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成都

★一只四川蟋蟀，远离故乡，“在乡愁者的心窝”，唱了近30年的歌

★数十年心血构筑迷人微观世界，百年川地历史讲述“另一个中国”

★收录全新未刊访谈，选入数十幅珍贵插图，麻将研究首次结集出版

★作者五次校订，历时三载成书，精选精编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微观史研究代表人物王笛教授30年作品精粹。全书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将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 普通市民等小人物的身上，通过档案、口述史、地方志、小说、竹枝词、调查、新闻报道、图片等多种资料，还原了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人们得以真正深入不同于沿海、华中等城市的“另一个中国”，发现普通民众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顽强的文化延续性。

★一只四川蟋蟀，远离故乡，“在乡愁者的心窝”，唱了近30年的歌

★数十年心血构筑迷人微观世界，百年川地历史讲述“另一个中国”

★收录全新未刊访谈，选入数十幅珍贵插图，麻将研究首次结集出版

★作者五次校订，历时三载成书，精选精编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微观史研究代表人物王笛教授30年作品精粹。全书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将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 普通市民等小人物的身上，通过档案、口述史、地方志、小说、竹枝词、调查、新闻报道、图片等多种资料，还原了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人们得以真正深入不同于沿海、华中等城市的“另一个中国”，发现普通民众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顽强的文化延续性。

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相关作品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奖。

导论：微观历史、叙事与历史书写

部分　街头：进入城市内部 

城市环境：城墙和街道

商业空间：店铺与地摊

日常空间：家与邻之间

街头剧场

庆典空间：节日与仪式

以家庭和宗族为基础的庆典

以街邻为单位的庆典

社区自治：共同体意识

春节的庆祝

城隍出驾

清明节

第二部分 茶馆：打开微观世界 

1900年与1949年：两处历史现场

1900年1月1日：早茶

1949年12月31日：寻梦

作为公共舞台的茶馆

坐茶馆与吃闲茶

社交：一个社区和信息中心

茶馆文化：茶馆中的语言和习惯

茶馆休闲的多重角色

第三部分 袍哥：解谜秘密社会

川西乡村的命案与调查

杀死亲生女

调查的开始

佃户“舵把子”

何处是“望镇”

神秘的语言和沟通：袍哥的隐语、身份认同与

政治文化

联络的秘密政治

隐语与自我身份认同

饮茶吟诗中的力量角逐

语言与历史记忆

第四部分 麻将：跨世纪的困惑 

麻将的政治

打麻将引发的官司

争端与居委会

麻将造成的社会问题

麻将问题上的国家与个人

国家对麻将的管控

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矛盾

城市、休闲与日常生活的冲突

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的争论

麻将、休闲以及日常生活

附录 巨区：从长江上游出发 

重庆与成都

城市与茶馆

啯噜与袍哥

啯噜：游民的帮伙

袍哥：四川的哥老会

代跋： 探寻历史的多面性

征引资料目录

主要著述目录

后记 

★一只四川蟋蟀，远离故乡，“在乡愁者的心窝”，唱了近30年的歌

★数十年心血构筑迷人微观世界，百年川地历史讲述“另一个中国”

★收录全新未刊访谈，选入数十幅珍贵插图，麻将研究首次结集出版

★作者五次校订，历时三载成书，精选精编

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微观史研究代表人物王笛教授30年作品精粹。全书以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将目光投注在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 普通市民等小人物的身上，通过档案、口述史、地方志、小说、竹枝词、调查、新闻报道、图片等多种资料，还原了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的日常生活记忆，细致入微地绘制了一幅中国腹地大众公共生活的生动画卷。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人们得以真正深入不同于沿海、华中等城市的“另一个中国”，发现普通民众充满活力的生活世界及其顽强的文化延续性。

王笛，出生于四川成都，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杰出教授、历史系主任。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著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1950-2000）》《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等。相关作品荣获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著作奖、吕梁文学奖等多个图书奖。

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例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得到了全国范围的关注，并引起了一场关于个人权利、集体利益和城市形象的大论辩。故事的主角是28岁的余女士，她住在居民小区一幢普通公寓的二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楼下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设立的居民活动室，那里是小区居民，尤其是退休老年人打麻将的主要场所。不分昼夜的麻将声令余女士和她的孩子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不得不依赖安眠药物以助休息。就此问题，余女士不断向居委会投诉，甚至几番报警，但仍未得到解决。余女士终将居委会告上法庭，指控居民活动室产生的噪音严重危害了她的健康。

这起诉讼引起了当地居民和各路媒体的强烈反响。超过300位居民和20家以上的媒体出席了11月16日举行的次听证会。这一诉讼案之所以吸引了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麻将对百姓生活的影响非同小可。麻将是中国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人们都关注这件案子会如何影响城市的日常生活。另外，这个案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们讨论打麻将是否损害了成都慢节奏的“休闲之都”的声誉？麻将的价值和意义是否需要重新评估，现代生活中是否要保留它的一席之地？健康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又该如何定义？重要的一点是，社会该如何在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寻得平衡？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一向对前者赋予更多地强调，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亦愈发注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说，这起诉讼给了世人一个思考上述问题的机会。

麻将的政治

打麻将引发的官司

将麻将视为社会问题并非新现象，它实际发轫于晚清的城市改革。其时新式知识分子和地方精英将打麻将视为恶习，认为它既浪费时间，又是赌博行为，因此当在查禁之列。20 世纪初，鸦片和赌博成了警察查禁的主要对象，打麻将当然受到波及。然而在辛亥革命以前，较为成功的是查禁鸦片的运动，以麻将为主要形式的赌博在经历了警察反复对住宅、茶馆和街角打麻将的清查惩戒之后却仍然随处可见。虽然清查惩戒打麻将的举措不但表达了改良者们对于赌博的厌恶，更是他们对中国为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彻底否定，但亦没有任何改良能够将业已流行数百年的大众娱乐立即叫停。整个民国时期，麻将依旧盛行于各种公共及私人空间。麻将积习之顽固难除，原因便在于其易于操作、上手轻松，不论作为家庭消闲活动，还是大众娱乐形式，都颇为合适，更不用说其所基于的极其深厚和稳固的文化土壤了。

1949年以后，打麻将被定义为“落后的”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遭到“革命文化”的猛烈抨击，导致这个活动退出了社会交往主要形式的位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社会进步以及社会生活日益宽松，打麻将之风在全国范围内复苏，并达到了史无前*的普及，尽管同时并存着多种别样的娱乐形式，麻将仍是受欢迎的，其流行程度就如一句幽默的段子所言，真是“全国山河一片‘麻’”。

位于中国内陆地区四川省的首府成都，其声名长久以来便和麻将紧密联系，尤以茶馆中的麻将为著名。过去，成都的茶馆是三教九流聚集一处从事种种“勾当”的地方：无事闲聊、散布流言、商谈生意、借债放债、寻找工作，或从事非法活动，或聚集批评国政，或抱怨生活艰难，等等。当然其中亦少不了娱乐项目，如赌博、下棋、打牌以及打麻将。共产党接管成都之后，城市中茶馆的数量急转直下，“文化大革命”时期落至点，但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大幅回升，繁荣程度甚至达到了历史峰。较以往不同的是，茶馆中打麻将的人越来越多，一些居委会也顺应这个潮流， 提供场所供市民，尤其是老年人从事麻将、棋牌等娱乐，有的还佐以茶水点心。类似的机构成了“准茶馆”，不同的则是他们是免税的，也不需要经营执照。余女士案例中的活动室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它俨然成了整个小区的交流中心。

本部分的研究把焦点集中在分析2000 年媒体关于麻将的报道， 考察世纪之交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演变趋势，这些变化反映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其中所涉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尤为明显。人类学家P. 费思塔（Paul Festa）对当代中国麻将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解释了相关社会文化现象，诸如“民族主义”、“中国性”（Chineseness）、“文明性”等问题。他通过麻将的例子来“展现党和国家如何对个人娱乐形式进行规范，以构建民族国家及其消费经济”1，但并未对麻将的历史及社会影响进行分析。相较于费思塔从全国的角度观察麻将问题，我则希望以一个城市个案来提供实证研究。此外，在中国，虽然打麻将过程中往往涉及赌博，但本部分并不以此为关注点，而是着力考察伴随其中的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冲突，以及今日中国市场经济怎样与传统生活方式共存并发生冲突，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形象。此外，面对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来提升城市形象的呼吁，民众、媒体和政府怎样做出反应，亦在本部分中得到分析。通过检视围绕打麻将事件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我希望考察茶馆和茶馆文化是如何反映社会变化的，并尝试探讨整个现代中国城市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怎样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争端与居委会

前文提及之诉讼，于2000年11月16日进行的次法庭听证会为我们提供了不少纠纷的细节：2000年10月7日晚10点20分，居民们在活动室中打麻将的吵闹声，使得余女士和她的小男孩难以入睡。余女士前去劝阻，但没有人理会她。她一怒之下便剪了活动室的电线。第二天早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将余女士在小区门口截住，要她必须对前一晚发生的事进行解释认错后，方能离开上班。面对此种情形，余女士再次报警，前来解决争端的民警建议居委会另择新址设立活动室。居委会于是决定召开一次居民全体会议，商讨解决办法，决定晚上能否打麻将，什么时候关闭活动室等。参加会议的一共有近70 位居民，绝大多数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居委会主任首先解释了这桩打麻将引起的纠纷的经过，并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条款，接着便请居民们自由发言。不难想见，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打麻将。一位72 岁的老人说：“老年活动室应该开！老年人打点麻将娱乐一下是应该的！”接下来人们争相发言，异口同声地认为活动室应该继续开下去，不过在活动室开放时间的问题上，他们同意可以稍作限制。一位老人说：“不能为了她一人的利益牺牲我们大家的利益。”显然，在这个案例中，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间的冲突彰显无遗。在过去，人们总是被告诫“个人应该服从集体”，但余女士的行动明显违背了这一原则。此类行为也许可以被理解为个人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是对过去既定观念的挑战。

在会上，余女士不断重申她的处境，希冀得到别人的理解，并且反复强调：“老年人可以有很多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搞点别的？难道只有打麻将才是娱乐？打麻将也行，但是不能影响别人的休息。”她抱怨有些人从早上8点就开始打麻将，中午吃饭后接着打，并一直“战斗”到深夜。“难道我们也得陪着等到深夜才能休息？”她要求麻将室将开放时间限制为早上10点至中午，以及下午2点到6点，中午及晚间关闭，以保证她和孩子的休息和学习时间。有人对此提议非常不屑，质问她有什么权力去干涉别人的娱乐内容和时间。他们抱怨道：“全院300多户人都不反对打麻将，就你一户闹得凶，你太霸道了！”一个老人生气地嚷嚷道：“你想清静可以，就不要在百寿巷住，就不要在成都住！”余女士微弱的抗争声逐渐被淹没在了批评与质疑中。在会议将近尾声之时，居委会负责人提出投票决断，结果是67票支持晚上打麻将，1票弃权，只有余女士1票反对。作为妥协，居民们同意活动室冬天和夏天的关闭时间分别设在10点和11点，过于吵闹的人则将被请出麻将室。1

面对这样的结果，余女士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唯有将居委会告上法庭。“这样的结局早在意料之中！”余女士说：“在这个异常酷爱打麻将的大环境里，从一开始我就是孤立无援的。但我认为，这样的事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衡定。我决心诉诸法律来讨回自己的权利。这官司我打定了！”1 余女士一共向法庭提出了三点要求：，被告停止在活动室里制造噪音；第二，被告赔偿原告 5000 元医药费和工资损失；第三，被告方支付诉讼费用。面对余女士的诉讼，居委会代表则反复声明居民活动室的设立符合上级规定，是合法的非营利组织。活动室房间的面积连十平方米都不到， 所以人们在其中所产生的噪音并不足以危害余女士的身体健康，而且噪音和余女士的症状之间也没有直接必然的联系。但余女士则出具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医生证明，确认了她神经衰弱的症状；另一份是警方的报告，证实了噪音问题的存在。但法庭认为，这些证明并不足以支持余女士的申诉，并指出此案的关键在于能否证明“打麻将”和“噪音污染”之间的必然联系，因原告被告双方均无法对打麻将是否构成噪声污染进行举证，因此法庭决定安排成都市环境监测局对噪音指数进行测定，并在具体测量数据公布之前暂时休庭，择日再审。

之后不久，被告律师公布了他的调查报告。其中提到，该居委会曾经连续六年被授予“优秀居委会”的荣誉，所以将其称为“麻窝”与事实不符。报告声称他们调查访问了不少居民，当他们将余女士誉为“反麻勇士”时，恰恰忘记了案件事实本身，而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该不该打麻将”的问题上。人们忽略了案件的实质其实是活动室的噪音是否会导致噪声污染，而此类噪音不仅仅会由打麻将产生，更可以因其他活动，比如下象棋、弹钢琴等产生，这与人们是否应该打麻将并没有任何联系。吊诡的是，若噪音来自弹钢琴，那么此番诉讼还会得到媒体如此程度的关注吗？报告认为，余女士非常聪明地利用了民众对麻将的反感，因此能够得到大众的同情和支持。调查报告还指出，原告方“每晚都有一些麻将爱好者在此打麻将至深夜”的说辞并不准确，事实上，除了打麻将，活动室的老人们还下围棋、象棋、跳棋等。居委会设置活动室的初衷符合上级的规定，其目的并非为赢利，而是为了丰富退休老人的业余生活，给他们提供社会交往的空间。因此，被告并未侵犯原告的利益，亦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原告的控诉，即余女士的神经衰弱症状和孩子成绩下降等问题与活动室中打麻将的行为有关联。噪音处处皆有，但法律条文只适用于违反环境保护条款的违规行为。在这个案例中，打麻将产生噪音折射出的更多的是道德问题，而非违法的行径。1

这件案子实际上把政府置于了两难之境。在社会主义的城市中，居委会是社区管控的基层组织。1949年新中国建立伊始，它们便作为城市管理的有效工具而设立，并在各个时期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表现活跃，同样也在为“规范”的社会生活的努力中扮演重要角色。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居委会被定义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全中国有119000 个这样的机构，编织成一张巨大的基层管理网络。同时，因为居委会的主任和成员多从退休居民中直接遴选，所以他们一般与其他居民私交甚笃。作为联系国家和社会的准官方组织，居委会起着维系政府机构和民众之间关系的作用，其功能包括调解邻里纠纷、维持社区治安、保障公众福利，等等，是城市管理体系的基层结构，而为人数不断增长的老年退休人员组织业余休闲活动，则往往成为其重要的任务之一。因此，居委会的这种职能决定了其对老年人打麻将行为的支持。实际上，居委会常常面临着一个尴尬局面：为居民提供打麻将场所有违社会主义道德观，却与其官方定义的职能—丰富居民的业余生活相契合。

麻将造成的社会问题

麻将具有大众娱乐和非法赌博的双重属性。 1949 年之后，政府将赌博列为非法行为，严加惩治，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虽然少数人还在家里打麻将，但公共场合已经不见麻将的踪影。“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运动中，麻将被视为“旧文化”的标志，几乎所有的麻将牌和有关器件或被红卫*销毁，或被惧怕遭到惩罚的人自行处理。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麻将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改变，2市场经济的发展减少了政府对民众私生活的管控，因之给人们的日常消闲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空间。麻将迅速占据了人们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从私家客厅到街角、茶馆甚至工作场所，几乎无处不在，麻将掀起了其前所未有的风潮，人们因此带有贬义地称之为“麻将疯”。 在成都，几乎所有的打麻将活动都会涉及赌博，即使有些赌注非常之小。对于大多数人，甚至包括某些官员和大学教授来说，打几局小赌注的麻将已经成为流行的消遣，而正是“赌”使得这项活动更具吸引力。一名记者曾做出如下估计：2000年时成都有500万人，而春节期间80%的家庭都有麻将局。因此一城之中，同时可能有100万个麻将的“战场”。此类推测尽管往往过于夸张，却反映出了麻将的流行程度。“打点小麻将，吃点麻辣烫，喝点跟斗酒，看点歪录像。”这句顺口溜拿捏住了世纪之交成都老百姓廉价而充满生活气息的日常生活的精髓，是一句颇得人心的调侃。因为大多数老百姓负担不起奢侈消费，所以打麻将便成了他们的选择。现代都市生活节奏明快，麻将的玩法也与旧日不同，过去充满技巧性的玩法如今被改造得更加简单易学，迎合了更多人的偏好和口味。

茶馆，作为百姓小赌一番的理想场所，自然而然会被“麻将风”席卷裹挟。比如致民路的十一街，被人们戏称为“麻将一条街”。在这条只有50米长、10米宽的小街上，竟然开了五家老式茶馆，摆开的麻将桌占了整条街的三分之一，而茶馆外的路面则被自行车和老年车占据。1成都郊区龙泉驿，以春天盛开的桃花远近闻名，吸引了大量游客，这里还举行一年一度的“成都国际桃花节”，却成了“麻将大战”的战场。桃花时节，一些村庄的桃花林中，每天上万人在那里打麻将。又根据2001年3月的一则报道，龙泉山脚下的桃花山庄，107张麻将桌座无虚席。人们表示，“这里才是打麻将的好地方，天气暖和、空气新鲜、景色优美、有吃有喝、服务也周到”。这也引起人们担忧，“踏青赏花的‘桃花节’俨然一场麻将大会战”，桃花节是否会成为“转移阵地”的“麻将节”？ 1

虽然大多数“麻将之战”是其乐融融的“和平”之战，但不时也有各种原因引发的冲突。有的人输了钱，有的人为争座位，便恶语相向，甚至斗殴。比如程某在街边打麻将，刘某站在身后不断给其当参谋，程某听了刘某的建议，输了牌局。当刘某仍然在后面指指点点，程某怒由心生，反身一拳打破了刘某的鼻子。2 另一则事例，八个人在一家“农家乐”中打麻将，和邻桌发生争执，进而动了手。双方互相丢掷茶壶，抡起了椅子，终导致两人受伤。尚有不少家庭纠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