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 2022年总第28期

作为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可以看作1949年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横空出世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的学术反应。而当1978年由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第二次革命”兴起之后，这门首先发端于“西方”的学术至少在如下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一是研究阵容不断壮大，尤其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加入了对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的研究；二是逐渐脱离了冷战时期作为“中国观察学”所带有的实用主义倾向和意识形态的束缚，研究领域不断扩展，并在近十年以来显示出走向繁荣的迹象。
　　不过，考虑到“渐进式改革”所引发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景观的剧烈变迁，考虑到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不能不承认，作为科学的“中国研究”似乎才刚刚起步。与这个巨大有机体浓缩了19世纪、20世纪和21三个世纪，凝聚了农业、工业及“后工业”三种社会的博大厚重相比，与它的庞大的人口及其散发的无尽的能量相比，与它的让人兴奋又令人困惑的矛盾性相比，现有的“中国研究”依然显得单薄、单调和单纯。从能够切近它的适当的研究方法，到足以解释它的经得住验证的理论，都仍然处于摸索阶段；从对于其制度和状况的具体描述，到对于其文化和哲学的抽象归纳，也依旧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决定出版《中国研究》。这份在中国本土编辑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将成为中国学界面向全球的开放的学术园地，承担起海内外学术同仁沟通和交流的媒介作用，为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日益精进而努力。
　　《中国研究》将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宏观视野和问题取向。这是它的办刊宗旨。
　　开放性是指它的跨学科性和综合性。《中国研究》将努力突破单一学科的局限和研究领域的禁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都既属于它的研究范围，也成为它的研究视角。开放性同时也包括研究主体（研究者）的多样性，不同学术背景和志向的学者，只要他（她）坚守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伦理规范，将得到同样的尊重。需要强调的是，鉴于学术界目前的状况和出于学术事业发展的考虑，我们特别鼓励和支持学术新人的艰苦劳作。
　　务实性是指它的实证性和经验性。《中国研究》奉行“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希冀将重点置于中国的基层社会，从微观的问题或现实经验人手，在对许多单个领域、地域进行切实调查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追求终的对中国社会整体的通透认识。它当然期望博大而混沌的中国终能产生宏大而精确的理论，但也努力避免“宏大理论”先行或抽象概念主导下的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务实性还表现在鼓励朴实平易的文风和学风，倡导平和的学术批评氛围。
　　《中国研究》是全球中国学界展示睿智的公共空间，而不是少数编辑、学者的封闭领地。为此，我们热切希望整个中国学界的广泛参与，希望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同时，我们也真诚欢迎来自学术界的监督和批评。这种严肃的监督和批评是《中国研究》健康成长的重要前提。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于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为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当代中国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关系，南大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将《中国研究》集刊以及“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丛书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于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为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当代中国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关系，南大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将《中国研究》集刊以及“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丛书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晓虹，现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出版《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卷，2002）、《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2015）等著译作30余部。

翟学伟，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致力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有数种相关作品出版。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研究”首席专家。

特邀文稿
社会学本土化的演进与本位
专题研讨Ⅰ：性别与亲密关系
行业分工、性别实践与晋升约束
——基于J市女警的田野调查
夫权维续还是渐进平权？
——中国夫妻权力模式及影响机制变迁（1990-2010）
国家法对亲密关系的介入方式及限度探析
——以艾滋病感染者对性伴及配偶的告知义务为中心
专题研讨Ⅱ：政策创新与执行
财政支农七十年：总量、结构与分布变迁
可持续的地方政府创新何以可能？
——多阶段政策制定框架下成都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经验研究
民众意愿何以影响政策执行？
——以“禁补令”政策在湖县地区的执行失效为例

学术论文
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敕勒川年华》叙事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转型与知识生产
——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不平等”议题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过度自信与金融诈骗损失
——来自中国家庭的经验证据
同情心与实业发展
——以近代水利专家胡步川的个人实践为例
自洽的闭环：社会工程与行动者的互构
——基于贵州“三线”口述史的调研

书评与随笔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城市政治
——读史谦德《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
江村：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地标的再考察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籍而非子弹
——“奇人”王云五
Tableof Contents & Abstracts
《中国研究》稿约

半个世纪以来，发端于海外的中国研究已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这一知识体系的中心，由西方学人独步的学术论域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人共享的研究旨趣，同时也成了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窗口。《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意在推动中国研究领域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增进，更在于使日益成为显学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听到中国的声音。为进一步深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当代中国研究院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关系，南大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将《中国研究》集刊以及“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丛书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晓虹，现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并兼任国务院社会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出版《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1998）、《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卷，2002）、《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代际革命》（2015）等著译作30余部。

翟学伟，现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兼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致力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有数种相关作品出版。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现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研究”首席专家。

图3汇报了1952-2002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内部构成。可以看出1978年前后的支农支出的结构有明显差异。1952一1977年,支农支出以基本建设支出为主导,其占比较高,多数年份远超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事业费支出;26年间基本建设支出占比均值为52.2%其中有16年的占比均超过50%,1958年达到77.5%。进一步细分发现,农林水基本建设支出中用于水利建设的多,26年间占比均值达到64.3%大量投资是这一时期水利工程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此外1952-1977年间支农支出的结构波动也比较明显,如1960年之前和之后的支农支出的结构有显著的差别。

    1978-2002年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相对稳定。在多数年份支援农村生产支出与农林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是占比的两类支出，二者占比相差不大,均在30%一40%间波动;但1988年与 1998年是比较明显的两个时间点，两类支出的占比有较大变化。基本建设支出占比1979-1988年总体上趋于降低,之后保持稳定,1998年则从上年的19.9%剧增至39.0%。相比之下扶贫支出的占比较为稳定,1980-1995年均在5%上下1996年有显著增长之后数年稳定在10%左右。

    表2详细分析了2010--2020年农林水支出主要的款级和项级科目的占比变化。总体来看,农业相关的款占比有较明显的降低;扶贫支出增长明显,但主要是2016年之后;农村综合改革、水利、林业等款支出相对比较稳定。我们还分析了各款的内部结构。农业款中一些项级科目有明显的变化。农业各项补贴占比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规模仍很可观。2018年共计2677亿元占农林水支出的12.7%,其中金额的是农业生产支持补贴达1351亿元。农业综合开发主要用于土地治理,其占比趋于下降,2020年该科目取消。农村综合改革款主要是对一事一议的补助,对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的补助。水利支出中水利工程的占比,多数年份均稳定在10%左右,农田水利的占比也较高,但近年来也有所下降。农村人畜饮水在部分年份占比较高,也趋于下降。林业支出占比稳定在9%左右,主要有森林培育和其他林业等支出。扶贫支出自2016年起占比显著增长,表明政府高度重视扶贫事业;其中占比较高的有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发展和其他扶贫支出。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支出”的占比居高不下。其他农林水支出款的占比不高,但若加总各款如农业、林业、水利、扶贫等各款支出中的其他农业支出项,则占比较高,且2012年后有升高之势。2020年其他支出款和其他支出项占农林水支出的27.5%,其中其他农业支出项占7.6%,其他扶贫支出占10.0%。相对而言，“其他支出”的用途往往并不明确,表明农林水支出的预算编制有待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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