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

当代中国作家，当然也包括诗人，他个人的写作史往往就是他的“进城史”。我想这一点都不奇怪。如今人们倒是喜欢说“乡愁”、听“牧歌”、看李子柒的视频、去体验“农家乐”，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国家都在“进城”，谁能够逆洪流而置身于外？

不过，每个人进城的方式、时间都不一样，更何况这世上的城，大城、小城，不一而足。托我去世已经快二十年的老父亲——他老人家那时候青春英俊，正在安徽西南部的一座县城的“局”里上班——的福庇，离四岁还差两个月的时候，大清早，天刚放亮，睡眼惺忪中，我被忙碌的大人亲切叫起来，从巢湖边上的含山县乡下出发，先坐汽车到巢县，再坐火车到省城，又坐汽车，后侧坐在一辆载重自行车的前横档上，进了一座叫作“宿松”的城，在一个大院门口被放下来，怯怯地跟着大人进了去。县城叫城关镇，简陋，一横一竖两条街，但什么都不缺，从快乐地讨饭的叫花子到威严的县革委会。多年以后，我总是回想起那儿的青松楼饭店，城关供销社无聊的后院，午后寂静而又略显荒凉的“五七”大学，上吊的国营油条铺子里看门的瘦老头，实验小学门口卖两分钱一大块洋生姜的瘪嘴老婆子，好看的圆脸女同学，县中学大操场上衣着单薄的女儿指着父亲鼻子声讨的批斗会，发迹不久家里的饭厅当中高悬“膳食可俭”四个毛笔书写的新鲜大字的凃老八……他们在有一天，忽然就齐齐地都醒了过来，混杂一起，喊叫着蜂拥着往我青春的脑壳子里挤。

无可奈何又无可争辩的，这些人、物、事在后来几乎构成了我全部写作的基石，生糙、自然，带有那个时代全部的无辜，诠释了一个外县男孩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无助、慌乱、惊异和随后的欢乐。多年以后，待我写作的生涩期过去，这些人与事又“变脸”一般，幻化出另外种种“相”，顺从地，有时候甚至是刻意地，迎合墨水和碳粉，在钢笔下或者电脑打印机不紧不慢地吐出来的纸上，逐渐显影。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我忽然悲哀地发现，它们已经被动地沦落成了某种“把戏”，如此而已。

我得承认，在我的青年时期，是“围城”的感受成为我个人写作的起点。这种感受一方面带着“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期特有的矫揉造作；另一方面，我想也意味着年轻的心灵正在急切地开张。时髦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忽然大热并大卖的《围城》，又恰好为此作了为生动的人生场景的铺排。那段时期，中央电视台每晚都会在黄金时段播出《围城》，开场白好像是陈道明，他用充满磁性的声音说：“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婚姻也罢，事业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人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束缚和磨砺……”

在青春的展开期，“逃脱”和“冲出”成为严峻挑战，事关“存在，还是毁灭”。为主要的是，这当中的吊诡对于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来说，有关城市与远方的记忆和想象，首先跳跃性地从“围城”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蛰居在乡下，或者奋勇地在“进城”的路上，却并不妨碍如同听“讲古”一般趣味盎然地想象着“城”“城里的”人，以及城里的“生活”，仿佛历史在这里显示了某种奇妙的春秋大梦式的“断点续传”——懵懵懂懂的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挤在一起看着电视里面的《霍元甲》《上海滩》，小说中的张恨水、张爱玲和来自中国台湾的琼瑶、三毛，以及半通不通的弗洛伊德、尼采，它们奇异地和我们尚处于前现代阶段的生活错接、并置，瞬间造就了几乎可以直接命名为“后现代”的心灵奇观——脚上的鞋、身上的衣是破的，身子已然迈进缤纷的台北冬季或者想象中打打杀杀的民国年间的上海，灵魂则和远方臆想中的文明做着初步而浅近的交流。脚下，除此小城之外，隐隐然另有无数座鲜活有趣的城，想来都丰富多彩。非但如此，当时年轻的我甚至敏锐地发觉，一定另有一座很“形而上”的“城”，高悬于头顶之上，离“生活”很近，又很远。

这觉醒给我带来很大的乐趣，也带来很大的惆怅。我一边在想象中骨碌碌地“城”里“城”外地打探、穿越、勘验，几乎不把它翻个底朝天誓不罢休，一边又更加嫌恶身边这座叫作“宿松”的县城，一边则思忖：怎么才能尽快进到那“城”中去呢？

说这个话的时候，二十二岁的我、曾经做过我的“财经应用文”老师兼班主任的吴忌、刘鹏程以及和在今年新冠疫情时节因为癌症已然作古的邓声恒，四个人，正躺在安庆港附近的江防大堤上面，有一句无一句地闲扯着。夜已经很深，江面上不时传来几声汽笛。如果那时候恰好有江豚，它们幽蓝的眼珠会不会远远浮游着，航标灯一样挑逗我们茫然的眼神呢？那是国庆节三天假期当中的一天，已经忘记了是谁提议，反正是被诗歌与远方激励得浑身发抖的我们，一拍即合，坐上客车去找安庆的沈天鸿，他是空间距离上除桐城的陈所巨外离我们近、声名也盛的诗人。鹏程那时候正以唯美的、乡村的抒情散章，冲击着同时也迷惑着我；吴忌除了关注日常，目光显然投射得要远一些，正在构思组诗《大中国寓言》，此前我已经先睹为快地看过其中的部分诗章。但说实话，这些都不能让我满意。在我隐隐的心中，这些文字美则美矣，深则深矣，与此在的生活究竟何干？说来巧，在报社，沈天鸿那天正好值班，我们得以叙谈了小半天。现在，江防大堤上面，邓声恒正在畅叙他据说很讨女同学喜欢的师大往事；我眼望忙碌的、因为夜色而模糊的行人、汽车，心想沈天鸿的诗歌看起来与此时此地粗糙的生活的关联也不大啊，比如他的《秋水》，但为何语句当中就能溢出一种难以言表的吸引，恍若“在”与“此在”因一种巨大的磁力，咬合在一起，闷声闷气？

百思不得其解。江水滔滔。邓声恒的话题已经滑过好几个台阶了，此刻他正老到地说：“从右边拐过去，走进一条巷子，再往下，就是安庆棉纺厂。”说的时候，语气轻佻而又暧昧，宛若那些穿着制服、蒙上口罩的女工正在身边穿梭，跳舞一般纺着纱。1992年的棉纺厂，纺纱机沙沙如雨，经济蒸蒸日上。这些我们都听得见，也看得到。不过，等到天亮时分，我们四个人因为一夜几乎未眠，又一同昏昏沉沉地坐上班车，回宿松去了。

就这样，仿佛在一瞬间，乡下，包括县城，曾经的一切都让人觉得那么不可忍受。我急切想洗去“泥土气”，好包装出更大的斯文。是的，就是“斯文”，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几乎是天然萌生出的向往。对于很早就已经离开乡下、进了“小城”的我来说，日益增长的感受是县城具有着与乡村无几区别的“泥土气”，是县城热气哄哄的人情味道、处事规则，甚至包括它笨拙又假里假气的“浪漫”，蘸着满满的粗俗和简陋。这与我心目中的远方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现在回想起来，究其实质，不过是我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对于国家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份青春气的信托，也是对于所谓的“现代性”并无切实根据的玄想，毕竟“纸上得来终觉浅”。但事实上确实如此，在当时，整个国家、一个时代都在“进城”。

青年人热血易上头，神摇目眩。从安庆回来后，我决定去远方，我要投奔“围城”。在合肥，乡党祝凤鸣热情地招待我，一起逛了这城市里几乎所有的书店。有的书店既小又偏僻，而且灰尘四落，但让人振奋。在某家书店里，我次结识里尔克；而在另外一家书店里，我窥视着卡瓦菲斯和奥顿，兼及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J.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新华社老旧的办公大楼里面，青年陈先发神色徐徐地和我与祝凤鸣说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来源，说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前世和通灵故事，仿佛无数只墨西哥无尾蝙蝠此刻正在楼道里翻飞。此刻，这城市里热闹中的安静气息深深地吸引了我。

跌跌撞撞，有时结伴而走，有时孤身一人。青年歌德的魏玛小城里，在那儿，我曾尝试和墨菲斯特做简短的交流，尤其是兴奋地谈及令人神往的“永恒的女性”，但估计彼此都不知所云；卡夫卡看似坚不可摧又暮气沉沉的城堡门口，就着马铃薯块和苦艾酒，我和苦闷的土地测量员K深入讨论过一只甲壳虫的体重与爬行速度的反比关系，但终不甚了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终究彼城非此城。斯时，祝凤鸣正在拍摄纪录片《我的小学》，陈先发则隐秘地写作他的《黑池坝笔记》，张岩松还在炒股，再等几年，他将重携他的后现代写作凌厉归来。我新结识的朋友张劲松，此前在福建的一座城市里经商，幡然悔悟，回到故乡县城，说要接着写诗。

时光荏苒，等到我终在一座城市里坐定，感受它略含霾味的呼吸，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此时，很多人都在兴高采烈地谋划出“城”、回归“乡”下。“经济”抛给“社会”一个巨大的“反讽”式的媚眼，让人感觉到这世上无一物不是“不可承受的轻”。回想这么多年来，整整一代人伪装出一副蝴蝶的斑斓模样，从田野出发，不断进“城”，继而出“城”，确实壮观，令人感慨。只是无论“进”和“出”，都何曾出自本心？面对“时代”的宽容责问，至少我个人的写作是可疑的。

回望“含山”或者“宿松”，我迷失了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