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地区财政发展指数报告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收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本书测算了中国各地区地方财政发展指数，总指数由财政收入稳健、财政支出优化、债务可持续、社会保障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省内财政均衡性等六个方面指数构成。该指数体系反映了各地区在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地方债务率、社保负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差异。全书分成三大篇：篇具体介绍分省财政发展指数六个方面的指数；第二篇将财政发展指数测算到分市层面，对分市财政发展指数进行分析；第三篇是关于促进我国财政发展的政策建议。

马光荣，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副所长，学术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获得*优秀成果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等多项奖励。
吕冰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税务学会理事。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大量研究论文。

篇分省财政发展指数

章财政收入稳健指数
1.1财政收入稳健指数的平均趋势
1.2财政收入稳健指数的省际比较
1.3小结与政策建议

第二章财政支出优化指数
2.1财政支出优化指数的平均趋势
2.2财政支出结构指数的省际比较
2.3小结与政策建议

第三章债务可持续指数
3.1债务可持续指数的平均趋势
3.2债务可持续指数的省际比较
3.3小结与政策建议

第四章社会保障可持续指数
4.1社保基金可持续指数的平均趋势
4.2社会保障可持续指数的省际比较
4.3小结与政策建议

第五章基本公共服务指数
5.1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平均趋势
5.2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省际比较
5.3小结与政策建议

第六章省内财政均衡性指数
6.1省内财政均衡性指数的平均趋势
6.2省内财政均衡性指数的省际比较
6.3小结与政策建议

第二篇城市财政发展指数

第七章城市财政发展指数
7.1城市财政发展总指数
7.2城市财政收入稳健指数
7.3城市财政支出优化指数
7.4城市债务可持续指数
7.5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指数
7.6小结

第三篇促进我国财政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八章财政收入开源面临的挑战
8.1依靠加税增费开源有悖改革初衷
8.2国际税收竞争加剧，未来有继续减税的压力
8.3提高国企分红面临天花板
8.4土地财政难以延续高增长态势
8.5“调节性财力”难以为继
第九章对我国近期财政政策取向的建议
9.1我国财政政策的总体思路
9.2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提高地方专项债额度
9.3启动财政整顿措施

第十章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10.1增值税改革
10.2企业所得税改革
10.3个人所得税改革
10.4完善地方税体系
10.5其他税种改革
10.6完善国企分红政策，处理好财政贡献与保值增值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收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本书测算了中国各地区地方财政发展指数，总指数由财政收入稳健、财政支出优化、债务可持续、社会保障可持续、基本公共服务、省内财政均衡性等六个方面指数构成。该指数体系反映了各地区在人均财政收入、财政收入结构、财政支出结构、地方债务率、社保负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的差异。全书分成三大篇：篇具体介绍分省财政发展指数六个方面的指数；第二篇将财政发展指数测算到分市层面，对分市财政发展指数进行分析；第三篇是关于促进我国财政发展的政策建议。

马光荣，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副所长，学术成果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获得*优秀成果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等多项奖励。
吕冰洋，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财政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财政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中国税务学会理事。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经济研究》《政治学研究》等期刊发表大量研究论文。

10.4完善地方税体系
10.4.1完善地方税体系的必要性
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是我国财政管理体制为核心的内容之一。财政收入划分，事关“蛋糕”分配，对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制度上，完善地方税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994年分税制改革，在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提高“两个比重”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分税制改革也成为这期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之后，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划分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直到2016年全面营改增实施后，原位列地方政府大主体税种的营业税逐渐消失。为了确保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格局大体不变，2016年4月底，国务院印发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规定中央和地方按税收缴纳地实施“五五分享”比例。2019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的通知》，提出要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不变。同时也提出，将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即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
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共享税，即增值税的地方分享50%部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地方分享的40%部分，其他地方专享税都是小税种，所占比重并不高。地方税体系建设尽管中央谋划已久，但目前尚未迈开实质步伐。地方税体系建设的重点，是为地方政府建立新的税收数额较大的一个或几个专享税种。因此，地方税体系的建设，需要结合我国税制改革的总体进程。
为什么要建设地方税体系？实际上，中央与地方的总体财力格局在过去20年大体保持稳定。建设地方税体系，并不是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份额，而是因为现行的中央与地方财力划分方式，尽管维持了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稳定，却存在如下两个问题：
首先，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生产性税基缴纳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加重了政府职能和支出导向“亲企业、疏居民”“重生产、轻民生”，不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国家治理水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主要税基是生产产品或服务的企业，其税基具有高度的跨地区流动性，因此地方政府为了能获得更多的增值税收入，会有充分的动力去招商引资，采取各种措施扶持企业生产。因此，现行模式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动力去改善民生、加强环境保护、加强产品质量等监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居民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劳资关系等公共品的需求越来越高，因此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关系受到挑战。2016年之后，增值税地方留成率由25%提高到了50%，进一步加重了地方政府“亲企业、疏居民”“重生产、轻民生”的倾向。不仅如此，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分成激励下，地方政府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干预会更严重，政府在引进企业初期会给予大量的变相税收优惠、廉价土地价格和补贴，地方保护也会加重，严重干扰了全国统一的市场的形成，阻碍了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率配置，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次，现有的增值税分成方式不符合税收划分的“受益原则”。增值税作为一种商品税，尽管其法定纳税人是企业，但是其主要税收归宿主要落在消费者身上。由于现行增值税是按照纳税地分成的，某些地区的商品消费量很大，当地居民实际负担了大多数增值税税负。但是由于大多数商品（包含服务）是跨省份销售的，如果该地区生产企业较少的话，该地区实际分享的增值税数额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增值税税负归宿地和增值税分享地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偏离，不符合“受益原则”。
10.4.2完善地方税体系的思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完善地方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出要“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税收制度改革计划中的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和“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给地方税体系建设带来了空间。因此，目前主流的意见是，地方税未来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开征房地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独享收入；二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但是我们认为，这两个支柱在短期内都不够坚实，应该建立多支柱的地方税体系。一方面适时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另一方面重新设计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
本报告建议重新设计增值税的地方分享比例，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