2008年，意大利总统给他颁发了“意大利团结之星骑士勋章”，这是意大利给予外国公民的高级荣誉之一。 

序言

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政见方面并非强势老练，却似乎总能准确把握住听众的情绪。1861年初，他受圣彼得堡皇家剧院的委托创作了一部新歌剧。就在几个月前，恰似机缘巧合的一系列惊人事件促成了意大利统一，皮埃蒙特—撒丁王国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 II）成为意大利国王，卡米洛·加富尔（Camillo Cavour）伯爵就任首相。在此背景下，威尔第迅速为新作定下主题，故事取自西班牙著名作家及政治家里瓦斯（Rivas）公爵30年前创作的《唐·阿尔瓦罗》（Don Alvaro），或称《命运之力》。从1861年的夏末至秋季，威尔第潜心创作，1862年11月，我们今天称之为《命运之力》（La forza del destino）的歌剧在圣彼得堡首演。演出大获成功，沙皇将圣斯坦尼斯拉夫勋章授予作曲家威尔第，尽管俄国音乐界的民族主义者不满帝国勋章竟被外国人揽入囊中，组织抗议示威，搅乱了剧组的第三次演出。
的确，《命运之力》中有呼吁意大利对奥地利作战的意味，例如“奥地利是意大利与其子民无休止的灾祸”，这部歌剧也因此在亚平宁半岛巡演时激起了意大利观众的爱国之情：在1862年，意大利东北部仍有大片地区在奥地利的统治之下，人们期待着能有一次全新的军事行动实现国家统一。但除此之外，《命运之力》并未表达出明显的政治倾向。然而，在这部歌剧中（也是威尔第唯 一采用抽象剧名的作品），有一种精神却贯穿始终，令无数意大利爱国者产生了共鸣，它仿佛抓住了1859年至1860年间政治动荡的本质—有一种力量，一双看不见的手，将历史轨迹引向既定的方向，而这一切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与行动为转移。此前，大部分意大利人彼此之间都显得冷漠甚至抱有敌意，民族运动中温和派与民主派相互对抗，地域分裂根深蒂固，各群体间缺乏坚固的经济文化与语言联结，而罗马天主教会、奥地利和法国这三个欧洲大陆强权更是激烈反对意大利统一（拿破仑三世曾乐见皮埃蒙特扩展疆域，但绝不愿意欧洲出现一个可与法国抗衡的统一的意大利）。纵使面对这些看似不可跨越的重重阻碍，意大利仍然实现了全国统一，这不正是受到了这股力量的牵引吗？ 
加富尔伯爵对亚平宁半岛未来方向的清晰认知无人能及，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左右着时局。然而1861年6月，在新王国正式宣告成立仅仅几个星期后，加富尔伯爵骤然离世，这让许多意大利人开始意识到，意大利统一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巧合。威尔第称加富尔伯爵为“我族人民的普罗米修斯”，他坦承自己在听闻伯爵死讯后，“像个孩子一样”放声痛哭。1861年下半年，半岛南部的社会秩序迅速恶化，政 府财政捉襟见肘，全国开始滑向内战的深渊，这一切都使意大利的前景显得更加晦暗凶险。威尔第在完成《命运之力》的乐谱后不久，就接受邀约为1862年春季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国际音乐会谱曲，他创作了一支名为《国家颂歌》（Inno delle nazioni）的康塔塔乐曲。曲中，一位“吟游诗人”呼吁世界和平，向神明祈求意大利的政治统一与精神复兴，但他的唱词所传达的，并非自信的期许，而像是一种犹疑的渴望：
 
意大利，意大利，我那遭遇背叛的祖国， 
愿仁慈的上天仍然保佑你， 
直到你重新崛起的那一日，向着太阳，重获自由！ 
意大利，意大利，我的祖国！ 

1796年，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国革命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挺进皮埃蒙特与伦巴第，带来了新的理念—意大利人民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从那时起，为亚平宁半岛上的全新一体化国家设定基调便始终是一大难题。而更艰难的，是设法将上千 万目不识丁、分散居住在山区的农民动员起来，让他们从此对“意大利” 这个概念心怀忠诚。自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崩溃，亚平宁半岛就不断面临外部入侵。在一次又一次的混乱浩劫中，教会与近乎自治的中北部城镇成了稳固的政权中心。然而，个人的效忠对象却往往是更小的群体—派系、政党、城区、宗教团体或是家族。被法国大革命创造的爱国主义思想吸引的人们，首先面临的任务便是设法将“民族国家”根植在这分裂的政治环境中。同时，罗马天主教教义中的普世主义也是他们需要对抗的因素。
本书旨在详细考察，一个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组成、初始规模不大的群体，如何在拿破仑入侵的影响下，以及在拿破仑激发的种种乐观或怨恨的情绪中，着手宣扬意大利民族国家的概念。本书还将探究，一个曾以古罗马文明与文艺复兴著称的国家，为何竟在近几个世纪里明显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层面。此前，大部分相关论述都是以意大利的民族特性为中心，援引18世纪（或更早）作家们常用的概念，这些作家曾致力于从伦理角度解释城邦与帝国的兴亡。“意大利复兴运动”（Risorgimento）的目标不仅是确保意大利免受外国统治（初是法国，1815年后则是奥地利）的独立地位，其本质上更是为了根除几个世纪以来暴君独裁与宗教统治的遗毒。据称，正是它们使意大利民众一味顺从，缺乏纪律，过度沉迷物质而不再崇尚武力。这种探讨意大利问题的范式在1860年统一后仍长期盛行，因意大利内政与外交政策引发的失望情绪而得到强化，并在法西斯主义中达到。
1815年后，主义体制复辟，迫使半岛上的爱国主义势力以秘密结社的方式推进民族独立的事业。但正如热那亚起义者朱塞佩·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遭遇一系列暴动失败后，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认识到的那样，比起革命领导力和组织形式，成败的关键更在于教育，在于团结大多数“人民”—要将他们动员起来，支持发展进步与国家统一的事业。而他相信，达成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善用对大部分意大利人而言 强大的语言与习俗体系——天主教传统——来巩固民族国家的信念。因此，他强调上帝、信仰、责任感、教义的纯正性、布道意识、殉教及牺牲在建立全新、统一的意大利国家中的核心作用。其后的岁月里，宗教与政治相互渗透，政治运动若想获得大众的热情支持就必须利用教会模式的观念逐渐成为意大利历史的不变主题，一直延续到21 世纪。这种观念部分源于本能，但常常也是人们精明算计得出的结论。
从那时起直至意大利统一的几十年里，围绕这个国家的主要讨论范式已经定型；而意大利复兴运动期间爱国者们求索的问题同样被带到了新王国，持续影响着意大利的政治文化生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然，部分要素仍然继续影响着意大利的历史进程）。这些问题包括民族性与教育，恢复昔日伟大成就的渴望，对如何联系人民群众的困惑，对共同历史的寻求，自由与统一、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的平衡，以及教会应处的位置。这些问题之所以在1860年后仍至关重要，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民族运动仅仅带来了意大利物质层面的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外国干预的结果，而常被提及的“精神整合”尚未达成。亚平宁半岛约有2 000万居民，只有较少一部分在情感上对新国家有归属感，许多人甚至公开表露敌意。正如皮埃蒙特政治家马西莫·德·阿泽利奥（Massimo d’Azeglio）观察后做出的著名评论：意大利已被创造出来，但创造意大利人的任务尚未完成。
意大利统一的巧合性造成了1860年后希望与恐惧交织的局面。人们敏锐地意识到，新王国并不稳固，其制度也十分脆弱——议会与王室都无法在道德上树立威信。而教会作为亚平宁半岛很具影响力的组织持敌视态度，直到1929年才正式承认意大利的国家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国家与其民众之间的鸿沟。19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的革命社会主义更突出了“真实意大利”与“法定意大利”之间的分裂。这番形势迫使国家统治者们为达成精神上的整合采用了许多战略，希望能够“创造意大利人”，而其中部分战略却是相互冲突的。许多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包括中央集权、选举权改革、兵役制度以及教育（广义上的教育，与“教学”相区别）政策——不是未能实现就是适得其反。这逐渐催生出一种观点，即战争将是弥合国家内部分裂、提升国家威信的 佳途径。毕竟，无论英国、法国、美国还是德国（1864—1870年），世界上所有大国不都是在军事成就的熔炉中锻造而成的吗？ 
但国家缺乏内部凝聚力并不是战争冲动的唯 一诱因。意大利复兴运动遗留的华丽辞藻传统，以及马志尼、温琴佐·焦贝尔蒂（Vincenzo Gioberti）等人时常对意大利光辉前途的夸张论断也是战争的催化剂。诚然，这类夸大的宣言主要是为了动员大众，巩固统一，但它们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复兴的形象联系在一起。1860 年后，感到幻灭的爱国者们迅速转而谴责新王国平庸无奇，并将其与意大利复兴运动的“浪漫诗篇”对立起来。外交政策屡屡失败，外国频繁表现出蔑视态度，让人们逐渐厌弃议会中谨慎的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接受好战的民族主义语言。人们的期望与国家物质资源有限这一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自意大利复兴运动时期便已显现，如今日益凸显，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曾经表示：“意大利胃口不小，却没有一副好牙口。” 
这股日益蔓延的夸耀之风在“民族诗人”乔苏埃·卡尔杜齐（Giosuè Carducci）和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的作品中也清晰可见。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在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政治手段，以及随后民族主义者与墨索里尼的所作所为，都与意大利精英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他们的信念一定程度上源自宗教，认为塑造历史的是精神而非物质：只要意大利人学会胸怀野心，摆脱过去的犬儒主义与消极被动，这个国家有什么理由不会再次成为欧洲强权？ 1859—1860年意大利王国惊人的诞生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之后的几代人，使得乔瓦尼·焦利蒂（Giovanni Giolitti）这样清醒的政治家也会偶尔将谨慎抛诸脑后，发起后果难料的冒险行动——例如他在1911年，意大利统一50周年之际突然进军利比亚。既然上帝曾经庇佑加富尔和加里波第，其他人为何就不能效仿他们，冒险突进呢？但一味冒险总不免陷入傲慢自大的陷阱，正如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这份傲慢终将引来报应。
“人民”构成民族（nation），民族则与主权国家（state）紧密相连。这一观念自18 世纪90 年代诞生后，如同凶猛的精灵从魔瓶中被释放出来一般。意大利的案例表明，统一这个概念中包含的必要成分，不仅具有解放性，也可能具有摧毁性、强迫性。马志尼梦想人类世界由自由国家组成，人们生活安逸，世界和平。但他的个人生涯便足以表明，构建起一个号称是天然创造的社会是一回事， 而令上千 万彼此不同的人相信他们生来就属于这个社会，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况且，各个国家还远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与内部团结，来宣告国家构建的完成。马志尼本质上是浪漫主义者，相比获得成就的喜悦，他更看重追寻过程中的痛苦。他常常强调，道德认同与“使命”不可分离——这对国际关系的和谐而言可不是个好兆头。
本书希望探索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民族主义观念如何在意大利发展壮大，并考察政治家、学者等群体为弥合想象的共同体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而提出的部分方案（尽管所谓现实本身也常常是想象的产物，而非客观描述）。鉴于历史中思想与情感的源流纵横交错、无穷无尽，一切作品不可避免地仅能构建起关于精神与物质世界之间复杂互动的部分图景；而人与人之间对问题的不同见解与反应模式，也意味着书中关于某些层面的讨论必然存在缺失和不足。不过，我希望在叙述过程中阐明，该用何种术语来表述意大利民族的难题为何会在其近代历史中反复出现，我们虽不应将这些民族国家的术语当作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它们仍应被视为构成历史图景的要素与模型，而历史学者的任务就是对它们进行辨认和区分。
过去几十年间，民族国家在出版物中形象不佳，这一现象在欧洲大陆尤甚。历史学著作往往强调（小范围）地域认同在现代依然存在，大多数人真正的效忠对象不止一个。但是，忠诚具有多层次的事实并不能成为审判民族国家的依据，也无权指控是它引发了20世纪的众多悲剧。自古至今，人类都有优先效忠于某个集体的需求，效忠对象可能是一个部落、一座城市，或者某个替代性的种族、地理或文化团体。同时，人类也有着坚定维护集体认同感的冲动，不论团体规模大小，而这种冲动很容易走向侵犯与排斥异己，特别是在受不安全感侵扰之时。我们没理由认为，欧洲这样的超国家结构就不会面临同样焦虑不安的自我定义变迁——尤其是在当下，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分歧让“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又从尘封的历史中走向前台，被视作现今焦虑的一种可能解决方案。
在意大利，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