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分析

引言

起初，精神分析是作为严格医学意义上的一种治疗方法而发展起来的。弗洛伊德发现，某些肢体受限的失调症并无清晰可辨的肌体上的合理病因，例如癔症性抽搐、恐怖、抑郁、药物成瘾、功能性消化不良等，但是揭露这些失调症背后的无意识影响因素却可以使其获得治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失调终被概括为神经症。

时光荏苒，在过去的30年间，精神医学者认识到，罹患神经症的人不仅备受看得见的症状的折磨，同时在处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明显的困难。他们还认识到，事实上很多人都有人格疾患，只是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明确的症状，这些症状之前被视为神经症所特有。越来越清晰的是，神经症患者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症状，但一定有人格上的困难。因此，结论必然是，这些不太明确的困难构成了神经症的本质核心。

在精神分析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认识到这一事实是极具建设性的，不仅增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性，同时也扩展了精神分析的范围。明显的人格疾患——比如强迫性犹豫不决、反复选择错的朋友和爱人、明显的工作能力抑制——既是显而易见的临床症状，同时也成为分析的目标。然而我们的兴趣焦点并不在于人格及其好可能的发展；我们的终极目的是理解并终消除这种明显的失调，人格分析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法。如果这样的工作使一个人一生的发展道路变得更好，那这几乎算得上是分析过程的意外收获。

精神分析一直是，也还会继续是特定神经症的治疗方法。但是它能够对一般的人格发展有所助益，这一事实已使得精神分析有了自身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寻求分析，并不是因为他们受到抑郁、恐怖或者相当严重的失调症的折磨，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办法应付生活，或者感到自身有一些因素阻碍了他们，或者给他们的人际关系造成了损害。

就像所有的新愿景刚刚开启时都会发生的一样，精神分析的这一新方向一开始被高估了。经常有人宣称，现在仍然在普遍传播的一点是: 精神分析是人格进一步发展的渠道。不用说，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本身就是我们人格发展有效的帮助者。生活强加于我们的苦难——被迫离家去国、身体的病痛、寂寞孤独的时刻——以及生活赠予我们的礼物——美好的友谊（甚至仅仅是与一个真正好的有价值的人之间的接触）、团队工作中大家齐心协力——所有这些因素都能帮助我们发挥的潜能。可惜的是，这样的帮助有一些缺点: 那些有帮助的因素并不总是出现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苦难可能不只是对我们活力和勇气的挑战，还很可能会超出我们现有的能力，从而压垮我们。后，我们可能过于深陷心灵的磨难，而无法利用生活提供给我们的帮助。因为精神分析没有上述缺点——尽管它有其他的缺点——所以它可以作为一种特定的方法，代替生活来造福于一个人的发展。

身处于当代文明中的我们，生活的状况如此错综复杂且困难重重，任何此类帮助都变得更加必要。而专业的分析性帮助，就算现在已经能够提供给更多的人，也几乎不可能给予每一个需要它帮助的人。正因如此，自我分析的问题才具备其重要性。一直以来，“认识你自己”都被认为既有价值又有可行性，而精神分析的发现可能会极大地帮助一个人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另外，正是精神分析揭示出了更多这项工作所涉及的内在困难，人们之前对此知之甚少，因此任何时候在讨论精神分析式自我审视的可能性时，都既要有信心，同时也要保持谦虚。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严肃认真地提出自我分析的问题，并考虑所有可能涉及的困难。关于自我分析的程序，我本也打算提供一些基本思路，但是因为在这个领域还没有多少真实体验可供参考，所以我的目的主要还是提出问题，激发人们去努力寻找一种建设性的自我审视，而不是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

首先，对于每个人自己而言，尝试建设性的自我分析或许是很重要的。这样的努力给了一个人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的意思不只是让一个人过去被抑制而无法使用的特殊天赋得到发展；还指的是，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坚强而完整的人的潜能得到发展，不再受制于给他造成严重伤害的强迫性力量。这也是一个宽泛的议题。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民主理想的主要部分就是这一信念: 个人——尽可能多的每个人——的所有潜能都能够得到发展。帮助一个人去做精神分析，并不能解决整个世界的诸多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澄清某些摩擦及误解、仇恨、恐惧、伤害、脆弱；那些世界性的问题对此而言，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

我在以前的著作中提出了关于神经症的一个理论框架，本书也对此做了详细阐述。我本想避免在这本书中呈现这些新的观点和假设，但如果是对自我审视有帮助的内容，留而不发似乎是不明智的。我会尽可能简单地呈现，不偏离本书的主题。心理问题的性质错综复杂，这是个事实，没办法也没有必要去掩饰。不过，对此我已全然知晓，尽量不用笨拙的术语去增加其复杂性。

借此机会，我想表达对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感谢，她聪明且理解力强，帮助我整理了各种资料。我也要感谢我的秘书玛丽·莱维夫人，感谢她不知疲倦地工作。我还想表达对我的病人们的感激，他们允许我在本书中分享他们在自我分析中的经验。

在《自我分析》一书中，霍尼博士讨论了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以及个人通过使用心理分析技巧可以多大程度解决自己的问题。她谈到了神经症中各种驱力、心理分析的各个阶段患者和心理分析师分享的经验、随机的也有系统性的自我分析，以及对实际操作自我分析的可能性研究。

在《自我分析》一书中，霍尼博士讨论了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以及个人通过使用心理分析技巧可以多大程度解决自己的问题。她谈到了神经症中各种驱力、心理分析的各个阶段患者和心理分析师分享的经验、随机的也有系统性的自我分析，以及对实际操作自我分析的可能性研究。

卡伦•霍尼（Karen Horney，1885-1952），德国出生的美国女精神分析学家。她的重要著作包括《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又译《自我的挣扎》，1950），以及她去世后被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等。等。

章  自我分析的可行性和可取性

第二章  神经症背后的驱动力

第三章  精神分析理解的各阶段

第四章  精神分析过程中病人要分担的工作

第五章  精神分析过程中分析师分担的工作

第六章  偶尔为之的自我分析

第七章  系统性的自我分析: 预热

第八章  一例病态自恋的系统性自我分析

第九章  系统性自我分析的宗旨和规则

第十章  处理阻抗

第十一章  自我分析的局限

在《自我分析》一书中，霍尼博士讨论了自我分析的可能性，以及个人通过使用心理分析技巧可以多大程度解决自己的问题。她谈到了神经症中各种驱力、心理分析的各个阶段患者和心理分析师分享的经验、随机的也有系统性的自我分析，以及对实际操作自我分析的可能性研究。

卡伦•霍尼（Karen Horney，1885-1952），德国出生的美国女精神分析学家。她的重要著作包括《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自我分析》（1942）、《我们内心的冲突》（1945）、《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又译《自我的挣扎》，1950），以及她去世后被整理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等。等。

每一个分析师都知道，病人越“合作”，分析的过程就会越快、越有效。说到“合作”，我脑海里想到的不是病人出于礼貌或者体贴而接受分析师给出的任何建议；也不全指病人在意识中情愿提供关于自己的信息——大多数出于自愿来接受分析的病人迟早都会认识到并且同意: 尽可能真诚地表达他们自己。我更多地是指这样一种自我表达: 它很少听命于病人有意识的命令，就像作曲家很少能够有意识地命令自己用音乐表达感受一样。如果在内心有一些因素阻碍了他去表达，那么作曲家必将无法创作，他将徒劳而无所出。同样地，一位病人，不管他有着多么良好的合作愿望，一旦遭遇“阻抗”，也将徒劳而无所出。因此，他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时候越多，他就越能处理自己的问题，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共同的工作也越有意义。

我经常告诉我的病人们，理想的情况是，分析师只扮演向导的角色，在攀登一座难以征服的山峰的旅途中，告诉病人走哪条路会有收获而哪条路好不要走。更准确一点，还应该再补充道: 分析师这个向导自己对走哪条路也不是非常确定，因为尽管他有爬山的经验，但是他还从没有爬过特定的这座山。这种情况会使得病人的心理活动和产出能力更加令人满意。几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除了分析师的能力之外，病人的创造性活动决定了分析的长度和结果。

常常是在病人的状况仍然不佳，而分析过程却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打断或者终止的情况下，分析性治疗中病人心理活动的重要性才被揭示出来。病人和分析师都对取得的进展不满意，时间流逝，并没有更进一步的分析；但是之后某一时刻，他们可能发现自己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病人获得了重大且持久的改善。如果仔细审视后没有发现他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变化可以解释这一改善，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这是迟来的分析效果。当然，这种滞后效应不容易解释，可能与各种各样的因素有关。可能之前的分析工作让病人有能力准确地观察自我，因而比之前更加确信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令他烦恼的倾向，或者他甚至能够发现自己内里存在的影响因素。或许也可能是，之前他把分析师的任何建议都看作是外来侵入物，而现在当这些洞察作为他自己的发现再次出现时，他能够更轻易地抓住。又或许，如果他的问题就出在他有一个固执的需要，要去超越别人、打败别人，他可能没办法把分析工作成功的满足感给予分析师，那么只有当分析师淡出视野之外，他才能够好转。后，还必须注意的是，延迟反应也发生在许多其他情形下: 有时只有在过上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领会一个笑话或者一次交流中说过的话的真正含义。

这些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都提示有某些心理活动发生在病人身上，但是病人自己并不知晓，或者至少没有在意识层面下定决心努力探索过。这种心理活动，甚至是有意义导向的活动，的确发生了，我们也的确没有意识到。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会做一些有意义的梦，以及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晚上被某件工作绊住了脚，早上一觉醒来却找到了解决办法。不仅有著名的数学难题在一夜睡醒后答案浮现；还有些决策也是如此: 晚上被困住了，“睡”过去了就清楚了。有时候你心中的憎恨可能白天一点都没有被觉察到，但在睡梦中却非常强烈地突破限制进入我们的意识，以至于我们会在清晨5点钟突然醒来，清楚地感受到被激怒的感觉以及相应的情绪反应。

事实上，每一位分析师都仰赖于这些潜在的心理活动来工作。这种仰赖隐含于这样的信条中: 如果移除了“阻抗”，分析的进程就会令人满意。我想强调的是，这里还存在积极的方面: 病人向往自由的动机越强、障碍越少，就会展现出越多富有成效的活动。但是不管是强调消极的方面(阻抗)还是强调积极的方面(动机)，底层的原理是一样的: 移除障碍或者激发足够的动机，病人的心理能量就会开始工作，他就会为临床提供材料，这些材料终通向一些更深层次的领悟。

本书中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是否可以向前再多走一步。既然分析师仰赖病人无意识的心理活动，那么如果病人有能力独自向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探索，这种能力可否用一种更精细复杂的方式来使用?病人能否根据他自己的判断力和理解力来检查其自我观察结果或者自由联想?一般而言，在病人和分析师之间存在一个分工: 病人让自己的想法、情感和冲动浮现出来，而分析师用他的判断力和理解力去发现病人的用意所在。他追问病人陈述内容的正确性，他把看似不相关的材料放在一起，他就可能的意义提出建议。我说“一般而言”，是因为分析师也使用他的直觉，且病人也会将某些事情联系在一起。但是大致上，存在这样的一个分工，且这样的分工对分析过程确实有益。它让病人能够放松，仅仅表达或者记录浮现的东西。

但是两次分析之间的一天或者数天怎么办呢?如果因为各种原因，分析被打断了，出现了更长时间的停顿，该怎么办呢?为什么期待某个问题会在不经意间自己清晰起来?就没有可能鼓励病人不仅仅去详细准确地观察自己，还能运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得到一些领悟吗?就算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充满了危险和限制——这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讨论——这些困难也不应阻止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 一个人有没有可能自己去分析自己?

在更广阔的参照框架下来看，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值得尊敬的问题: 一个人能否认识自己?令人鼓舞的是，人们一直认为这项工作尽管困难，却是可行的。然而，这种鼓舞不能带领我们走得更远，因为古人如何看待这项工作与我们如何看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我们知道，由于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这项工作比起古人能够想象的要复杂困难得多——的确，它是如此之难，以至于仅仅是严肃地提起这个问题都像是去未知的地方探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