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图景：艺术、现代性与理想形体

从大卫的油画到“越战”纪念碑，米尔佐夫探讨了对种族、国族、性别、性态和技术的思考如何反映在对身体和政治身体的再现之中。进一步，从安格尔到毕加索和麦当娜，米尔佐夫考量了圣母的理想形体。加诸他者身体的种族视觉烙印，使理想的西方身体成为可能。从比属刚果的纪实摄影到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的艺术创作，这种种族化实践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抵制，得到了深刻体现。

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视觉文化理论家，该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纽约大学媒体、文化与传播学教授，著有《视觉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Visual Culture）、《观看的权利：视觉性的反历史》（The Right to Look: A Counterhistory of Visuality）等书。

译者简介

萧易，201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现居澳大利亚。出于爱好，数年来业余从事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的译介，主要关注领域为性别研究、身体史和后现代理论。

你的身体不是它自己。而且，我的也不是。它正处在医药、运动、营养、减脂、卡路里计算这些后现代控制论力量的围攻之下。身体成为了学术界与比之更广的文化界的关注焦点，给这些通常毫不相干的领域提供了少有的直接接触点。在罗伯特·梅普尔索普1988年的展览所引发的丑闻之后，又有对身体的新式医疗成像技术兴起，以及许多性别化身份认同规范的消解，然而有关身体的问题仍然在变得越来越紧迫。事实上，在西方历史上的各种社会文化动荡时期，身体的再现始终是一个关键议题。当下的我们不仅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记述的经历过“一战”的那代人一样，而且这种经验还被放大、强化了：“坐着有轨马车上学的这一代人，现在正站在乡间的宽广天空下，除了天上的云以外，什么都已不复从前，而在那云之下，在毁灭性的激流和爆炸交织成的力量之场中，是渺小的、脆弱的人的身体。”（Benjamin 1968：84）如今，就连天空也变了，被污染、气候变暖和森林破坏所改变。技术变革每年都在飞速而剧烈地发生，而不再只是一代人经历一次。在一个变化已成常态的世界，身体似乎也无可避免地必须改变。然而本雅明还指出了另一层意味，亦即，一旦身体发生变化，一切都会随之转型。身体既是抵抗后现代主义种种全球性趋势的后据点，也是首先受到它们影响的前哨。

近年来，许多人迫不及待地声称上述转型已经发生。批判理论家们宣称“无器官的身体”已经出现，而科技爱好者们则欢呼着计算机环境已成为一种超越个人身体界限的新型交流方式。然而，要宣告这种划时代转型已经发生，仍然为时过早。公元2 世纪，早期基督教先知俄利根曾让他的追随者们相信人的身体即将被上帝毁灭，自此之后，弥赛亚信徒们便对这一时刻翘首以待，但却只等来了一次次的失望。因此，现在这些对身体发生转型剧变的宣告带有基督教末世论色彩也并非完全偶然。在后现代主义初带来的激动中，似乎这样千年不遇的时刻正一触即发。而今，后现代看起来不再那么光辉闪耀，反而显得问题百出。随着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分化越来越显著，随着种族主义与国族主义日益增长，后现代精神变得更像是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那句箴言式的评论：“时代精神之中有一种悲伤。”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不像是对现代的超越，而更像是现代的危机。现代时期的目标和方法受到从未有过的公开拷问，于是，其中一些看起来不再具有优势， 另一些刚刚出现，还有一些干脆无关紧要。少数“西方”国家或许可以被称为后现代，数量更多的国家则连现代主义和现代化本身都还是个问题，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本书的目的，是对身体的视觉再现进行一系列基于历史的分析探讨，从而让我们看到它究竟发生了多少变化。

因为，自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身体一直是西方艺术的首要主题。与此同时，无论是关于政治身体的讨论，对性之本质的论争，还是社会生物学以遗传解释性格的理论，身体都是理解和探究广义上的政治变化的核心处所与重要隐喻。就这一点而言，现代时期的特点可说是意识到了身体是可变的、不完整的、归根到底是凡俗的。这种令人惊慌的不稳定感催生了大量企图控制物质身体发展变化的努力，往往是为了加强某些生理特性而牺牲另一些。而后现代的身体理念则认识到了那些乌托邦式做法的代价与弱点。这些交互关联的观点既解释了为何近年来身体受到如此众多的学术、公众与政治关注，也显示出为何这些讨论如此重要。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经验——亦即大规模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导致艺术家、批评家与知识分子们发展出了一套对他们自身所处时代的批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主义。 而在艺术史领域，以抽象的表现技法来辨识现代主义的做法似乎把具象艺术看作本质上是保守的，从而绕过、避开了那种对身体的不适之感。在1980年代，身体再现又重新成为了一个艺术问题，引发了各路人士的讨论，从德国新表现主义者到女权主义艺术家如芭芭拉·克鲁格、奇奇·史密斯和辛迪·舍曼，再到涂鸦艺术家如基思·哈林和让-米歇尔·巴斯奎特。

艺术的身体有别于它所企图模仿的血肉之躯。在艺术再现中，身体不再是身体，而是一个符号。它不仅是自身的再现，更不得不被附上一系列隐喻含义，而艺术家对于这些附着含义无法完全掌控，只能运用情境、背景和风格来做出一些限定。这一复杂的符号体系，就是本书所定义的身体图景（bodyscape）。同时，身体的符号也会对物质的身体产生非常实在的影响，尤其是在决定何种形态属于“正常”这个方面。此外，虽然每个物质的身体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但它也可能同时代表着许多身体，或是在各种不同领域承担着不同角色。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蒙娜丽莎》（1503—1506）到马塞尔·杜尚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1012），西方艺术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一种人类身体的完美再现方法，以此来克服物质身体的种种缺陷。而视觉文化在这项任务上的失败，则催生了关于身体图景的强烈不适感。

为了否认这种失败，西方视觉文化发展出了几种用以表现完美身体的形象，或是宗教的，或是政治的，但它们都仅是视觉上的再现。无论是现代早期的君主专制王朝，还是现代的国家，它们仅仅通过政治身体这种视觉再现就达成了很多目的，如国王肖像和“越战”纪念碑。同样，耶稣之母本是一个形象模糊的人物，在福音书里只被提及了四次，却在圣母像（the Madonna icon）的流传散布过程中成为了现在的童贞玛利亚（the Virgin Mary）。这种将不完美的身体在再现中补全的过程又被进一步延展，从而使得一些身体被某种特定话语所铭写，而这种铭写如此彻底，以至于在其之外那些身体已不再可见。正是这种话语覆盖将犹太人、非洲人和许多其他人的身体表现得“明显可见地”不同，以这种所谓“不言自明的”种族差异来佐证西方人的完美性。这些主题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而书中也将试图梳理从启蒙时期直至当下的（后）现代身体影像谱系。

在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的现在，不仅身体能否被用以表现更宽泛的完美典型变得有待商榷，而且就连是否存在任何一种真正有效的表现形式也遭到质疑。对于现代的、单一的身体和后现代的、碎片化的身体，现在通常的断言都是两者之间存在清晰的分界。然而我要论证的是，这种对立是建立在一种对现代主义极为局限的解读和它所带来的对后现代同样局限的认识之上。或许，比起以一种线性叙事把完整和谐的、普世的启蒙主义身体与其近期所谓在晚期资本主义重压下的碎片化完全对立起来，将启蒙主义的现代身体视为既碎片化、又普世的思路会更有成效一些。这种规整的对立观点看起来似乎由来已久，实则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它都伴随着不同的文化与政治含义。这两种截然不同却彼此共存的身体再现模式之间的矛盾，是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核心元素。然而这并不是说身体之中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式的辩证关系（辩证法本身在后现代时期也已成为多方理论的综合体）；而是说，后现代首先是对现代的重新评估。如果在现代或早期现代发现“后现代”的理念与实践，并不是说明后现代像贫穷一样始终存在，而是说明我们对现代的后现代解读现已具备充分的灵活性，得以将先前被压制或忽视的元素也囊括在内。一些为当今历史学家与批评家们所钟爱的史料，如旅行叙事、医学教材、照片或礼仪手册，都是直到近才被认为具有研究价值的。随着对现代的解读变得愈发繁复、细致与杂合，过去许多确定无疑的解读已不复存在——例如，无产阶级的形成、抽象技法的胜利、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期，等等。虽然现代身体的概念披着具有欺骗性的时尚外衣，但或许它的兴起与衰落也正是这些逐渐消亡的宏大叙事中近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