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明代 "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

日本史中再没有“室町期”两百年那样不可思议的时代了，虽然饱经战乱，却孕育出丰稔的文化。（山崎1974）

这是山崎正和定义和描绘的室町时代，他恐怕是继承了原胜郎的“足利时代论”（原1939），并对此进行了发挥。不管怎样，室町时代一度被视作混乱不堪、因缺少英雄而枯燥无味的黑暗时代，但如今其面貌已经焕然一新。

所谓室町时代，是指14 世纪中期到16 世纪末。几乎同一时期，隔海相望的中国正处在明朝的统治之下。尽管如此，大多数日本人对于“明朝”的印象却十分淡漠。

也许还会有人把“明朝”念作“みょうちょう（MyōChō）”。即便准确地读出了“みんちょう（Min Chō）”，多半也是因为包括本书在内的日文书籍常常使用“明朝体”，由此才被人们熟知。如果没有“明朝体”的话，多数人都不会把“明”读作“みん（Min）”吧。这样看来，不熟悉真实存在的明朝（明代）历史也就不足为奇了。

让我们看一下年表，日本的室町时代和中国的明代，日本的江户时代和中国的清代，在时间上出奇地一致。其间恐怕有什么历史性的缘由，绝不只是单纯的巧合。

那么，日本列岛上“丰稔的”室町时代的到来，应该也与同时代君临中国的明朝有着深刻关联。如此一想，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心中，是否也会对明代中国产生强烈的兴趣呢？

随着“14世纪危机”的爆发，由蒙古帝国构建的欧亚世界体系解体，东方和西方走向分离，逐渐演变为影响至今的近代世界新秩序。推翻蒙古统治的明朝建立起新的东亚体系，在“17世纪危机”到来、明朝终结之后，这一体系又被清朝所继承。

夹在“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大危机之间的明代（1368—1644）是什么样的面貌？除了残酷、血腥、互相倾轧的政治，这一时期还有哪些看点？明太祖制定的祖制禁锢，其后出现哪些乖离？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书综合多种最新研究成果，让看似“一成不变”的明代变得鲜活、“有趣”了起来。

[日]冈本隆司（Takashi Okamoto）  1965年生，现任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撰有专著《近代中国と海関》《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等。已译为中文简体的著作有：《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李鸿章 袁世凯》、《近代中国研究入门》（合编）。

译者：

马云超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日关系史，曾在《世界历史》《江海学刊》《史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译著有宫崎市定《科举史》、《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合译）、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等。

序言

第I部 形成

第一章 明朝的诞生

第二章 政权的构筑

第三章 从南京到北京

第II部 体制

第四章 财政经济

第五章 华夷秩序

第III部 乖离

第六章 走向白银财政

第七章 走向流通经济

第IV部 社会

第八章 构造及其演变

第九章 思想与文化的展开

第V部 混沌

第十章 从正统到嘉靖

第十一章 “明末清初”

第VI部 崩溃

第十二章 灭亡之路

第十三章 继承者

结语

后记

附录：大事年表

文献目录

译后记

随着“14世纪危机”的爆发，由蒙古帝国构建的欧亚世界体系解体，东方和西方走向分离，逐渐演变为影响至今的近代世界新秩序。推翻蒙古统治的明朝建立起新的东亚体系，在“17世纪危机”到来、明朝终结之后，这一体系又被清朝所继承。

夹在“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两大危机之间的明代（1368—1644）是什么样的面貌？除了残酷、血腥、互相倾轧的政治，这一时期还有哪些看点？明太祖制定的祖制禁锢，其后出现哪些乖离？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又对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本书综合多种最新研究成果，让看似“一成不变”的明代变得鲜活、“有趣”了起来。

[日]冈本隆司（Takashi Okamoto）  1965年生，现任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撰有专著《近代中国と海関》《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等。已译为中文简体的著作有：《属国与自主之间：近代中朝关系与东亚的命运》、《李鸿章 袁世凯》、《近代中国研究入门》（合编）。

译者：

马云超  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明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代中日关系史，曾在《世界历史》《江海学刊》《史林》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译著有宫崎市定《科举史》、《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合译）、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等。

张居正应该是明朝最有名的政治家之一，他推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明朝的历史大抵模仿宋朝，这不只是后世基于客观观察的结论，同时代人主观意识下的言行也是如此。这么说来，推行改革的张居正就是北宋王安石般的人物。

但若与王安石仔细对比的话，不仅权力的获得和主君的关系各异，改革的内容与意向也不尽相同。虽然同为宰相、改革家，但其中的区别在思考时代时不容忽视。

张居正的改革以“私有化”和私人关系作为前提，他的个性首先成了问题。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明代也有很多脱离常轨的人，至少他们的名字能够被流传下来就堪称奇观。仅前文提到的就有不断扩大杀戮的洪武、永乐父子，不关心仕途的“吴中四才子”，与正统朱子学背道而驰的王阳明，当皇帝却不做皇帝事的正德帝，身为儒家天子却沉迷道教的嘉靖帝，他们都是超脱常理的人物。张居正也是如此，从这样的超脱也能看出他个性的一端。

张居正理想中的政治家是秦始皇和忽必烈，这已经偏离了中国传统的史观。秦始皇因“焚书坑儒”遭到众多非难，在儒家立场上是暴君的代表，也是胡作非为的人物。弹压儒家而强制推行法家政治的秦朝迅速灭亡，取代它的汉朝因保护和兴隆儒学而延续四百余年，这是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立场。蒙古的忽必烈也是如此，那是明朝轻视的胡族，一般被视为穷兵黩武、荒废科举的暴君。

但张居正的看法不同于这样的史观，他把暴君秦始皇、忽必烈与明太祖相提并论，设定为自己的目标。如前所说，明太祖客观而言确实是残暴的君主，其评价也未尝可知，但他终究是现王朝的始祖，对于明代人而言是必须尊敬的存在，也是应当赞誉的标准。

那么，张居正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就是执行力。实行有效政治的是现王朝的始祖太祖，能够与之相比的只有秦始皇和忽必烈。张居正在《陈六事书》这一著名上奏中也说道：“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张太岳文集》卷三六）客观来说，这里相通的就是基于法制的强权政治。

张居正将强力执行作为座右铭。他敢于这样说，并且被视为奇行，本身反映出中央统制力已经十分微弱的事实。应对“北虏南倭”也是如此，一切都要交给地方处理。这时以重新收拢大权作为目的，通过强力执行推进改革的过程，就是张居正的十年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