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枣花的故事

前　言

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她踩在父母的肩头上长大成人，带着父母的祝福走向独立和成功。可是，在她实现了梦想的时候，却不能和父母分享，因为父母已经在她留学美国期间谢世了。在美国西北大学举行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她掩藏了心中的悲哀，强颜欢笑地接过梦寐以求的学位证书。得到博士学位本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可这个女孩却满眼泪水，一脸的失落。她的骄傲和喜悦被伤感吞噬了……对她来说，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她的努力就没有太大的意义。孤独的她闭上了眼睛，自责自己竟然相信父母的在天之灵会在她需要的时候出现的鬼话。她希望自己是个疯子，能在虚幻中和父母团聚，哪怕只是看一眼微笑的父亲和挂着泪水的母亲，也足以让她开心。她甚至不会计较父亲惯用的让她快走开的手势。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父母的缺席让这个女孩失望，她不知所措地捧着博士学位证书发呆。

我就是这个在实现目标之后不知道该去何处向父母报捷的女孩。博士毕业已经15年了，当年的假装开心折磨了我多年，心中满是对父母的愧疚。我遗憾父母和姐妹没有出席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的毕业典礼，更伤感不能和父母分享我的成功，因为读大学是我们这代人的奢望，是父母的梦想。

我是一个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传统女人，非常理解和敬重中国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为了让孩子们过得好，父母们会忍辱负重，把委屈压在心底，心甘情愿地做孩子们成长的垫脚石。我的父母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不管工作得有多辛苦，生存得有多卑微都没有怨言。他们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要争气，把书读好，不要让他们丢面子。我很孝顺，能体贴父母的良苦用心，把父母的愿望放在心里，希望能有一天把骄傲挂在父母的脸上。可是，由于我的野心膨胀，我没有邀请父母到美国史密斯学院见证我拿到学士和硕士学位。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得到学士和硕士学位只是不足挂齿的暖身项目；而得到博士学位才是大孝，这才是一个可以让父母扬眉吐气的礼物。可是，父母的谢世让我的计划泡汤，让我的努力失去了意义，也让我失去了邀请他们参加我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的机会。事后，我开始反省自己的自私，因为在计划的时候我只想到自己，把为父母争光用作托词。痛定思痛后，我开始厌恶自己的自私和对孝顺的亵渎，因为让父母在等待中辞世是我的过错，我不能原谅
自己。

我犯的个错误，是把向父母证明自己作为奋斗的目标。我忘记了对父母表白情意也是孝顺的方式。因为误解我怨恨了父亲很多年，直到父亲去世，也没有和父亲真正修好。我一直停留在抱怨父亲对我的严格和挑剔上，把父亲对我的严厉看作惩罚，却没有留意父亲的默默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买一台“砖头”收录机作为英文学习工具很奢侈，买一套英文版的《新概念英语》很昂贵，可是父亲却毫不犹豫地买来送给我，因为我告诉他我想学英文。为了躲避父亲，我在17岁的时候违背父命逃到了敦煌；在懂得了父亲的激将法后，却没有向父亲坦白我的谅解。我把赢得荣誉、让父亲刮目相看当作了人生目标。我把雪耻的决心带到了美国，一心一意地准备了10年，计划把博士学位作为一份重礼献给父母。我想代表姐妹圆父亲的大学梦，因为我知道这是父亲想要的礼物。可我犯了许多游子都犯的错误：在奋斗中把自我放在了位而忽视了父母的情感需求。直到今天，我依然懊悔没有给父母坐飞机到美国旅游的体验。我懊悔没有打开心灵之窗，给父母了解我的机会，向他们诉说我的孤独和悲哀。我懊悔没有让父母知道，我全力以赴地努力为的是把奢侈和荣誉送给他们。我想告诉他们，我心疼他们一生兢兢业业又一生贫寒。尽管我在取得每一个荣誉或学位的时候都会想到父母，可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心意。妄图用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来洗脱对父母的愧疚，让我羞愧不已。

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在匆匆赶路的时候忘记陪伴父母，失去了了解父母的机会。高考落榜后，我把弥补自己对父母的亏欠看得很重，把成功看得很重，忘记了做女儿的责任。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观念，我天真地认为我有很多的时间来孝顺父母，可我忽视了父母在变老，等待的时间在递减的自然规律。在国内的时候，我吝啬陪伴父母的时间，常常找借口躲避回家探亲。到美国留学后，我隔着太平洋想家，但为了尽快拿到学位，我在留学后的前三年没有回过家。当拿到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时候，我让冰冷的电话线传递了我的喜悦。当我在电话中听到父亲微微发颤的声音和母亲低低的抽泣声时，我捧着电话在流泪，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考虑不周。在得到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孤独地站在台上寻找着父母的身影，脑中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问题：“爸爸妈妈会不会知道我成了博士？”我甚至遐想父母站在家门口向我招手的样子。当意识到父母不在的时候，我流泪了，愧悔自己对永远沉睡在中国西北戈壁滩上的父母的不用心。我后悔没有在父母活着的时候照顾好他们，没有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在床头尽孝，没有在他们“启程”的时候送他们一程。

我犯的第三个错误，是错过涌泉相报滴水之恩的机会。我的成功不全靠我个人的努力，还有我身边一群人的付出。一路走来，我欠下很多人情债。我羡慕旧时代的人，因为金钱和权力拉开了施恩者和受惠者的距离，让受惠者在脱胎换骨之后有回报恩人的机会——至少在文学作品中是这样描述的。我不想把接受他人的恩惠当作理所当然，更不想做忘恩负义之人，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些帮助过我的好人。我相信报恩可以慢慢来，可没有想到做起来会如此的艰难。步入社会以来，我一直努力做好人，全力以赴地奋斗，希望在成功后报答帮助过我的好人。可是，世道变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格外复杂，即使我有心，把握报恩的机会也很难。因为不堪内心的压力，我通过间接报恩来减少自己的愧疚，把同样的恩惠传递给他人。可我依旧无奈和悲哀，因为我无法报答那些地位、财富和实力都远远地超过自己的好人。

对父母和朋友的不用心让我夜不能寐，过得辛苦。我不敢忘记老领导的提拔、老师的指导、朋友的宽容和家人的不离不弃，是他们帮我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得到重塑自己的机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一直在努力回报当年得到的恩惠，可我依旧错过了对一些好人说谢谢的机会。当我弱小的时候，我只能仰视自己的恩人，叹息自己人微言轻，悲哀自己不够强大，没有扭转乾坤的实力。当我后站起来的时候，早已事过境迁，错过良机。为了安慰自己，我帮助很多中国学子实现了留学美国的梦想。在事业上，我全力提携后进者，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而不图回报。可是，无论如何努力，我始终有一种未曾尽力的悲凉感。对帮助过我的前辈来说，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善举是送给一个陷入困境的弱者的救命稻草。既然欠钱还钱、欠债还债是天经地义的，我不敢认同“大恩不言谢”的言论。我后悔自己等待太久，动作太慢。即使有点晚了，但我希望大家能看到我的诚意，因为我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信义之人。

我把我的心声写出来为的是放下愧疚，轻松生活。与其说这是回忆录，不如说是我欠大家的一份情。不管帮助过我的人是不是在乎，我依然想表白我的心意。父母的鞭策、家人的守护和友人的陪伴助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通过记录影响我成长的人（父母、导师、旧识、友人和家人）、我生活过的地方（甘肃安西、敦煌，美国麻省北汉普顿市、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市和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市）和想念的旧物（沙枣花、日本园林、密歇根湖和蓝色奶酪），我想告诉大家，我没有忘记我从哪里出发，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我的好人。当我散步在史密斯学院的天堂湖和日本园林的时候，当我倾听密歇根湖的涛声、品尝芝加哥的蓝色奶酪的时候，我铭记着新朋老友的情意。当我面对癌症的时候，我感动的是家人的不离不弃。当我登上了事业高峰成为一名学者的时候，我感谢导师和教授们的栽培。作为女人，我很知足，因为我在美国找到了知音和伴侣。作为母亲，我很努力，把女儿培养成了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作为朋友，我羞愧没有把心中的感激说出来。

我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为的是公开致谢帮助过我的好人们。我想告诉他们，我没有辜负他们的提携和守护，一直在做好的自己。我希望能在想感激的人离开之前，牵挂的人变老之前，在意的人退出舞台之前说出我的感恩。如果没有这些好人，我一定会输在基础太差、条件不好和没有依靠的起跑线上。命运戏弄了我的求学生涯后，这些好人帮我这个高考落榜生重新站了起来。我真心地感谢养育过我的父母，扶持过我的前辈，支持过我的旧识和守护我的家人。

我写出我的感恩为的是让后来者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在乎自己身边的人。听故事的人不必认识我写到的人或熟悉我经历的事，我和盘托出的目的是想让读者在我的叙述中看到我的成长历程和那些好人的付出。除了敦煌研究院的段文杰院长，美国史密斯学院的玛莉琳·瑞教授，美国西北大学的胡素馨教授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太史文教授外，我的恩人们大多是鲜有人知的“普通人”。他们是我的中学同学、退休的美国建筑师和工程师、家庭主妇、前同事（会计、讲解员）和旧识。我的父母、丈夫、婆家人和女儿更是普通，他们像世上所有人的家人一样，默默地关注着我的成长，陪我经受各种考验。和这些好人有缘相识和并肩前行是我此生的造化。和戈壁沙枣花谈心事，在日本园林中减压，在密歇根湖畔哭泣和在家庭园林中微笑是我幸福人生的全部。

我感恩好人们的善良和大自然的无私。

这是美国艺术史专家杨薇博士的真实回忆。她出生于支边青年家庭，与父亲关系紧张，与环境格格不入；她1979年高考落榜，用15年的时间成为敦煌研究院业务骨干，却毅然离职，只为一个自费留学的机会；她曾拥有令众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却敢于撕开“美满”的假象，换来各自安好。*终，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童年阴影与父亲和解，考入美国名校，以博士身份创业，成为美国法庭认证的中国艺术专家证人，又收获了不易的爱情。这是一个女性在选择与努力中成长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反思与感恩的故事。

杨薇，美籍华人，博士，活跃在美国东部的自由学者，中国艺术史专家和职业评估师。她是美国杨薇亚洲艺术咨询和评估公司的创始人，美国评估师协会认证的资深亚洲艺术评估师、私有财产评估审核和管理专员，美国法庭认证的中国艺术专家证人。1981—1995年任职于敦煌研究院接待部，曾担任接待部副主任。1997年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学院，获得艺术史学士学位，1998年获得该校硕士学位，2005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目 录

独　白                  001

少年沙枣花（1979）

沙枣花                  009

父　亲                  018

母 亲                  030

落榜生                  041

成长在敦煌（1980—1995）

讲解员                  051

友　人                  059

婚　变                  067

贵　人                  079

留学和创业在美国（1995—2005）

博　导                  093

日本园林               102

密歇根湖               114

蓝色奶酪               121

创 业                  128

亲　情

堂　兄                  143

女　儿                  150

丈　夫                  162

婆家人                  177

结束语　做好的自己 195

后　记  201

这是美国艺术史专家杨薇博士的真实回忆。她出生于支边青年家庭，与父亲关系紧张，与环境格格不入；她1979年高考落榜，用15年的时间成为敦煌研究院业务骨干，却毅然离职，只为一个自费留学的机会；她曾拥有令众人羡慕的幸福家庭，却敢于撕开“美满”的假象，换来各自安好。*终，她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童年阴影与父亲和解，考入美国名校，以博士身份创业，成为美国法庭认证的中国艺术专家证人，又收获了不易的爱情。这是一个女性在选择与努力中成长的故事，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反思与感恩的故事。

杨薇，美籍华人，博士，活跃在美国东部的自由学者，中国艺术史专家和职业评估师。她是美国杨薇亚洲艺术咨询和评估公司的创始人，美国评估师协会认证的资深亚洲艺术评估师、私有财产评估审核和管理专员，美国法庭认证的中国艺术专家证人。1981—1995年任职于敦煌研究院接待部，曾担任接待部副主任。1997年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学院，获得艺术史学士学位，1998年获得该校硕士学位，2005获得美国西北大学博士学位。

独　白

我是谁？我时常问我的先生太史文。他告诉我说：“你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美术史学家，一个艺术评估师，一个创业者，一个作家。”仔细想想，太史文的话很有道理。我的确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扮演过各种各样的角色。但是太史文忽略了我的一个重要的身份——一个20世纪90年代初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我很看重这个身份，因为它代表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尽管心中略有不爽，我不埋怨先生想不起我的留学生身份，因为他只看到了我的现在，即付出和努力的结果，却没有想起我从哪里出发。我不苛责朋友们不了解我的过去，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过我昨日的卑微。为了荣誉，我付出了爱情、青春和健康。为了重生，我32岁背井离乡，辞女别母，踏上了艰难的留学之路。尽管前途未卜，但我一意孤行地走出了国门，因为我想救自己。面对今天的成就，我不敢苟同我是命运的骄子的说法，因为我付出的不仅仅有青春、泪水和汗水，还有情意。

我的故事是20世纪90年代一个中国自费留学生的故事，一个贫困学子通过努力改写命运的故事。

我是一个满腹委屈的人。我很怜惜自己少年时代的无助和卑微。我家在甘肃省安西县（现瓜州县），河西走廊尾部的一座小城。在我的记忆里，沙枣花是这座小城美的颜色，也是对我少年时代的好诠释。因为生不逢时，我成长得艰难，度过了孤独的少年生活。因为我是三个女儿中的老二，往往是那个不被重视的孩子。因为父母是有“政治问题”的外地人，我们一家生活得艰难。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气盛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受到停薪留职去农村劳动的处分。母亲因为父亲的问题而备受欺凌，艰难地担起养育三个幼女的责任。想到母亲当年的谨慎小心，害怕给家里带来灾难的惊慌样子，我依旧心痛。因为少不更事，我的桀骜不驯和倔强带给了父母更多的屈辱，我忘不了父母因我而低三下四地给邻居赔笑脸道歉的样子。因为在意父亲眼中的质疑或不满，我在17岁那年离开父母到外地工作，为的是找到昂首挺胸做人的机会。我渴望父爱，怨恨父亲的冷漠，所以一直很反叛父母，试图得到他们的注意。当我打架流鼻血或受伤跑回家后，我希望父亲能问我打架的原因或伤得重不重，而不只是责备我在外面闯祸。高考落榜和就业无望更是雪上加霜，让我彻底失去了面对父母的勇气。

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可是，高考落榜击垮了我的自信，让我变得脆弱多疑。出生在火红的20世纪60年代，被锁进多变的70年代和改革的80年代，这固然不是我的过错，我却为生活在那个时代付出了代价。高考落榜伤到了我的自尊心，落榜后的就业无望点燃了我反击的烈火。因为父母无权无势，我没有在当地就业的可能，只能离家到敦煌寻求一片天地。自17岁到敦煌后，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雪耻的誓言。可是，命途多舛，在敦煌的15年是我被高考落榜的阴影折磨的15年，处境尴尬，生活被动。

我是一个不信命运的人。1979年的高考失利和就业无望曾经让我颓废，“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现实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即使不甘命运的安排，但我不敢为自己大声辩解，因为上大学是我脱离困境的机会。在敦煌工作的15年里，我饱受没有大学学历的屈辱，低声哀叹自己的无力。

1995年当得到留学美国的机会的时候，我正式启动了自救的工程。即使在28岁时担任了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副主任，但没有文凭的压力和任人驱使的被动仍然让我自卑。因为我相信知识是强大自己的武器，我不惜代价地寻找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国内的处级职务、中级业务职称、优厚的生活条件和陪伴幼女的天伦之乐让我犹豫不决，但到美国读本科拿学位的诱惑仍让我做出背水一战的决定。我捧着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为了留学，我放弃了国内的所有。到美国后的艰难和无助没有击垮我坚持的信念，因为我不能失败。当我在美国打工辛苦得落泪时，我不敢退缩自怜，害怕自己会一蹶不振。当天天吃廉价面包夹果酱咽不下去的时候，我不敢抱怨，因为我相信苦尽会甘来。因为不会用电脑，我通宵达旦地打印论文，每打错一个单词都必须从头开始。因为怕打印机咯吱咯吱的响声会影响到隔壁同学的休息，我把枕头放在打印机上以降低噪声。因为没有车，我步行两个小时到价格便宜的超市购物，为的是能节省开支。为了能以短的时间拿到学位，我过着“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一线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在留学的3年中，我没有回国探亲，没有参加过舞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有在周末休息过，终于完成本科课程得到了学士学位。自知天分不够，我不敢偷懒，把保持成绩优秀以得到下一年的奖学金作为努力的目标。当留学两年后，我拿到美国史密斯学院的学士学位时，我得到了抬头挺胸做人的资格；在留学的第三年，我拿到该校的硕士学位；第十年，拿到了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学位，我证明了自己的优秀。我为自己的坚持不懈骄傲，用行动证明了被大学拒之门外的落榜生不一定是庸才。我仍记得在获得艺术史学士学位和东亚佛教艺术硕士学位后，我睡了整整两天，算是对自己的奖励。留学美国改变了我的生存观和事业观，唤醒了我的自信。

我是一个敢追梦的人，尽管追到的梦想不是我的选择。我从小想做医生或律师，可在美国却选修了美术史专业，终做了一个哲学博士。说来惭愧，我选择美术史专业是因为这个专业的奖学金。放弃医生梦和律师梦让我不自在，但是成为一个中国美术史学家也算是歪打正着。获得美国名校的三个学位给了我很大的慰藉；而且，我渐渐地喜欢上了美术史专业，算是不错的结局。在获得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学位后，我不满足做一个教授而弃教从商，走上了一条文科博士创业的道路，因为我想看看自己除了读书外有无其他的特长，我想找到适合自己性格的职业。在我的眼中，创业比教书搞研究更刺激，更有挑战性，更能发挥我的特长。博士毕业后，我辞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工作，创立了一个以中国艺术为主的亚洲艺术咨询和评估公司，圆了自己的创业梦。其实，我曾对是否离开大学讲堂很犹豫，但创业的破釜沉舟的悲壮更让我动心，我抵御不了自己想试一试的欲望。在我的亚洲艺术咨询和评估公司成为美国业界的金牌公司的第十五年时，我才敢为自己的大胆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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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愿意进步的人。这一路走来，我理解深刻的是祸福相依的法则和谦虚的力量。高考落榜