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论

文明互鉴是人类发展的一大动力，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不同文明圈之间的互动与互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勇往直前，也正与这一文明善于学习、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这样说：
　　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
　　季羡林先生所说的“新水注入”，就是历史上中华文明对外国文明的两次重大借鉴。中国能有今天的文明与富强，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两次的“新水注入”：次是对印度文明的借鉴，即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运动，第二次是对西方文明的借鉴，即从明末开始的西学东渐。
　　始于东汉的佛经翻译，表面上看只是一场宗教活动，但实际上则是古代中国向印度文明学习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印度文明投射在佛教中的哲学、逻辑学、文学、绘画、音乐等等通过表层的宗教交流而悄然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
　　自明末开始，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知识。由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主导的文化交流初为我们引入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对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亲身参与那场文化交流的徐光启，在目睹了西方先进的知识体系后，发出了“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呼吁。从中不难看出，徐光启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强大。但在当时那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他的高瞻远瞩又有几人能识？
　　清末时期，两位福建才子严复与林纾横空出世，为中国引入了大量的西方人文思想和文学作品，引发了中国的启蒙运动，开新文化运动之先声，中国开始告别闭关锁国，铲除封建社会，加入世界的现代文明进程。而由陈独秀、胡适等开启的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场引进与借鉴西方知识的运动。中国正是在新的知识的启蒙之下，将西方的思想与中华民族的智慧相融合，开始了自己独特的社会变革。
　　把中国从封建社会的落后与愚昧中唤醒的是新文化运动。虽然当今社会的发展的主角已经是高科技，但一百多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则是文学改良和语言革命。大量的西方文学被引入中国，当人们以一种惊异的眼光看到一个与中国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同时，西方的各种政治经济思潮也随即蜂拥而入，其中引入注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不仅解放了中国的文字、文学，也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中国在克服了政体更新和外寇侵略的阵痛之后，便在西方文明为先进的思想的指导下，开始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文明逐渐进入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从文学改良和语言革命开始，是因为文学是文明的播种机。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西方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是在一个远离欧洲大陆的小岛上，即地中海的一个地处欧洲与非洲之间的希腊岛屿——克里特岛。欧洲文明进程的启动即来自于古罗马在征服古希腊之后对古希腊文明的学习，而推动欧洲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文艺复兴运动则更是从文学改良和语言革命两方面双管齐下，进而将来自不同文明的知识撒播于欧洲，引领着欧洲告别愚昧，走向富强。法国学者梅肖尼克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欧洲就是生于翻译、存于翻译、依于翻译的。”翻译是文明互鉴的桥梁。可以说，整个世界的文明实际上都是在文明互鉴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本丛书的推出之际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想当年，共产主义思想进入中国，就正是中国的有识之士借鉴西方先进知识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领导着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条路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困难和势力，终将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发展成了世界强国。
　　历史证明了一个真理：文明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中国自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之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和摸索，终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在短短的四十多年间，就将一个贫穷的国家打造成了一个跻身世界前列的富强之国。中国社会之所以能实现高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在此进程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就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着国外先进的知识与经验，从而迅速地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有碍社会发展的短板，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对外开放的核心之一就是学习国外先进的知识与经验，因此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就是外语。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具有战略性举措就是恢复高考，而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教育有一个极具战略眼光的举措，那就是要求所有的大学生都要学习外语。当初，很多人对这一改革措施很不理解，但四十多年过去了，历史证明，这一教育改革是何等的高瞻远瞩。一个开放的国家，必定是一个耳聪目明、胸怀远大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必定会走向富强。
　　不同的文明往往有不同的语言，因此文明互鉴首先就离不开语言。本丛书聚焦“文明互鉴与现代中国”这一主题，拟从语言、文学、文化、历史、哲学等方面人手，探讨中国文明对外国文明的学习、借鉴和应用，以及中国文明对外国文明所产生的影响。
　　入选本丛书的成果主要来自于中山大学的“百人计划”引进人才或主持过国家社科或J育部项目的学者。这一丛书将持续建设下去，每年都会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后，感谢商务印书馆的鼎力相助；感谢学界长期以来对我们的支持与帮助，还希望各位学者、同仁对我们的成果提出宝贵意见；感谢中山大学领导的关爱和同事们的努力，让我们一起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谨以本丛书的编纂出版，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西诗汉译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本书从诗学的角度对西方诗歌的汉译展开了批评性研究，重新审视和梳理这段历史，尤其是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探讨了西诗汉译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关系，展示诗歌翻译范式的更迭与方法的进步，分析诗歌翻译中存在的诗学问题及其对中国诗歌文化的影响，提出改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理论上的探索验证于实践，旨在提出更符合诗学理念的诗歌翻译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西诗汉译的翻译诗学。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西诗汉译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本书从诗学的角度对西方诗歌的汉译展开了批评性研究，重新审视和梳理这段历史，尤其是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探讨了西诗汉译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关系，展示诗歌翻译范式的更迭与方法的进步，分析诗歌翻译中存在的诗学问题及其对中国诗歌文化的影响，提出改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理论上的探索验证于实践，旨在提出更符合诗学理念的诗歌翻译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西诗汉译的翻译诗学。

王东风，中山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主任，翻译学院常务副院长；翻译界知名学者，著有《连贯与翻译》《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等多部专著，并发表论文上百篇。

部分 文史篇
章 中国百年西诗汉译反思
一、当历史被问题化
二、当断代被问题化
三、当偶像被问题化
第二章 西诗汉译的范式更迭
一、佛经的范式
二、胡适的范式
三、闻一多的范式
结语
第三章 误区形成的误导
误区之一：理念上的矛盾
误区之二：语言上的误解
误区之三：语体上的错位
误区之四：体裁上的失配
误区之五：诗律上的无措
误区之六：功能上的混乱
结语
第四章 被操纵的诗歌翻译
一、五四时期西诗汉译是诗学诉求，还是意识形态诉求？
二、新诗诗体是受西方诗歌的影响吗？
结语
第五章 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的形成
一、为什么在中国新诗中除了自由体之外，看不到别的西方诗体？
二、主导新诗运动的《新青年》翻译了什么西方名诗？
三、是先有原创白话新诗，还是先有白话译诗？
四、白话自由诗真的是胡适“早”吗？
五、思考

第二部分 诗学篇
章 拍子的翻译：以逗代步
一、格律的纠结
二、节奏的理据
三、量化的尺度
结语
第二章 以逗代步的可行性验证
……
第三部分 译者篇
参考书目

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西诗汉译至今已有百年历史。本书从诗学的角度对西方诗歌的汉译展开了批评性研究，重新审视和梳理这段历史，尤其是五四时期的西诗汉译，探讨了西诗汉译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关系，展示诗歌翻译范式的更迭与方法的进步，分析诗歌翻译中存在的诗学问题及其对中国诗歌文化的影响，提出改进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并将理论上的探索验证于实践，旨在提出更符合诗学理念的诗歌翻译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西诗汉译的翻译诗学。

王东风，中山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外国语学院院长，中山大学外语教学中心主任，翻译学院常务副院长；翻译界知名学者，著有《连贯与翻译》《跨学科的翻译研究》等多部专著，并发表论文上百篇。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诗运动时期的诗歌翻译，有意无意地被诗歌界和翻译界在一定的程度上美化了，这是因为把西诗翻译成新诗诗体，符合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更何况那时的一众诗歌翻译者，日后大多成了新诗运动的巨星，后来者仰望还来不及，岂敢还有质疑的不敬之心，因此吐槽的远远少于点赞的，一些明显存在的问题就一直被搁置起来了。
　　考察五四时期的白话新诗的形成，就不能不考察当时的西诗汉译，尤其是当时诗歌翻译的目的，以及诗歌翻译者们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选择的翻译手段。在此基础之上再来看影响白话新诗的力量的来源，掩盖在这来源之上的一层迷雾就可以被拨开了。
　　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西诗汉译的目的驱动并非仅是诗学诉求这么单纯，其意识形态议程十分明显，这个议程就是颠覆与解放——颠覆旧的秩序，解放被禁锢的思想，建立民主的体制。在此进程之中，白话新诗和诗歌翻译皆是工具。如果是诗学诉求的话，翻译策略应该遵循诗学的规则和诗学翻译的规则，而那时的诗歌翻译却存在着明显的反诗学倾向。
　　在新诗运动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诗诗人们并没有为新诗建立起自己的诗学体系。新诗运动起于1917年前后，十年之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才开始在《晨报副刊·诗镌》以及后来的《诗刊》上探讨新诗的理论问题。由此可见，新诗运动在萌芽时期实际上并没有一个深思熟虑的诗学基础建设过程，因此当时的诗歌翻译方法，从诗学的角度看，是盲目而混乱的：在新诗运动的前期和初期，陈独秀、胡适等一些日后成为新文化运动先锋的知识精英们是用中国的旧诗体来翻译西方诗歌，诗学的方法上还算是以诗译诗，以格律对格律，属于保守的归化式诗学翻译策略；但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很快就走向了另一个，用白话自由体来翻译西方格律诗，方法上是摇身一变成了以无格律对格律、以散文体对韵文，即用追求信息功能的手段来翻译具有诗学功能的诗歌。
　　以上文提到的拜伦的格律诗“The Isles of Greece”为例，新文化运动之前和之初，梁启超用曲牌体来翻译，马君武用七言歌行来翻译，苏曼殊用五言诗来翻译，胡适用骚体来翻译；新文化运动之后柳无忌用白话新诗无韵自由体来译，闻一多用白话新诗有韵自由体来译——怎一个“乱”字了得。
　　由此表象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西方诗歌在译人中国时被耍了，而且是被耍得团团转。人们一直以为新诗是受了西方诗歌的影响，但却没有意识到，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其实是在玩弄西方诗歌，通过操纵翻译来操纵目标文化的走向，其目的并非是向他们的读者真实地展现西方诗歌的原生态，而是为了服务于他们既定的文化与政治议程。译者的这种近乎反诗学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千扰了译者的诗学选择，影响了译文的诗学准确性，以至于声称受西方诗歌影响的中国新诗与当时所翻译的西方诗歌并没有多少相似之处，而在中国土壤中萌发的新诗又与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诗歌几乎没有任何相像的地方。
　　表面上看，胡适在发动新诗运动时，确实是有其诗学诉求的，但这一诉求背后的终极诉求仍然是意识形态。虽然他本人开始的时候一再声称不谈政治，但毕竟他的那篇著名的号召用白话文写诗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是在一心要闹革命的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上发表的，又毕竟1919年就爆发了五四运动，即便胡适有什么样的诗学追求，也终究被那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大潮给卷走了：原本是一个想通过翻译来操纵目标文化的议程，转眼间就被目标文化所操纵，迅速转变成了一场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