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传

公元1974年3月27日，本传记的主人公，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王明，病逝于苏联首都莫斯科，终年70岁。
几天后，在莫斯科麻雀山（原称列宁山）下，莫斯科河畔的新圣女公墓里，又增添了一座新墓室，墓室前的碑上只刻着一行用俄文书写的名字。
王明去世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刊登了《追悼王明同志》的文章，称其为“国际共运的老战士，中国共产党的著名活动家”“苏联的老朋友，苏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积极捍卫者”。
然而，中国国内的报刊，对这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这长达四年间，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权力的王明的逝世，却没有任何报道。
为什么这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曾经名噪一时的人物，却客逝他乡， 葬于异国，而且墓碑上连中文名字都不留？
为什么中苏两国、两党，对他逝世的反应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历史的谜团是由历史铸就的，也只有历史的真相才能破解。
让我们沿着王明一生的足迹，看看这位虽有49年中共党龄却在苏联待了31年的所谓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怎样在中苏两国两党的复杂背景下，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洪流中跳跃与沉沦的。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扶植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抗战时期，他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他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甚至著书立说攻击中国共产党和*。
    作者遍访曾与王明共事或有过接触的知情人士，融通学界多年来有关王明的研究成果，对他的一生做了客观的描写，让读者近观王明的跌宕人生，品评王明的功过是非。

戴茂林
1957年生于吉林省敦化市，法学博士，辽宁省优秀专家。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现任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有《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王明传》《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民众大联合》《中国共产党人形势观》《王明与莫斯科》《中共中央东北局》等专著。

曹仲彬
1931年生于山西省浑源县，吉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吉林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吉林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出版有《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王明传》《何孟雄传》《中国特色建党道路初探》《开天辟地大事变》等专著，在《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引 子
章  国内求学（1904—1925）
家　世
念私塾
入小学
上“三农”
进“商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
组织“豫皖青年学会”
第二章  留苏受宠（1925—1929.3）
执着赴苏
初露锋芒
米夫的翻译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江浙同乡会”事件
“第二条路线联盟”
宣扬城市武装暴动
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
第三章  回国渐起（1929.3—1930.7）
下派基层
博得芳心
上调《红旗》报
力主“武装拥护苏联”
批判“取消派”
号召工人武装暴动
剖析新军阀混战
被捕违纪
在全国总工会
与李立三“左”倾异曲同工
第四章  上台掌权（1931.1—1931.10）
与李立三争锋
向中央发难
抛出《两条路线》意见书
倡办秋阳书店
米夫亲自来华扶植
六届四中全会上台
发起“反右倾”斗争
推行“左”倾教条主义
离沪赴苏
第五章  坐镇国外（1931.11—1937.11）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清算旧账
再版《两条路线》
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发出“王康指示信”
起草《八一宣言》
出席共产国际七大
与国民党代表接触和谈判
转向右倾
第六章  抗战归来（1937.11—1938.9）
踏上延安的土地
十二月会议上提出“新方针”
出任中共长江局书记
三月会议上再占“上风”
出席首届国民参政会
片面强调“保卫大武汉”
武汉全家大团圆
第七章  整风岁月（1938.9—1945.4）
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转折
负责妇女工作
在整风运动中
所谓的“谋害事件”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两面态度
第八章 法制工作（1947.3—1950）
出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
出席七届二中全会
负责制定新中国部婚姻法
《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孟公府2号轶事
第九章  去苏未归（1950.10—1974）
次赴苏就医
再次赴苏治病
“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中共五十年》的出笼
《王明诗歌选集》的出版
附录1　王明年谱简编（1904—1974）
附录2　王明著述目录索引（1925—1980）
附录3　王明诗歌目录索引（1913—1974）
附录4　关于王明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考证
附录5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
再版后记

王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扶植下，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着统治地位，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抗战时期，他又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晚年，他踏上留居苏联的不归路，甚至著书立说攻击中国共产党和*。
    作者遍访曾与王明共事或有过接触的知情人士，融通学界多年来有关王明的研究成果，对他的一生做了客观的描写，让读者近观王明的跌宕人生，品评王明的功过是非。

戴茂林
1957年生于吉林省敦化市，法学博士，辽宁省优秀专家。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现任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出版有《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王明传》《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民众大联合》《中国共产党人形势观》《王明与莫斯科》《中共中央东北局》等专著。

曹仲彬
1931年生于山西省浑源县，吉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吉林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吉林省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出版有《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王明传》《何孟雄传》《中国特色建党道路初探》《开天辟地大事变》等专著，在《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章  国内求学（1904—1925）

家　世

1904年5月23日，王明出生于当时的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
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归属，王明应是安徽省金寨县古碑镇双石乡码头村人。相传金家寨街区兴建于唐朝末年，古名“金钗镇”。据地方志记载，至明末清初之时，“金钗镇”被通称为“金家寨”。
金家寨位于安徽、河南交界之地，街西首墙上立有六安、商城、固始三县界碑，故有“鸡鸣听两省，狗吠闻三县”之称。这个皖西边陲的小镇，周围山高岭峻、依山傍水、关寨环列，历史上曾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金寨县有六支主要山脉，两条主要河流。小有名气的史河、淠河即发源于此，贯穿全境。金家寨在史河上游张弓山下，以狮子岭头为界，分上下码头两个街区。金家寨盛产竹、杉等山货和铁、炭等，史河下游的商家经常带着粮、盐等日用品来收买山货。
1918年，14岁的王明曾作七律一首，描述金家寨当时的货运情景。诗曰：

金家寨立史河边，住户商家人数千。
悬剑张弓峰对峙，狮头猫洞岭相连。
毛牌月月来盐米，山货年年出竹杉。
鸡犬声闻三县乐，谁分皖省与河南。
    
金家寨历史尽管悠久，但正式设县，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事。1932年11月，国民党政府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三县和河南的固始、商城二县的边境地区之一部，划归一起，建立了以当时驻军将领卫立煌名字命名的“立煌县”。金家寨作为立煌县政府所在地，改称为“金寨镇”。抗日战争时期，“立煌县”一度成为安徽省临时省会所在地。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解放了金家寨。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又以原县政府所在地金寨镇命名，将“立煌县”改为“金寨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金寨县人民政府仍设在金寨镇。1954年3月，这里的人们在热情高涨完成个五年计划的运动中开始了一项重大工程——修建梅山水库。到1956年4月梅山水库建成时，有着悠久历史和动人传说的金寨镇已是汪洋一片，不复存在了。
王明出生于金家寨，他的籍贯应是现在的安徽省金寨县。不过，王明真正的祖籍却是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清朝的某一年，这里洪水泛滥，乡村受灾，王明高祖父陈世学和高祖母吕老太无法生存，遂拖家带口投奔到金家寨吕老太的哥哥家来。吕老太的哥哥当时开个小染房，生活还过得去。他们便在吕老太哥哥的帮助下，暂时在金家寨安顿下来。
陈世学在金家寨住了一年多，听说云岭村灾情过后生产恢复，便不顾病体，要领着家人返回故里。可是，长期的奔波使陈世学在返家途中一病不起。吕老太埋葬了陈世学后，只得又带着孩子们返回了金家寨。从此，王明家系就在金家寨繁衍生息起来。笔者在云岭村查到了“陈国世系图”和几个支谱，上面记载：春秋战国时，胡公满，封为陈国，遂姓陈，传了79世。
王明的曾祖父陈应义，生有两个儿子。小儿子陈亨锡，就是王明的祖父。
陈亨锡，号毓亭，是一位私塾先生。他擅长书法，精于裱糊，也算是一位乡村才子。但他没有田产，仅以教书为生，无法满足家人的生活需求。所以，陈亨锡曾与五家亲友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以此来补贴生活。
王明祖母曾氏，是河坪丁家堡人。她生有五男三女，其中老大陈聘之，就是王明的父亲。
王明的父亲陈嘉渭，字炳森，号聘之，1877年农历八月十九日生。他小时读过三年私塾，但由于生活艰难，身为长子，只好在15岁时辍学，到离家25里地的胡家店子“陈庆号”当学徒。陈聘之在学满三年后，又回到金家寨下码头帮助父亲开香铺。陈聘之做生意倒算有了“学历”，但在与五家合伙开的小香铺中，仍然只能充当小店员的角色。
1897年，20岁的陈聘之娶喻幼华为妻。
喻幼华，号淑连，1880年生于金寨的张家畈村。她个子虽小，眼睛也有些近视，却是一位善良、能干、贤惠的乡村妇女。自己不太识字的喻幼华却积极培养子女读书识字。1924年，她还建议陈聘之办了个女子学校，专门招收那些无门读书的女子。喻幼华招收了几十名女学生，自任女子学校校长，陈聘之为副校长兼教员。黄启仁、张育才、陈觉民、陈绍炜等都曾在该校任教。
当时，女子读书是不被允许的，妇女出任校长更是大逆不道。喻幼华办学招来了众多非议。王明四叔陈云溪是位封建卫道士，他坚决反对哥嫂办女子学校，扬言要进行破坏。于是，喻幼华整日拄着拐棍在校门前守卫，使他们没敢来捣乱。
1958年，王明为纪念母亲喻幼华，写了名为《大娘校长》的诗文。诗曰：

陈氏祠开女学堂，大娘校长半文盲。
手持拐杖门前站，保护师生打痞氓。

鄂豫皖苏区建立后，喻幼华担任女子小学校长并从事其他妇女工作。她时常跋山涉水，到处动员妇女帮助苏区政府和红军，做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母亲喻幼华对王明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了母亲矮个子的血统，而且受母亲的教诲，一贯勤勉好学。母亲创办女子学校14个春秋后，1938年，王明也在延安兼任了中国女子大学校长。
陈聘之为人淳朴，喜欢主持公道，热心助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地区燃起的革命烽火，也把陈聘之卷入到革命洪流之中。1929年5月，陈聘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并被任命为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1932年，他先后被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霍山县任专用公司经理、霍邱县运输公司经理等职。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他又回到家乡，开过一段时间糕饼店，后来又以教书为生，当了几年乡村教师，并且继续为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陈聘之和喻幼华生有二男三女，王明为长子，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
王明姐姐陈先民，比他大4岁，20岁时即因病早逝。大妹妹陈觉民，二妹妹陈映民，弟弟陈绍炜，先后在父亲及大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明大妹陈觉民生于1905年，后入私塾读书。1924年陈聘之和喻幼华开办女子学校以后，她到女子学校当了教员。1929年中国革命呈燎原之势时， 陈觉民也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先在商城一区模范小学教书，后调到县妇委工作。据《金寨县革命历史大事记》记载： “1931年3月底，商城县妇女委员会9人组成，书记汪泽荣，秘书陈觉民（脱产）。”陈觉民1933年与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列宁小学任校长的汪惠生结婚， 育有一女叫汪向荣。
王明二妹陈映民又名王营，1908年生。在她出生仅七天时，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忍痛将她抱给了金家寨上吕家湾的贫农吕能江家，给吕家做了童养媳。陈映民从小在吕家长大，15岁时与吕家长子吕绍文完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辟以后，一无所有的吕家兄弟成了革命的积极参与者，陈映民也参加了革命斗争。她于1930年加入共青团，任六安六区五乡团支部书记。1931年又参加了红军，并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政治部做妇女工作。1932年，陈映民跟随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革命根据地，担任了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在艰苦的红军长征途中，陈映民的丈夫吕绍文和丈夫的两个弟弟吕绍武、吕绍全先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只有陈映民坚持到了陕北。
1936年10月，陈映民随同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部队共两万多人，奉命组成西路军，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陈映民任妇女团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由于孤军深入，敌众我寡，西路军将士虽然浴血奋战，但损失惨重，陈映民也在战斗中被俘，被押解到敌人开办的被服厂做苦工。
虽然在敌人的魔窟中受尽苦难，但陈映民还是在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逃离了虎口，于1938年4月来到了延安。由于此时正是张国焘叛逃至武汉并发表声明脱离中共之时，延安正在掀起声讨和揭批张国焘的高潮，陈映民为避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于是根据其已改名叫王明的大哥之姓，改名叫王营，继续为党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1949年秋，她随军南下到重庆，后到重庆水产公司工作，1983年离休。
陈绍炜又名甘宁，是王明的弟弟，也是兄弟姐妹中小的一个。他生于1911年，小时读过私塾和小学，后又到六安县读完初中，毕业后回到金家寨教书。他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商城县一区一乡模范小学、七区列宁小学教学，后又调到六安县七区四乡苏维埃文化委员会任宣传员，以后也主要从事教书等文化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去了延安。
王明一家大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而母亲喻幼华的娘家也可以称为革命家庭。王明大舅喻幼堂，共产党员，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六安六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产党员，是六安六区游击队副队长。兄弟二人于1930年五六月间分别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去，受尽酷刑，但英勇不屈，先后壮烈牺牲。
无论陈家还是王明外祖父喻家，参加革命早的要算是王明。王明对其家庭成员及亲属参加革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金家寨县素以革命老区闻名全国。1924年，金寨地区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创建人就是王明的老师詹谷堂。1929年，这里举行了立夏节起义和六霍起义，创建了两支工农红军，使该区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区。
1930年春，国民党部队进占金家寨，王明的父母和弟妹跟随红军退至牛食畈，喻幼华得了重病。后红军打退敌军，全家重返金家寨。喻幼华得知两个弟弟被敌军惨杀，病情加重，被人用担架抬回金家寨。半夜时分才回到家中， 可惜家中被敌军破坏严重，喻幼华想喝点糖水而不可得，从而休克致死，时年50岁。
1930年夏，王明在上海闻母逝世后十分悲痛，特写了诗歌《闻母死》，以示悼念： 

（一）
离母五年兮，谁知别千古？
万苦不苦兮，青年丧母苦。
全心革命兮，略以慰我母。
梦中母来兮，知儿地址否？

（二）
白军刚退红军回，两舅牺牲病体催。
无食无糖无水饮，死因休克水含悲。

喻幼华的逝世给年过半百的陈聘之造成了生活上的困难，不久王明多了一位继母。这位继母叫黄莲舫，比陈聘之小十多岁。王明这位贫家出身的继母劳动一生，为人老实，无文化，对王明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因为王明自1925年后再没有回过家乡，直到1938年在武汉才与继母黄莲舫见面。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比较注重阶级成分，强调对一个人家庭出身的考察。“文化大革命”中，像王明这样的“机会主义的头子”，自然被划入地主家庭出
身。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学习资料》等书刊中，都宣称“王明家庭出身地主”，有的甚至说“他出身大地主家庭”。
“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版的有关书刊，其中包括台湾的一些书刊，有的称王明家庭出身是“破落小地主”，有的称是“富裕的农民家庭”，有的认为是“小商人家庭。”
王明家庭是城镇居民，从未从事过农业生产，更无一寸土地，根本不会是什么“地主家庭”。王明家庭也谈不上是什么“富裕农民家庭”。王明说：“我家贫无立锥土”。他们家无房无地无财产，凡知情者都异口同声说“他们家很穷”，甚至穷到揭不开锅，借米、借钱、靠别人接济而生活的程度。王明的同乡同学桂尊秋证实说：“他们家有时穷得没米吃。我记得曾向我家借过米。陈绍禹在三农时曾没钱交学费。”乡亲朱少轩也证实说：“陈家穷得难以维持生活， 就靠齐寡妇接济。”王明家境贫寒，陈聘之常忙碌一年，到头来却负债累累， 愁得过不了年，经常在年关前几天离家躲账，只得由王明与姐姐、弟妹替父亲“挡账”。
王明曾写诗回忆苦度年关的情景： 

富户家家乐，穷人个个愁。
何时天下变，不再过年愁。

把王明家庭说成是“小商人家庭”，略近实际情况，但实际上也是不确切的。
王明祖父陈亨锡，曾和五家亲友合伙开过一个小香铺，是一个既制作又出售的铺子。王明父亲陈聘之从胡家店子的“陈庆号”学徒期满后，就进入这个小香铺当了店员。陈亨锡死后不久，小香铺就关门了。小香铺是六家合伙办的，陈亨锡死后有五个儿子，能分到陈聘之名下的只不过是1/6中的1/5。何况小香铺经营无利，经营的时间也不长。陈聘之在小香铺中基本上是一位普通店员。
在20世纪20年代，陈聘之和其他三家在金家寨合伙开办过一个“陈隆昌”山货行。“陈隆昌”山货行属于小货栈性质。这个“陈隆昌”山货行不同于一般商店，它没有多少资本，自己也不出售什么货物，主要是靠佣金收入和拿手续费维持。合伙开办“陈隆昌”山货行的是陈国栋、陈家富、陈聘之、尹成桥四家。其中陈国栋和陈家富出房出钱出东西，但不参加劳动与经营活动，是股东性质。陈聘之和尹成桥出的是劳动力，既参加劳动又参加经营。陈聘之有文化，就负责记账和经营铺面，尹成桥年轻又无文化，就负责对外的业务联络。虽然“陈隆昌”山货行是四家合办，但实际上四家各自所处地位却不相同。陈聘之可以说是一位写写算算的脑力劳动者。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立后，陈聘之先后任赤色互经会主任、专用公司经理、运输公司经理等职，成为革命干部。红军走后，他又回到金家寨，为维持生活，曾开过糕饼店，自做自卖，小本经营，以后又当了几年乡村教师。
陈聘之一生没有固定职业，当过革命干部和乡村教师，做过小生意，有时也失业在家。但他主要职业是当乡村教师，前后有一二十年以教书为生。他虽然做过几次小生意，但多是与人合伙开的，自己无多少资本，并且都是以劳动为主。因此，土地改革时，王明的家庭成分未定为“小商人”，而是定为贫民。
由于王明家土改定成分的档案资料，县和村均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土改时担任王明家乡村长的刘世香的回忆，就成了确定王明家庭出身的重要材料。
刘世香回忆说：“金家寨只有一条街，分为上码头和下码头。陈绍禹家住下码头。土改时，我们是金寨一区城关老成街，还有一条新街。我是村长，他家定为贫民。”
把王明家定为贫民成分，符合王明家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当时王明家乡乡亲们的看法。王明家乡的知情者桂仙武回忆说：“他家那时不是农业人口， 在街上做小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