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性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共同关心的问题。哲学史能集中反映时代思潮。哲学史上重要作家和流派，其贡献就在于他们善于提出该时代的重要哲学问题，并对有些问题给出了答案。他们的答案对不对，不是主要的（因为他们的答案多半不对，在历史唯物主义出现以前，关于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都很肤浅），关键看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其重要性则看它反映该时代共同关心的问题大小、深浅。
  佛性论，作为人性论来看，它是中国哲学史上继玄学本体论之后必然出现的一个高潮。它是接着玄学本体论讲的，具有时代特征，它反映了南北朝到隋唐的时代思潮。当时佛教各宗各派都从自己的立场阐明自己的理论体系，各家的佛性论也成了辨识不同学说流派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把佛性论看作人性论，那就不只是佛教界的事，它实际上具有中国哲学史的普遍意义。也应指出，思想发展的断限，不像刀切斧砍那样齐整。佛性论的提出，不是从南北朝开始的，唐以后，问题的讨论还未结束。只是说，南北朝（东晋也在内）到隋唐这一时期，佛性论在中国确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号称盛世的应数汉唐。汉唐不只是中国的盛世，在当时国际行列中，与世界各大国相比，也都是先进的。盛大的汉王朝有着与它的政治地位相称的宏大思想体系，如董仲舒的哲学可以代表。唐朝的国势及当时的国际形象超过汉朝，而思想家似乎不及汉朝，与强大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大相称，不免使人困惑。所以造成这种困惑，在于没有把佛教经学看成中国哲学史的组成部分，没有把佛教经学与儒家经学同等看待，都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嫡派真传。隋唐时期的中国哲学史是十分丰富的，不仅有柳宗元、刘禹锡等几个唯物主义者支撑局面，在更大的范围内所探讨的心性论，也反映着隋唐的时代思潮。那个时代的理论水平相当高，超过了魏晋玄学的造诣。
  赖永海同志的《中国佛性论》，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局着眼，把佛性论这个题目放在广阔的历史范围内去考察。他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也尽量参考国外学者成果（虽然可资借鉴的不多），系统地、全面地给以阐述，在中国佛教史的范围内作了步有意义的探索。当然，中国佛教的重要范畴不止一个“佛性论”，还有“缘起论”“解脱论”“因果观”……“佛性论”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当然这部书也不能说已经十全十美。有些看法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有人未必赞同，还值得进一步讨论；也有些更复杂的问题，要与相邻学科配合，才可以得到满意的结论，不是这一部书可以解决得了的。深信随着学术界佛教思想研究的深入，作者的学力与见解逐步提高，这部书也会得到补充、修订，更加完善。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这个道理。
  从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佛教研究的情况看，这部书有首创的功绩。赖永海同志思深而好学，他有中国哲学史的基础，短短三四年间又在佛教思想研究中取得这样的成果，很不容易。眼看着新中国培养的学者纷纷成材，心里十分高兴。赖永海同志要我为这本书写个序，义不容辞，我愿向读者推荐这部书。

《中国佛性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以中国佛教思想核心之一的佛性论为主题，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局着眼，将佛性论置于广阔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佛性思想流传、发展的全貌。全书对中国佛教之佛性的起源、演变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分析了中国的佛性思想与印度的佛性学说的差别，并借以探讨佛教中国化的成因和表现。本书是我国学术界部系统地研究中国佛性的专著，在中国佛教史的范围内作了步有意义的探索，具有开拓价值与首创功绩。

《中国佛性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以中国佛教思想核心之一的佛性论为主题，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局着眼，将佛性论置于广阔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佛性思想流传、发展的全貌。全书对中国佛教之佛性的起源、演变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分析了中国的佛性思想与印度的佛性学说的差别，并借以探讨佛教中国化的成因和表现。本书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佛性的专著，在中国佛教史的范围内作了第一步有意义的探索，具有开拓价值与首创功绩。

 赖永海，1949年生，福建漳州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5届、第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7届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出版有《中国佛性论》《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等著作20余部，主编中国大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主编全球《中国佛教通史》。其中，《中国佛性论》于2017年获“百部优秀中国图书输出奖”；《中国佛教通史》获第4届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第6届J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3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绪论 

章 印度佛性义略览与中土佛性论概观 

一 佛性探源与经论略览 

二 佛性诸义与随机摄化 

三 中国佛学发展大势与中土佛性思想概观 

第二章 法性与真神 

节 法性论与本无说 

第二节 真神论与灵魂说 

第三节 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 

第三章 众生有性与一分无性 

节 阐提成佛说与中土涅槃圣 

一 《涅槃》诸译与阐提诸义 

二 众生有性说与中土涅槃圣 

三 般若实相义与涅槃佛性我 

第二节 一分无性说与法相唯识宗 

一 阐提无性说与法相唯识宗 

二 五种种性说与唯识诸经论 

三 染净所依与阿赖耶识 

第三节 理性平等与行性差别 

一 真如理性与无漏种子 

二 理佛性与行佛性 

三 众生有性说与一分无性说 

第四章 本有与始有 

节 本有说与始有说 

一 本有说与悉有性 

二 始有说与当果义 

三 佛性与性佛 

第二节 有因必得果与因不即是果 

一 有性终作佛与有因必得果 

二 佛性非性佛与因不即是果 

三 有因必得果与因不即是果 

第三节 亦本亦始与非本非始 

一 本有于当与亦本亦始 

二 中道佛性与非本非始 

三 因果圆融与即本即始 

第五章 性具与性起 

节 性具说与天台宗 

一 性具善恶与一念三千 

二 贪欲即道与三谛圆融 

三 转迷开悟与定慧双修 

第二节 性起说与华严宗 

一 如来性起与法界缘起 

二 本来是佛与无尽缘起 

三 方便五性与华严五教 

第三节 中道佛性与华严境界 

一 生佛互具与生佛相即 

二 修善开悟与离妄还源 

三 中道佛性与华严境界 

第六章 即心即佛与无情有性 

节 即心即佛与禅宗六祖 

一 佛性平等与心性本净 

二 明心见性与离相无念 

三 禅非坐卧与道由心悟 

第二节 无情有性与后期禅宗 

一 无情有性与荆溪尊者 

二 木石有性与真如遍在 

三 性自天然与呵佛骂祖 

第三节 即心即佛与无情有性 

一 木石无性与无情有性 

二 本觉真心与真如佛性 

三 六祖“革命”与心的宗教 

第七章 顿悟与渐修 

节 顿悟见性与理不可分 

一 小顿悟与大顿悟 

二 顿悟见性与祖师禅法 

三 直下顿了与理不可分 

第二节 拂尘看净与因缘见性 

一 次第修行与三乘佛教 

二 闻教信修与因缘见性 

三 拂尘看净与借教悟宗 

第三节 顿悟渐修与鱼兔筌蹄 

一 渐以成顿与顿不废渐 

二 顿悟渐修与鱼兔筌蹄 

三 教无顿渐与人有利钝 

第八章 自力与他力 

节 唯心净土与西方净土 

一 西方净土与自性弥陀 

二 极乐世界与兜率净土 

三 理即佛与究竟即佛 

第二节 自性自度与慈悲普救 

一 自度与佛度 

二 解脱不离世间与三品九级往生 

三 修禅与念佛 

第三节 难行道与易行道 

一 自力有限与佛力无边 

二 三学难修与佛号易念 

三 净土法门与末法时代 

第九章 中土佛性与汉唐社会 

节 佛性学说的繁荣与汉唐社会的苦难  

第二节 中土佛性论的特点与宗教学说的现实品格 

第三节 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与儒释道三教归一 

主要参考文献 

1988年上海版后记

跋

《中国佛性论/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以中国佛教思想核心之一的佛性论为主题，从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全局着眼，将佛性论置于广阔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佛性思想流传、发展的全貌。全书对中国佛教之佛性的起源、演变和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分析了中国的佛性思想与印度的佛性学说的差别，并借以探讨佛教中国化的成因和表现。本书是我国学术界部系统地研究中国佛性的专著，在中国佛教史的范围内作了步有意义的探索，具有开拓价值与首创功绩。

 赖永海，1949年生，福建漳州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5届、第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7届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出版有《中国佛性论》《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等著作20余部，主编中国大陆《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主编全球《中国佛教通史》。其中，《中国佛性论》于2017年获“百部优秀中国图书输出奖”；《中国佛教通史》获第4届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第6届J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3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中国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促使中国佛教整个地改变方向的关键人物应予以特别的注意，那就是晋宋之际的竺道生。如果说，两晋之前在中国流行的主要是性空般若学，那么，晋宋之后的中国佛学则是以“妙有”为主的涅槃佛性说；如果说，两晋之前的佛学主要是吸收、消化印度的佛教学说，那么，晋宋之后的佛教各宗派则更多在以“六经注我”的态度“说己心中所行法门”，从而使得佛教带有更浓厚的中国色彩，成为真正的中国佛学。而此一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佛性理论的创立与发挥来实现的。
  中土的佛性思想，如果按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早者当算慧远的“法性论”与梁武帝萧衍之“真神说”（虽然从时间上说，竺道生比梁武帝更早一些）。慧远与梁武帝的佛性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二者都是多种思想的混合体，带有浓厚的过渡性质。二者都既有外来的宗教学说，又有中国的传统思想。慧远与梁武帝又有区别，慧远既承认“人我”（神）的永恒存在，又主张“无性之性，谓之法性”；既坚持报应有现、生、后三世之分，又宣扬“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而体极是超乎报应的。梁武帝的“真神说”更是中国传统的“灵魂说”与印度佛教“佛性我”的杂拌。姑且不论中土的“灵魂”与印度的“佛性我”有什么本质区别，就拿梁武帝的“真神”与印度的“神我”相比，一个是个人轮回报应的主体，一个是宇宙精神，二者亦相去甚远。当然，不能因为慧远、梁武帝的佛性说与印度佛教的佛性思想多有不同，就否认二者的佛性说是佛教的佛性思想，而只能说他们的佛性说不尽是印度佛教的佛性思想，但它们不容怀疑地都是中国佛教的佛性思想。
  当然，慧远、梁武帝之佛性说仅仅是中土佛性思想的前奏。在中国佛教史上，真正上承性空般若之学、下开涅槃佛性思想的关键人物，当推晋宋之际的竺道生。竺道生曾受学于般若学大师鸠摩罗什，对《维摩》《法华》等大乘经，道生也广有涉猎，因此深得般若绝言之精义及维摩四依之真谛。在讲《小本涅槃经》时，他不滞守经文，孤明先发，始唱“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阐提亦可成佛”。虽然由于缺乏经证，且有悖于先前传译之佛学，故一时为僧众非难，受到排斥。然时隔不久，《大本涅槃经》传来，果说阐提可成佛，众生有佛性，与道生所说若合符契，一时群疑冰释，名僧高流竞相夸赞服膺。以此为契机，中国佛学进入一个以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思想为主流的新阶段。
  体现这一主流的主要有隋唐的天台、华严、禅宗三个大的宗派。这三大宗派有一个共同点，均主“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当然，各宗的佛性思想又各具特点，要而言之：天台讲生佛互具，华严主如来性起，禅宗则主张即心即佛。
  天台宗的佛性思想以实相说为基础，认为一切诸法悉具佛性，所谓“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同时又从诸法互具立场出发，倡性具染净，凡圣一如。但天台并没有因此否认修行，认为，于性具见平等，于修造见差别；于性具，凡夫不断性善，诸佛也不断恶，随修造，佛尽善，凡夫则没于恶。天台是个富有中国特色的统一的宗派，其佛性思想有不少是天台诸大师的创造与发挥，亦即“说己心中所行法门”，因而，与印度佛教诸经论的思想不尽相符，但这正体现了天台佛性思想的中国特色。
  与天台性具说不同，华严倡性起。所谓性起亦即称性而起，此是法界缘起（或称净心缘起）在佛性思想上的表现。而既然有情世间都是称性而起，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是众生本来是佛。那么，何以有凡圣差别呢？华严宗约位解说之，真如于无明位则凡，于明位则圣，仅此而已。华严宗佛性说亦打上了明显的中国印记，这种印记集中表现在华严宗以“为我所用”的精神，对以前各派的佛性思想进行兼收并蓄，并以“六经注我”的态度到诸经论中去寻找根据。因此，既说五性又不妨碍众生悉有佛性，既谈修行又不影响众生本来是佛。
  在中国佛教诸宗派中，中国特色者当推禅宗。禅宗有前后期之分，前期又可分为教外别传的祖师禅和借教悟宗的如来禅，后期则是超佛越祖的分灯禅。“三禅”的佛性思想虽各有特点，但前期基本上以即心即佛为主流，后期则直以真如为佛性；前期主“佛性平等众生有性”，后期倡真如遍在，无情有性；前期主“道由心悟”“迷凡悟圣”，后期倡性自天然，超佛越祖；等等。
  当然，说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思想是中土佛学的主流，并不否认中土佛学还有其他方面的思想，也不排斥中土佛性思想中也有不主众生悉有佛性的思想。例如，唯识宗就不主众生悉有佛性，而倡五种性说。但是，如果人们看到并承认这样一种现象，即唯识宗在中土佛教中是一个不具中国特色，同时又是一个短命的宗派，那么就应该承认，唯识学的存在，唯识宗五种性说的存在，丝毫不妨碍众生悉有佛性的佛性思想是中土佛学的主流。
  研究中土佛性思想，当然不能不顾及发生在南北朝的所谓佛性本有与始有的争论。此一争论，究其原委，实由对佛性义之解执不同所致。以因说佛性，佛性当然是本有；以果说佛性，佛性必然为始有；于当果说佛性，则佛性亦本亦始；以非因非果之中道义说佛性，佛性则又成非本非始。有唐一代关于行佛性、理佛性的争论，与此一本始之争有近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