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概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 。1994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借《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时间概念》是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一本小书，它由两个文本组成，其一是海德格尔作于1924年的论著《时间概念》，其二是1924年7月25日在马堡神学家协会上的同名演讲，它们被认为是《存在与时间》的“初稿”。海德格尔意识到一个由技术决定的新文明和新生活世界的到来，它们有别于以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传统自然人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生命经验，尤其需要一种新的时间经验。海德格尔反对了传统的时间概念，即所谓“自然时间”或“当前时间”，并开启了对此在在世的“将来时间”的理解，以及对存在与历史性的追问。

《时间概念》是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一本小书，它由两个文本组成，其一是海德格尔作于1924年的论著《时间概念》，其二是1924年7月25日在马堡神学家协会上的同名演讲，它们被认为是《存在与时间》的“初稿”。海德格尔意识到一个由技术决定的新文明和新生活世界的到来，它们有别于以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传统自然人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生命经验，尤其需要一种新的时间经验。海德格尔反对了传统的时间概念，即所谓“自然时间”或“当前时间”，并开启了对此在在世的“将来时间”的理解，以及对存在与历史性的追问。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领域，他的观点还启发着神学、认知科学和文学的研究者。他的代表作品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通向语言的途中》等，还曾与中国学者一同读译过《道德经》。 　

译者简介：

孙周兴，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学报》（文科版）主编等。兼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德国《海德格尔年鉴》（Heidegger-Jahrbuch）编委、《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编委等。

时间概念(1924年)

节  狄尔泰的问题提法与约克的基本倾向

第二节  此在的源始存在特征

第三节  此在与时间性

第四节  时间性与历史性

时间概念(1924年演讲)

编者后记

译后记

《时间概念》是德国思想家马丁·海德格尔的一本小书，它由两个文本组成，其一是海德格尔作于1924年的论著《时间概念》，其二是1924年7月25日在马堡神学家协会上的同名演讲，它们被认为是《存在与时间》的“初稿”。海德格尔意识到一个由技术决定的新文明和新生活世界的到来，它们有别于以线性时间观为基础的传统自然人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生命经验，尤其需要一种新的时间经验。海德格尔反对了传统的时间概念，即所谓“自然时间”或“当前时间”，并开启了对此在在世的“将来时间”的理解，以及对存在与历史性的追问。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在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等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领域，他的观点还启发着神学、认知科学和文学的研究者。他的代表作品有《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通向语言的途中》等，还曾与中国学者一同读译过《道德经》。 　

译者简介：

孙周兴，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学报》（文科版）主编等。兼任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德国《海德格尔年鉴》（Heidegger-Jahrbuch）编委、《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编委等。

德国哲学中的历史意识产生于启蒙时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启蒙思想家一般都相信理性的普遍有效性, 相信通过普遍理性人类可以控制各种盲目的力量，服从普遍承认的理性目的，因此，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不断进步的过程。然而，德国启蒙哲学家赫尔德却发现，在历史过程中没有统一的理性标准,真正有效的是体现在历史运动中的歧异的文化标准，它们只有在自己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用异己的标准的话，就无法理解。赫尔德用他的历史思想对启蒙的理性的普遍性的教条提出了挑战。

     赫尔德之后，施莱尔马赫出于维护宗教真理的目的，在他的《论宗教》中同样强调真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因为真理总是表达在一定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语境中。不根据它内部的特殊规范就无法理解它。后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真理标准不理解和压制以前时代的真理，并不能使它们无效。施莱尔马赫用真理的历史性原则来捍卫被启蒙运动否定的宗教真理。宗教真理体现了人类情感的丰富性，而启蒙将经验纳入“一个普遍概念的统一性”之下，迟钝了人们对于文化独特性的感觉。

     作为启蒙运动的殿军和集大成者，康德完全认同理性和真理的普遍性的主张，不承认任何历史性原则，在他看来,理性标准的普遍性只能建立在一般意识(BewuDtseiniberhaupt) 基础上,不能建立在偶然、不确定的经验基础上。宗教真理的本质就是“纯粹宗教信仰”，它能促进可用理性演绎的道德行为的标准， 比起神圣启示特殊的历史的主张要远为优越。真理的历史就是使不完善的原理变为纯粹规范的过程,这些规范就像设定它们的意识的基础结构一样，是无时间的。

     黑格尔是德国历史意识的代表人物，海德格尔说他的思想是"一个历史世界观有力的体系”。黑格尔正是在对康德的批判中勾勒出他划时代的关于历史性的思想。黑格尔拒绝康德纯粹理性普遍性观念的形式性质(即认为它能脱离经验的具体内容应用于道德领域和理论领域)，针锋相对地提出, 理性必须体现在“一个民族活生生的个别性中，这种个别性的规定必须根据一种普遍必然性来掌握”。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标志不再是一般意识静止的统一性,而是精神自身特殊的历史表现，这些表现是通过具体历史角度特殊性的中介的。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干脆把精神称为”时代精神”，它具体体现在哲学、政治史、国家法制、艺术、宗教等各个文化领域:“它是一个贯穿所有方面的特定的本质、特性，它表现自身在政治和其他事物中，把它们作为它的不同要素;它是一个状态, 把它的所有部分都结合在它自身中,它的不同方面无论看上去可能多么多样和偶然，基础却是同质的。”黑格尔与施莱尔马赫-样，承认过去的真理(如希腊的艺术和宗教)在其源始的历史语境中的有效性，尽管它们不为现代人所理解。真理的理性和普遍的基础不在脱离历史经验的统一原理，而在历史经验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中，在它表现手段的异质性中。

     然而，与赫尔德和施莱尔马赫不同的是，黑格尔的历史思想是一种历史形而上学，主张理性完全可以掌握历史，因为历史归根结底是理性自身进步的运动，它必然表现为宗教的超感性真理、哲学的理性真理、人的自由意识和现代法制国家。总之，历史是理性的目的论运动。形而上学建立起来的历史运动的整一性终将消除源于文化和时代差异而造成的历史经验的难以理解。随着黑格尔的去世，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很快走向式微。"19世纪的普遍意识以科学和历史的名义把自己从观念论解放出来。”德国大学的学科化和专业化使得传统形而上学迅速失去魅力，人们从经验科学和史学两个方面向它提出挑战。一方面，人们相信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是科学和真理的保证，要求一切与知识和真理有关的活动都服从它的检验。另一方面，人们要求历史科学摆脱形而上学的统治,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黑格尔的同时代人威廉冯洪堡就提出要让历史摆脱形而上学思辨的羁绊。但他同时也主张要仔细区分人文科学理解的经验实在与物理自然的机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