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随笔年选

2019年的3月，坐飞机到重庆，在千米高空上看了一部贾樟柯的电影《江湖儿女》。这部电影与我前往的重庆还是有些关系，贾樟柯似乎也对于这个南方的山城颇为青睐，之前的《三峡好人》，也是和重庆有关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选择前往重庆的路线，几乎已经很少选择贾樟柯在电影中的那种坐江船的方式了，而这却是一种可以欣赏三峡美景，也能感受人间万象的方式。我很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其中有他的一种知识分子的情怀，但又始终有一种来自底层草根的感受和视角，这种混搭的方式，其实令他的人物多少让观者感到一些纠结。诸如在贾樟柯的电影中，他所关注的那些底层人物，却似乎有一种知识分子才有的忧郁和感伤。如果细细想来，这是一件颇为荒诞的事情。但我想，这种不恰，则又恰恰是贾樟柯作为导演的一种独特之处。也正是因此，他的电影，很多观众很可能并不太明白，甚至也没有多少耐心，虽然其中的人与事都是与他们相关的。

记得好多年前，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问世，上海的王晓渔兄写了篇有趣的文章《文学界为什么没有贾樟柯？》，这是对于贾导演的一种赞美，也是对文学界的一种批评。晓渔兄的文章是一个话题，但也是值得深思的。去重庆之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朱丽丽的文章《浮生取义》时，就曾有一种特别的感动。这篇文章并不是简单的电影批评，而是作者颇有代入感的一种精神共鸣。这种因为贾导演的电影而生发的写作，也是我们时代精神生活的一种折射。后来又读了李皖的一篇关于流行音乐的文章，虽然我已经很久不再关注这个话题了。但当读完李皖的随笔《“时代歌手”不再拥有时代》，我捧着刊有文章的那期《读书》杂志，在屋子里静默了许久。感谢李皖为我们贡献了“时代歌手”这样形象的词语，诸如他所欣赏的罗大佑、李宗盛、崔健、张楚、窦唯等等。这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按照李皖的批判说法，是属于大歌手、可能的大歌手或者大嗓门的。

无论赞美还是批判，我从朱丽丽和李皖的两篇文章中，都看到了一种特别的冷静。在2019年的世界，有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我们每每都在期待一种特别的声音。诸如巴黎圣母院的大火，在看了各种纷扰的资讯和解读后，直到读到叶廷芳先生的《震撼全球的巴黎大火》，才似乎听到了一种沉静而优雅有力的声音，心中才释然了许多。我似乎有了一种特别的念头，如果每每遇到一种世人关注的公共事件，没有读到那一篇沉静而有力的好文章，就会感到一种深深的不安，这不仅仅是一个随笔写作者的特殊爱好。叶廷芳先生的文章不长，但非常有力。先生是懂建筑懂美的，他娓娓道来巴黎圣母院作为人类文明遗产的珍贵，以及这场大火所带来的损毁的深深遗憾，而更令他不安的是那些不文明的幸灾乐祸者，这也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真正动机。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为读到这样的话语而感到一种振奋：“一个民族，只有看得到并承认别人的长处，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

冯象的长文《我是阿尔法》，学识深厚，眼光犀利，解读到我们很多无法触及的东西。关于人工智能，人们的期待远远大于对于它的忧思。在专业领域的高歌之外，我们需要人文工作者的另外一种声音，因为除了享受物质的利好之外，我们还是有头脑也有感情的物种。邓晓芒的文章《关于人类尊严的思考》，同样启人深思。基因婴儿的诞生，作为新鲜事物，或许与人工智能一样，还需要在更深层次上进行探索它们存在的可能。这两篇由学者写出的文章，其实都是一种人文学者对于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思。如果说基因婴儿在狭义专业上属于医学，人工智能在专业上划归计算机科学运用，那么看似法学和哲学学者是作为外行的一种关注，其实却是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上的冷静审视。似乎令人感到一种忧思的是，我们人类的文明思考程度已经远远赶不上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化程度。

熊景明女士的《松仔园行山记》，此文起初读过就印象很深。后来编选随笔年选，没有找到电子版，也怕麻烦身在香港的熊女士，就拿着报纸，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到了电脑里。这次重新阅读和敲击键盘，让我有了一种更为深刻的阅读体验。熊景明的这篇随笔写她在香港中文大学供职的一段独特的记忆。因为每每有学者来中文大学进行访学，她都会带着他们去大学后面的小山，一边爬山，一边赏景，一边交流，其乐融融。此文读来颇感亲切，因其中提到的很多学者和作家，都也是我所喜爱的。但细读之下，又不难读出作者对于香港的热爱，短短的文章，写出了香港的历史、风貌和现状，以及香港与内地的那种道不尽的血脉相连，却都在不经意之间。这是一篇静水深流的好文章。

以上诸多文章，在我看来，他们是文学的，也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我将之看作为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写作。由此记得多年前，我的一位师兄，现在已经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作家了，回到母校为我们讲座。我刚刚因为回乡，经历了一场不快的旅程，故而颇带着情绪地向他讲述了这个旅程的情形。这位师兄听我讲了这些经历，只是对我说了句，我只是一名作家。当时我颇为这位自己尊崇的作家感到失望。但仔细想想，我觉得倒是自己的幼稚和失礼了。因为一名真正的作家，对于自己的写作是非常珍重的，他有自己写作的尺度、标准和要求，有自己的方式，因此，他的回答是冷静而准确的。这位师兄的回答，恰恰可以成为我对于随笔的一种期待，因为它始终还是属于文学的范畴，它有自己的边界、尺度和方式。也正是因此，我在遴选随笔佳作的时候，首先更看重的是文学以及作为文学的表达方式，它一定是沉静的，温润的，细腻的，深刻的，美丽的，而我也始终相信这种属于文学的形态，其生命力也一定是长久的。

还有几篇并非专业的文学写作者的随笔，却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篇是王宏任的《我眼中的张中行》。某种程度上或者对某一些读者来说，张中行是个有所争议的人物，但如果我们真正走近这位智者，就不会轻易地下结论了。有时候我们的认识会被复杂的事物所纠缠，难免会雾里看花，但首先应该珍重每一次真诚地审视。王宏任写他认识的张中行，都是生活中的琐碎之事，却看出了这样一位张中行，乃是深得我心的。文章末尾写道：“他虽然衣着纯粹中国式，可是思想包容天下先进思想，他是科学和民主的追求者。”另一篇系章燕写他的父亲屠岸，那是他父亲离世前的后日子，文章《生命没有终结》，就颇给我一种巨大的精神感染。我们很少读到这么动人的告别文章，自然，亲切，宛如在诗歌的湖水中荡漾一样。一个诗人的死亡，让我们看到了诗歌与艺术的胜利。容洁的《来燕谢》，写她的父亲、著名散文家黄裳先生，在不经意之间写及了一个家庭的故事，半个世纪的沧桑，一些恩怨，一些掌故，一些温暖，都在点点滴滴之间。

当然，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有太多的宏大事件了，充斥着热情甚至激烈的情绪。但对于读书人来说，我们不能不提到“五四”。偶尔，可以读到几篇好文章。谢冕先生的《一个人的“五四”》，令人感到一种温暖和乐观，充满了期待。陈平原先生的《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角度新颖，也发人深省。翟业军的《说不尽的“五四”》令我们看到了“五四”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产生的研究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真正关于“五四”言说者，都是学术界的专家们，而作家们的笔触似乎难以写成举重若轻的好文章。当然，还有关于八十年代，关于改革开放的几篇文章，诸如孙郁先生的《瞭望到的星光》和何怀宏先生的文章《“我不喜任何高调，更关注那些可能对人类造成重大危险的东西”》，都是谈个人思想的文字，可以从一个人的思想成长感受到那个独特的时代。后，我特别推荐百岁老人杨苡先生所写的两篇怀人的短章，它们浓缩了我们时代的学识、经历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