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真情实录

出川，留洋，都是为了革命。川东少年邓希贤天资聪颖，悟性好，胆识过人，不信邪。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激荡中，这位前清翰林的后人、知识分子家庭的长子再也不满足于“之乎者也”的学习和振兴家族的使命，他渴求能掌握一种富民强国的实用技术。这是他从平凡迈向伟大的*步，从此他置身于革命熔炉。他的政治生涯大风大雨，起起落落，但每一次低谷之后必有更强劲的反弹。因为他有好的婚姻好的家庭作支撑，使他在*艰难的时刻不至于孤独落寞。他就是邓小平。*在苏联人面前评价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务实求真，撬动了中国的改变，中国人的改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邓小平真情实录》还原了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领袖形象。

于俊道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一部主任，编审。参加编辑《朱德军事文选》，参加撰写《朱德年谱》《朱德传》，主编《共和国领袖生活丛书》系列、《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元帅交往实录》系列、《将军交往实录》系列等，著有《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朱德红扁担》等。

章 出川：乡村少年的革命之路
巴蜀地灵生人杰 
广安学子 
法兰西岁月
在十月革命的故乡
第二章 “家庭是个好东西”
三次婚姻 
儿女情深
第三章 “人民是一切的母亲” 
爱兵如子
心系人民
第四章 往事：总设计师的生活点滴
情趣爱好
趣闻逸事
第五章 风云起落：邓小平交往实录
战友深情
尊师重贤
亲善科学家
第六章 世纪伟人的晚年生活
京城一市民
伟人辞世

出川，留洋，都是为了革命。川东少年邓希贤天资聪颖，悟性好，胆识过人，不信邪。在新文化运动浪潮的激荡中，这位前清翰林的后人、知识分子家庭的长子再也不满足于“之乎者也”的学习和振兴家族的使命，他渴求能掌握一种富民强国的实用技术。这是他从平凡迈向伟大的*步，从此他置身于革命熔炉。他的政治生涯大风大雨，起起落落，但每一次低谷之后必有更强劲的反弹。因为他有好的婚姻好的家庭作支撑，使他在*艰难的时刻不至于孤独落寞。他就是邓小平。*在苏联人面前评价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他务实求真，撬动了中国的改变，中国人的改变，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变。《邓小平真情实录》还原了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领袖形象。

于俊道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一部主任，编审。参加编辑《朱德军事文选》，参加撰写《朱德年谱》《朱德传》，主编《共和国领袖生活丛书》系列、《领袖交往实录》系列、《元帅交往实录》系列、《将军交往实录》系列等，著有《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朱德红扁担》等。

挑选法拉奇似乎并非偶然，这不仅是由于她的名气，更是由于她的资格。这位意大利女强人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连足智多谋的基辛格也被她诱出内心本不想吐露的秘密，弄得狼狈不堪。“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愚蠢的事情。”基辛格如是叹息。 
也许，当邓小平决定会会法拉奇时，他内心企盼的正是一种智慧的挑战。这位已经 76 岁的老人精神依然年轻，他乐于面对一位厉害的对手，乐于对付那些“难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谈论，谈论“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轻松的林间散步，他原来就是为谈那些“难回答的问题”才要见记者的，那么何不就找法拉奇？！ 
法拉奇的采访方式合乎邓小平议题的需要，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一定让邓小平觉得满意。这位女记者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地全文发表，如果她有什么意见要说的话，她就在前面另写，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会会法拉奇实在无妨。 
8 月 21 日与 8 月 23 日，采访共分两次。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也许这正是法拉奇所追求的。她单刀直入，首先便触及盛夏刚刚进行的那次行动。她问：“天安门上的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明快、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的尊重。”他又说：“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坚决地把问题引向尖锐：“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并不想躲避 法 拉 奇 的 暗 示：“毛主 席 的 错 误 和 林 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难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坚定地说：“我 们 要 对 毛 主 席的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思想。思想是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如果说这里的评论是抽象的，那么法拉奇在听到关于纪念堂的回答时，一定体会到了一位老资格政治家准确而辩证的务实感。 
邓小平主动告诉她，粉碎“四人帮”后建纪念堂是不对的，甚至是违反自己的意愿的。他点及问题的要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法拉奇问。 
邓小平摇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作为西方记者，法拉奇与斯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斯诺不是猎奇的冒险家，而是富于理想主义和同情心的热血青年，他真正地对红色中国的事业产生了兴趣。他试图全身心地呼吸红色中国的空气，试图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 
法拉奇是时髦的职业记者，她的兴趣主要在个人，在于政治家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她也有她的理想主义，那也是针对个人的。这种兴趣与世界的共产党的领袖的兴趣之间，存在着的距离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我们从他们的交锋中可以感到一种奇特的转化。每当法拉奇从个人角度、从本人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发问时，邓小平总是宏观地、充满历史感地回答，于是，回答的性质便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为理论性的、总结性的。 
这一定让法拉奇的心里抱怨。她不能不感到，想探察邓小平本人是件力不从心的难事。在采访时，法拉奇原本是以巧妙地探察采访对象本人为追求目标的。 
现在，她不能不正面问了：“据说，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顿了顿，平静地说：“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这里，邓小平仍是循着总结历史的思路侃侃而谈，决议的起草在他的思想中酝酿了那么久，他眼下就是要阐述这些观点。 
法拉奇继续尝试扭转话头：“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邓小平从容不迫地一句话就又转到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法拉奇坚持着探察。当邓小平说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许多同志也对思想做出了贡献时，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又找到了机会：“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回答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又将个人归到了一般“革命者”的行列。 
法拉奇的感受，斯诺在 36 年前早已经历。在陕北窑洞的油灯下，答应向他详细讲述个人的经历，然而说着说着，斯诺便感到了那个奇妙的转化。他写道：“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而是红军了。” 
对于革命者与其事业的一体关系，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生动的展现了。而，令斯诺饶有兴味的那一转化却让法拉奇烦恼。后，她终于以其独有的机智发出了邓小平不能轻易转化的个人性问题。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零分以下。”邓小平不假思索。 
问题顺势一推：“你对自己怎么评价？”这确实是不好对付的问题，邓小平难以回避，也许他原本就不打算回避：“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采访总共四小时。对于法拉奇的问题，“邓小平时而发笑，时而愤怒地给予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