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办法——孟威廉的中国回忆（1938—1966）

第一章 曼海姆—弗莱堡—海德堡

第二章 上海

第三章 离开上海——去中国内地

第四章 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

第五章 图云关——教书和工作

第六章 “工合”——INDUSCO倡议

第七章 太平洋战争

第八章 回到上海

第九章 在医学研究所的工作和学业

第十章 解放上海——共产党在上海获得政权

第十一章 私人生活

第十二章 政治运动

第十三章 回国

第十四章 东柏林

第十五章 重见上海

尾声

时间表

注释

参考文献

孟威廉在中国发表的科学文章（1947—1966年）

感谢

附录：在上海的历史尘埃中找到的文物

——露丝·迈耶和玛丽亚·弗里德伯格的护照

译后记：犹太难民逃往上海的两条线路

 1998年秋天，柏林，公交车停靠选帝侯大街站，我正下车，巧遇一个美国女友。她前些年在上海当外交官，我们是那时认识的。她急急忙忙问我想不想今晚参加一个“上海少年”聚会，是那些1930年代末跟着父母逃难到上海的人的聚谈。

 那天晚上我认识了孟威廉（Wilhelm Mann）——个子瘦小，脸上布满皱纹，眼睛却闪闪发亮。他微微低着头，弯着腰在仔细聆听，说话口音软软的，显然是曼海姆口音。孟威廉是这些“上海少年”里最老的那代人里仅存的在世者。

 我们开始了交谈，很投缘。此后的一年里我定期拜访孟威廉，他向我口述了他的回忆，我录了音。本书引文部分就是录音的内容。到2012年9月底他过世前，我们还不时见面或打电话。他把从中国写给家人的信件复印给了我。

 20世纪里欧洲大陆接连两次遭受的苦难之巨大，史无前例，难以尽说。纳粹，以种族和政治原因杀害了几百万人。

 但是，我们记忆里不可描述的痛苦，不仅仅是生命的灭绝，还有无数人被驱逐，往往抛下财产，与亲人生离死别。驱逐并不是随着“二战”才开始，或者是“二战”的后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驱逐就已经开始，并出于政治意图故意让部分人民生存艰难。流亡就是20世纪的驱逐罪行带来的后果之一。

 走上流亡之路，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死里逃生了，但被迫移民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比沉重的压力。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在这种不得不向命运低头的环境中，抑或在流亡中，实现了人生计划和理想，不仅身体活着，精神也活着。人们可能首先想到那几个及时逃脱纳粹魔爪到了美国的例子，他们在美国作为科学家、艺术家或商人取得了成功。孟威廉也是这些德国流亡者中的一例，与许多其他来自欧洲中部的被纳粹迫害的人一起，朝着相反的方向逃往中国，生存了下来。但是，他却不满足于在异国他乡虚度光阴。孟威廉从中国回来时，带来了很多东西：他在中国完成了大学化学学业；他爱中国，这个给予他避难所的国家，这种爱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孟威廉在1938年离开德国，离开了家人和朋友，中断了学业，远离了家乡。他做了这个决定，迈出了痛苦的一步，因为《纽伦堡种族法》的实行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屠杀，这让他无法生存。

 孟威廉的家族已经在曼海姆定居好几代了。他父亲作为精神病科医生，开有诊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为德国而战。这个家庭是受人尊敬的，属于曼海姆的上层阶级。他们是犹太人，母亲的祖先中有好多个犹太教拉比。对孟威廉的父母来说，犹太教在生活中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父亲献身于自然科学，特别喜欢物理。他竭尽其力教育孩子们，让其喜欢科学。

 得益于海德堡大学教授们的自由思想和行为，孟威廉在1936年冬季开始了大学学业。但学业结束于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校长禁止他再跨入学校校园。孟威廉觉得要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就只有移民了。

 试过爱尔兰和美国的移民申请，都没有成功，他听说了去上海的机会。他因此找到了今后生活之地，但是还有问题，即如何才能立足。一张关系网给予了他帮助。曼海姆的一个邻居认识美国的某个人，而那个人认识某个在中国的人，在孟威廉到了上海以后，此人为中国红十字会物色工作人员，去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工作。孟威廉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贵州的经历、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在那里结识的人，还有他完成的工作，这一切都促使他在战争结束后决定暂时不回德国。1940年代末，两万个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几乎都离开了，有的去了南美洲，有的去了巴勒斯坦，只有孟威廉留在了中国。他在上海继续学业，又作为化学家在中科院做研究工作，结交朋友，并与中国人结了婚。

 回德国之路，因为有从前在中国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帮忙而较为顺畅，他们早就回到德国，是在民主德国。

 孟威廉回忆了这些事件、地点和人。他说作为医生的儿子，他也想当医生，但是纳粹的种族法不允许他学医，只好转而学习化学。他的生活轨迹从曼海姆到上海和贵阳，再到东柏林，画了一个大圈。

 在德国和中国，孟威廉的生活先后受到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太平洋战争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中国内战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影响了他。 

 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孟威廉却追求着自己的爱好，成了科学家。在上海的流亡，对很多脱离了欧洲土壤的人来说，是无尽无望地对生活好转的等待，而孟威廉却抓住了挑战的机遇。他融入了全球科学家集体，开始几年是在中国内地，战后是在上海。他获得机会参与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可。在柏林洪堡大学，他把在中国获得的知识运用到了工作中，他认为是他个人的好运。

 在中国，孟威廉得知自己出生的那年是龙年，按照中国人的观念那是幸运之年。“我一直有目标，”孟威廉回忆说，“就算没有直接的路径，总能找到一条路通往我的方向。”这条非直接的路就让他经过中国。他在那里得知了一句中国格言，让他在最困难的处境里也不绝望：“有办法。”

 文淑德

 柏林，2014年2月

本书的主人公孟威廉（Wilhelm Mann, 1916-2012），生于曼海姆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著名精神病科医生。1936年入海德堡大学。1939年逃抵上海，同年在贵州图云关加入中国红十字会。1949年入职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成为王应睐下属，合作研究抗生素和胰岛素。1966年返回民主德国，在柏林著名夏里特医院生化实验室工作。本书记录的就是孟威廉的口述回忆，作者是药物学家出身的汉学家文淑德（Ulrike Unschuld）女士。在21世纪初年柏林的一次聚会中,文淑德女士认识了孟威廉。在他辞世前的几年里，文女士为他做了口述史的访谈，成为《有办法》这本书的主干。与一般口述史书籍的不同在于，文女士不仅为口述内容做了详实的注解，记述了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犹太人真实的生活处境，还对孟威廉在中国所经历的各阶段的历史做了简明而准确的介绍。  

本书的主人公孟威廉（Wilhelm Mann, 1916-2012），生于曼海姆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著名精神病科医生。1936年入海德堡大学。1939年逃抵上海，同年在贵州图云关加入中国红十字会。1949年入职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成为王应睐下属，合作研究抗生素和胰岛素。1966年返回民主德国，在柏林著名夏里特医院生化实验室工作。本书记录的就是孟威廉的口述回忆，作者是药物学家出身的汉学家文淑德（Ulrike Unschuld）女士。在21世纪初年柏林的一次聚会中,文淑德女士认识了孟威廉。在他辞世前的几年里，文女士为他做了口述史的访谈，成为《有办法》这本书的主干。与一般口述史书籍的不同在于，文女士不仅为口述内容做了详实的注解，记述了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犹太人真实的生活处境，还对孟威廉在中国所经历的各阶段的历史做了简明而准确的介绍。 

文淑德（Ulrike Unschuld）是德国药物学家兼汉学家。她在慕尼黑先攻读药学，后学习汉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文博士的研究领域是宋金元时期药典与西方药理学的对比，并专注于药物疗法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性。

前言1

章  曼海姆—弗莱堡—海德堡

第二章  上海

第三章  离开上海——去中国内地

第四章  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会

第五章  图云关——教书和工作

第六章  “工合”——INDUSCO倡议

第七章  太平洋战争

第八章  回到上海

第九章  在医学研究所的工作和学业

第十章  解放上海——共产党在上海获得政权

第十一章  私人生活

第十二章  政治运动

第十三章  回国

第十四章  东柏林

第十五章  重见上海

尾声

时间表

注释

参考文献

孟威廉在中国发表的科学文章（1947—1966年）

感谢

附录：在上海的历史尘埃中找到的文物

——露丝·迈耶和玛丽亚·弗里德伯格的护照

译后记：犹太难民逃往上海的两条线路

本书的主人公孟威廉（Wilhelm Mann, 1916-2012），生于曼海姆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为著名精神病科医生。1936年入海德堡大学。1939年逃抵上海，同年在贵州图云关加入中国红十字会。1949年入职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成为王应睐下属，合作研究抗生素和胰岛素。1966年返回民主德国，在柏林著名夏里特医院生化实验室工作。本书记录的就是孟威廉的口述回忆，作者是药物学家出身的汉学家文淑德（Ulrike Unschuld）女士。在21世纪初年柏林的一次聚会中,文淑德女士认识了孟威廉。在他辞世前的几年里，文女士为他做了口述史的访谈，成为《有办法》这本书的主干。与一般口述史书籍的不同在于，文女士不仅为口述内容做了详实的注解，记述了19世纪到20世纪德国犹太人真实的生活处境，还对孟威廉在中国所经历的各阶段的历史做了简明而准确的介绍。  

文淑德（Ulrike Unschuld）是德国药物学家兼汉学家。她在慕尼黑先攻读药学，后学习汉学，并获得博士学位。文博士的研究领域是宋金元时期药典与西方药理学的对比，并专注于药物疗法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性。

前言

     1998年秋天，柏林，公交车停靠选帝侯大街站，我正下车，巧遇一个美国女友。她前些年在上海当外交官，我们是那时认识的。她急急忙忙问我想不想今晚参加一个“上海少年”聚会，是那些1930年代末跟着父母逃难到上海的人的聚谈。

    那天晚上我认识了孟威廉（Wilhelm Mann）——个子瘦小，脸上布满皱纹，眼睛却闪闪发亮。他微微低着头，弯着腰在仔细聆听，说话口音软软的，显然是曼海姆口音。孟威廉是这些“上海少年”里老的那代人里仅存的在世者。

    我们开始了交谈，很投缘。此后的一年里我定期拜访孟威廉，他向我口述了他的回忆，我录了音。本书引文部分就是录音的内容。到2012年9月底他过世前，我们还不时见面或打电话。他把从中国写给家人的信件复印给了我。

    20世纪里欧洲大陆接连两次遭受的苦难之巨大，史无前例，难以尽说。纳粹，以种族和政治原因杀害了几百万人。

    但是，我们记忆里不可描述的痛苦，不仅仅是生命的灭绝，还有无数人被驱逐，往往抛下财产，与亲人生离死别。驱逐并不是随着“二战”才开始，或者是“二战”的后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驱逐就已经开始，并出于政治意图故意让部分人民生存艰难。流亡就是20世纪的驱逐罪行带来的后果之一。

    走上流亡之路，对大多数人来说，尽管死里逃生了，但被迫移民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比沉重的压力。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在这种不得不向命运低头的环境中，抑或在流亡中，实现了人生计划和理想，不仅身体活着，精神也活着。人们可能首先想到那几个及时逃脱纳粹魔爪到了美国的例子，他们在美国作为科学家、艺术家或商人取得了成功。孟威廉也是这些德国流亡者中的一例，与许多其他来自欧洲中部的被纳粹迫害的人一起，朝着相反的方向逃往中国，生存了下来。但是，他却不满足于在异国他乡虚度光阴。孟威廉从中国回来时，带来了很多东西：他在中国完成了大学化学学业；他爱中国，这个给予他避难所的国家，这种爱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孟威廉在1938年离开德国，离开了家人和朋友，中断了学业，远离了家乡。他做了这个决定，迈出了痛苦的一步，因为《纽伦堡种族法》的实行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屠杀，这让他无法生存。

    孟威廉的家族已经在曼海姆定居好几代了。他父亲作为精神病科医生，开有诊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为德国而战。这个家庭是受人尊敬的，属于曼海姆的上层阶级。他们是犹太人，母亲的祖先中有好多个犹太教拉比。对孟威廉的父母来说，犹太教在生活中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父亲献身于自然科学，特别喜欢物理。他竭尽其力教育孩子们，让其喜欢科学。

    得益于海德堡大学教授们的自由思想和行为，孟威廉在1936年冬季开始了大学学业。但学业结束于1938年11月12日，这一天校长禁止他再跨入学校校园。孟威廉觉得要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下去，就只有移民了。

    试过爱尔兰和美国的移民申请，都没有成功，他听说了去上海的机会。他因此找到了今后生活之地，但是还有问题，即如何才能立足。一张关系网给予了他帮助。曼海姆的一个邻居认识美国的某个人，而那个人认识某个在中国的人，在孟威廉到了上海以后，此人为中国红十字会物色工作人员，去中国西南部的贵州省工作。孟威廉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贵州的经历、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在那里结识的人，还有他完成的工作，这一切都促使他在战争结束后决定暂时不回德国。1940年代末，两万个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几乎都离开了，有的去了南美洲，有的去了巴勒斯坦，只有孟威廉留在了中国。他在上海继续学业，又作为化学家在中科院做研究工作，结交朋友，并与中国人结了婚。

    回德国之路，因为有从前在中国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帮忙而较为顺畅，他们早就回到德国，是在民主德国。

    孟威廉回忆了这些事件、地点和人。他说作为医生的儿子，他也想当医生，但是纳粹的种族法不允许他学医，只好转而学习化学。他的生活轨迹从曼海姆到上海和贵阳，再到东柏林，画了一个大圈。

    在德国和中国，孟威廉的生活先后受到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太平洋战争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中国内战和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影响了他。 

    在这样的外部条件下，孟威廉却追求着自己的爱好，成了科学家。在上海的流亡，对很多脱离了欧洲土壤的人来说，是无尽无望地对生活好转的等待，而孟威廉却抓住了挑战的机遇。他融入了全球科学家集体，开始几年是在中国内地，战后是在上海。他获得机会参与科学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可。在柏林洪堡大学，他把在中国获得的知识运用到了工作中，他认为是他个人的好运。

    在中国，孟威廉得知自己出生的那年是龙年，按照中国人的观念那是幸运之年。“我一直有目标，”孟威廉回忆说，“就算没有直接的路径，总能找到一条路通往我的方向。”这条非直接的路就让他经过中国。他在那里得知了一句中国格言，让他在困难的处境里也不绝望：“有办法。”

                                                                 文淑德

                                                            柏林，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